■ 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 安江林
[上接02版]
各国和各地区的产业体系、流通体系要融入全球化的供给体系，它就必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公平、互利的分工合作关系，将自己拥有的、存在许多缺陷的产业体系融合到全球统一的产业体系之中，以特殊的分工地位从事全球性的亦即全面性的生产，同时从全球的产出中分配到相应的、公平合理的经济收益，从全球市场上购买到本国居民所需要的消费品，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每一个国家、地区要实现自身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大致平衡和良性循环，它就必须放弃自成一体、自我循环的孤立性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加入到世界性的经济结构体系和运行过程中。否则，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它必然面临要素稀缺、分工不发达、生产能力有限、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等制约因素，导致产业结构畸形、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品短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并由此积累成为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持续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意味着在地区间和世界性的竞争中走向没落和衰败。所以，效率和效益是国家命运的基础，而分工合作则是产生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为了不致葬送已有的发展成就甚至陷入没落和衰败的命运，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将国际合作视为增进共同利益和实现共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时有抬头，但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缺陷及其引致的经济运行不良、增长缓慢和经济社会危机，总是迫使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有所收敛，迫使干扰自由贸易的政策行为不得不重新回到国际合作的轨道上来。开放和合作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闭关锁国和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窒息经济发展活力的桎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依赖日益发达的国际合作和统一的国际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正常运行和更快发展。
2、国际合作成为遏制国际冲突的主要力量
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合作的根本推动力是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在本质上乃是合作各方生存、发展的需要和条件。经济合作受到阻碍、干扰或破坏，意味着合作各方生存、发展的重大需要落空，或者各方失去生存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条件。合作各方的经济贸易数量越大，各方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合作关系也就会朝着越来越紧密的方向发展。合作关系越紧密，合作各方的各类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相互渗透的程度就越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谁也离不开谁的融合度、依存度就越高。所以，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基础。
然而，发展国际合作、维护统一的国际市场，总是伴随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这些矛盾、冲突、对抗的本质性、基础性的原因，乃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对抗的终极性原因，就是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矛盾的激化。每一个国家、民族为了避免因自身的种种局限而陷入经济社会危机，就必须寻求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互利合作。但是，由于国家、民族、地区等利益主体在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习惯、综合实力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在全球再生产体系中所占有的资源、所具有的能力、所得到的利益和机会，甚至所拥有的发言权等是不均等的，它们实现自身发展和寻求对外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在全球再生产运行、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必然产生不间断的分歧、摩擦、冲突、对抗。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这样的利益主体，它是以掌握着军队、警察等一整套的暴力手段和拥有对内对外使用武力的强制性权力为其重要特征的，这就使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因综合实力的差异和暴力手段的介入而更加不易达到公平合理。大国、富国在维护和争夺利益方面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而小国、穷国则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摩擦、冲突、对抗，往往容易转化、升级为军事的对抗和冲突。由此使国际间的合作发展总是受制于利益分配的难题，不仅伴随着各种经济风险，也面临着政治和军事的风险。
然而，军事的对抗和冲突从来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门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同样，掌握武装力量的现代各国的各种类型的“君主”们，同样不能对国际合作、自由贸易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号施令。恩格斯当年针对暴力决定经济情况的错误观点时曾说过，用枪炮是不可能把“世界贸易”等现代经济发展的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的，因为经济不是由军事暴力决定的，相反，军事暴力却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63-164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在合作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旋律的现代条件下，诉诸军事手段只能对世界和各当事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只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可以不断地消减、冲淡、化解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摩擦、冲突、对抗，并且最终将彻底消除各种暴力冲突干扰经济发展的现象。但是，以共同利益消除暴力冲突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国际合作只能在公平战胜垄断、协调战胜失衡、合作战胜对抗的一步步努力中艰难前行。
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以来，国家间的合作发展不断地向传统的国家关系、国家界限和国际政治格局提出挑战，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加强联系、寻求沟通、避免对抗和进行全面合作的基础。为了解决共同的经济问题，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开放、合作的政策方向，超越制度、文化、民族、国情的差异，建立体现共同利益的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区和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组织、地域经济组织，制定和实行“跨制度”、“跨文化”的贸易规则，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数十年的繁荣时期。在各种国际合作组织、地域经济组织中，最普遍的一种联合体的形式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和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联盟、拉美经济体系等。区域经济集团是区域内许多国家实现稳定合作和走向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性组织形式，同时也是一些集团与另一些集团角逐利益的带有一定狭隘性的联合体。区域经济集团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区等，无疑是国际化条件下解决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矛盾的较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单个国家的独立性经济体过渡到全球一体化组织的一种中间形态。这种地域经济组织形式在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发展和化解、遏制区域冲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区和各种国际合作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表明，人类只能通过曲折、迂回的道路，推动国际合作的升级和发展，逐步提高全球经济的运行和治理水平，实现全球性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3、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运动推动现代国际合作进到更高级的水平
区域经济集团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区等超国家经济组织的优势、作用、局限性及其引发或面临的各种问题表明，正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推动现代国际合作不断突破旧的体制和利益格局的限制，进到更高级的水平。合作伙伴国不得不一再放弃、搁置长期存在的国情差异、政治分歧甚至军事对抗，寻求经济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原先仅以贸易为主的合作，演变为国与国之间寻求日益全面化的政策和制度的“对接”。通过产业链和发展战略、政策、制度的对接，加快产业的跨国衔接、跨国移植和国际融合。走向全面化的政策对接和产业融合，减少了体制、政策、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扩展了国际市场，缩短了高加工度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由萌芽、幼稚阶段到成熟、发达阶段的成长周期，使这些国家有条件在短期内引进、嫁接甚至“买进”先进生产能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出口高端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国家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市场。
从贸易、投资到战略、政策、体制的全面合作能够使经济要素更快流动，并在最佳的区点上实现优化配置，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的效率、效益水平和社会成员的收入、消费水平提高，达到以全面的、低成本的全球化生产体系满足全面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近代以来，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占得先机，分享到最大或次大利益的经济体。上世纪60到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它们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国际合作。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资源为主的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同时中国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其他国家不曾有的贡献。就人口数量以及许多相应的经济指标和潜在的经济规模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将成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大国、服务大国、消费大国和经济强国，甚至成为世界上产业体系最齐全的经济体。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可能成为自给自足之国。相反，中国将发展成为更加依靠全世界的资源和条件来从事生产、贸易、分配和消费的国家。在国内，各地区间面临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与世界各国间的这种矛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性质有所不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和经济大国，将国内的各类地区组织成为类似于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的联合体的分工合作体系，实现产业体系相对齐全、分工和协作体系高度发达、贸易规模巨大、发展速度较快、生产与消费基本适应、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目标，肯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优越性。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代替国际间的全面合作。只有国内地区间的全面分工合作与全球各国的全面分工合作紧密结合，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其他国家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也就更多。近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加快了这些国家由资源型、农牧业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到加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步伐，使这些国家能够在高起点上实现工业化。中国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参股、并购等对外投资方式，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中国的高增长市场需求和大规模投资能力结合成一种国际化的共同发展过程，以便捷而低成本的途径，跨越了技术升级换代和高端产业循序成长的某些阶段，在一些关键性产业领域实现了由缺乏独立知识产权到领先世界、拥有知名品牌的“跳跃式”发展。
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中，中国的巨大市场可以拉动更多国家的产业发展，中国庞大而复杂的产业体系及其输出的产品、服务和投资，可以降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运行成本。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将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要始终顺应世界经济运行中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矛盾的规律，把握好这一规律在新时期、新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特点，主动担当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升级的责任。一方面要发挥好自身的优势，发展平等而普惠的国际合作，给世界各国带来不断增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尽最大努力化解、消除影响国际合作的分歧、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则要创新国际合作的方式，主动推动国际合作的发展和升级，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和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只有不断创造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的新成就，才能以最快和最节省的方式加快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增强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作用。
三、“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建立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创举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国际合作向建立全球化再生产体系这一更高水平发展。中国版的跨国经济带，就是一种“跨制度”、“跨文化”的国际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旨在有效解决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矛盾和重大问题，推动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升级的一种创造性举措。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解决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以下突出问题：推动世界交通大通道和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球各地的互联互通水平;推动跨国企业发展，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国际分工水平，深化各国之间的优劣互补和全面合作;以“一带一路”轴带网络建设推动全球产业分布趋于合理，促进产业、人口、城镇向条件优越的轴带沿线聚集，提高轴带沿线及其辐射区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以“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合作带动全人类的全面依赖和广泛合作，为弱化以致消除地区冲突、加快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基础。
(一)建设发达的国际互联互通网络
为了解决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与消费亦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尽量缩短产品由生产者到达消费者手中时间，需要更加发达的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金融、信息等中介产业。“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正在启发、引导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和参与全球互联互通设施的建设，为产业的跨国关联和经济合作升级奠定基础。
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滞后，成为实现全球性供需平衡的首要瓶颈，由此推动了这些产业的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给性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社会必须以占绝对优势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来生产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空间流动和交换的数量并不大，因而社会用于商业和交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占比也较小。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条件下，由于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经济交往的广度、深度的提高，社会投入到消费品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在迅速减少，而投入到商业、运输等流通领域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在快速增加。这种变化使原来仅仅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的商业，发展成为以商贸产业为主导的日益发达的企业、行业、地区、国家间的商贸合作体系。相应地，以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为主要环节的物流产业，以及以通信为主导的信息服务业等，由此成为快速发展的复合型产业。提高互联互通水平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前提，也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
交通运输是组织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尤其是实现全球再生产循环的基础条件。运输经济学的有关研究在总结13世纪以来的几次运输和物流革命后指出，“良好的运输条件提供了低廉的运输成本，服务于更为广阔的市场，并通过大范围的运输活动实现大规模生产”，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英)Kenneth Button著，李晶、吕靖、贾晓惠等译.运输经济学[M]，第361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统计数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的“流动性和财富之间存在的联系”，譬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和居民享受到的运输流动性”之间的关联关系，(同上书，第41页)并且表明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人均收入水平与运输量、运输水平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正相关关系。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扩张和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都对交通运输能力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尤其是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加依赖交通条件，“全球贸易增长本身是由于运输的改进而产生的”，((英)Kenneth Button著，李晶、吕靖、贾晓惠等译.运输经济学[M]，第361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在交通条件更好的区域内特别是交通条件改善更快的国家集团内，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亚、东南亚等区域内，国际贸易能够获得更快发展。
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地区、国家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由于大规模生产、更广阔的市场、人均收入增长与大范围运输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了陆地、海洋、内河、航空、管道等运输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水平。但是，交通运输落后仍然是制约许多国家以至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瓶颈。覆盖亚洲主要地区并连通欧洲与亚洲的泛亚铁路建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谋划，至今仍未实现其主要目标。覆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铁路网比泛亚铁路的状况还要落后。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铁路、公路、海运等主要交通设施过于落后，其经济长期陷于“贫困—闭塞—相对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首要障碍，就来自于以交通为主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滞后。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步骤，就是突破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的交通瓶颈制约，提高亚欧非以至全球的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各经济体之间加速构建超越国界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形成以区域分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体系。互联互通的根本性要求是交通运输和通信的全面便捷化。互联互通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适应产品生产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的要求并与产品生产紧密相结合的一种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能够把空间上缺乏联系的经济体及其经济活动连结成整体，把局限于一个个地区内的产业衔接成跨地区的产业链条，使各自孤立发展的地区、国家融合成具有新质和更强发展能力的更大经济系统。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实质上就是通过提高交通、通信领域的生产力来带动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推动国家和全球社会经济体系由松散结构向紧密结构过渡，进而推动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整体更加均衡发展的一种机制。
实现国家间交通和通信的互联互通必然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要求这些领域在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实现统一。共同的亦即一体化的运输政策曾经是促进欧盟这一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欧盟在实现共同体的发展目标中，“共同运输政策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避免共同体得到扩大而各国“仍旧处于零散状态”的弊病，欧盟曾对成员国各自的运输网络和体制结构进行了改革。各成员国实行一体化的运输政策和相关政策，建立起“完整的欧洲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体系”和“泛欧运输网络”，为自由贸易扫清了障碍，(同上书，第375—379页)进而为各国走向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合作国增强政治互信，重大问题上形成广泛共识，消除地缘政治、国际博弈、文化对抗等消极因素，去除相互间的战略疑虑;需要合作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健全的内在发展机制，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方面具有更大的互补性，消除因发展水平和政治、社会、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合作障碍;需要统一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动准则、技术标准等，使经济交往能够顺畅进行，经济合作能够不断提高效率、效益。实现这些方面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在推进不同的地区、国家之间走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融合和一体化，形成经济、政治、安全的共同体。实现互联互通，一般来说首先是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其次才是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首先是邻国之间或区域组织内部各成员国的互联互通，其次才是区域组织成员国与外部的互联互通。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外部更加发达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有力地推动一国内部或区域组织内部加快互联互通的步伐。
中国在互联互通建设领域初步形成了国际领先的综合优势，具有影响和提高亚洲及相邻地区互联互通水平的技术资金基础，加快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交通通道“轴-辐”框架的建设步伐。作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枢纽国，中国倡导和引领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体系建设，面向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俄罗斯等，正在建设更加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中国依靠自身经济实力的较快增长并与合作伙伴国的共同努力，在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互联互通水平方面将取得以下重大进展：进一步推动各种运输方式向着大型化、重载化、高速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使以往时代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宏大的交通工程面前陆续变成坦途;建设连通五大洲和四大洋的海陆空运输网和通信网络，重点建设连通主要经济聚集区的高速交通线和综合性的海陆交通通道，缩短全球各类经济体进行交往的空间距离，使不同国家之间和各国的地区之间形成距离迅速拉近的“同城化”、“同地化”交往条件;将高效和大运量交通通道两侧地区发展成互利合作的产业密集带，使国际和国内的产业链、经济协作链更加紧密;协商解决互联互通所涉及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在政策、制度、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实现对接和统一;适应国家、地区在更高水平上建立资源、产业、综合条件方面的互补、协作、联合关系的需要，超前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为全球供应链的衔接、升级和经济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支撑。
(二)推动跨国企业的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片面性与消费全面性的矛盾，推动了跨国经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生产与消费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跨国投资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以及“跨国指数”等指标的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跨国公司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全球公司”，其经营和发展战略成为一种“将公司的要素优势与各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以追求资源效用最大化的全球战略。(杜德斌、冯春萍等主编：《世界经济地理》，第8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北京)公司将其经营的所有行业、产品以及每一种产品从研发、生产到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分解到全球的数十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个企业，并且通过分包、许可协议、联合研发、以技术换市场等战略联盟的形式，与其他公司建立外部合作、联合的网络。[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