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
姜鲁鸣：国防经济学界的领军者
“国防经济剑与犁，融合发展任驰骋”。近年来，姜鲁鸣教授在军民融合发展、国防费经济学、中国国防经济史、现代国防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
1985年，经济史硕士毕业的姜鲁鸣被分配到国防大学任教。那时，正赶上学校迈出军地融合研究的第一步。“军地融合”，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概念。在国防经济学先行者库桂生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作为研究团队的一员，姜鲁鸣一头扎进新领域里，这一扎就是32年。“国防经济学研究要创新——新的研究思路、新的研究方法、发掘新的资料、注重新的论证、提出新的见解。”姜鲁鸣教授信奉一点：科研创新永无止境。从教30年来，姜鲁鸣的学术科研可谓战果斐然，创造了许多“最早”、“最先”和“首次”。
上世纪90年代，他最先把西方国防经济学说引入研究，带领团队翻译了主译并审校的《国防经济学手册》第一、二卷（共170万字），为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原理以及前沿问题的译著，主编的《现代国防经济学导论》是国内第一本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和工具阐释国防经济原理的专著。这两本书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中国国防经济学转型”问题的大讨论，是目前国内军队和地方高校国防经济专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基本教材之一。他主责、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项目12项，国家部委、军队各项课题23项，出版个人专著4部，两人合写著作8部，主编及3人以上合著35部。他从史学视角研究国防经济，独树一帜，撰写了《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个人专著）、《中国国防经济史》（与库桂生教授合著）作为国内本学科最早的专业书籍，是中国国防经济史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耗时8年、共98万字的《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1840-2009》，是我国第一部将中国近代和现代国防经济发展贯通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著作，全书共4篇34章，两人合写，姜鲁鸣教授写了52万字，为该书第一作者。姜鲁鸣教授个人专著《中国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一书是我国首部系统研究我国国防预算制度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国家财政部国防司、总后勤部财务部等部门批量购书，对相关工作和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同时，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军民融合年度报告《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3》，并在国防大学首长和教研部领导的指导下，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军民融合年度发展报告2014、2015、2016。在《经济研究》、《中国军事科学》等全国A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其余各类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其中《中国国防预算制度非均衡态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论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军事科学》2005年第5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资源均衡配置》（《财经研究》2007年第3期）、《试论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军事科学》2008年第5期）、《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确保国防经济科学发展》（《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09年第36期）、《中国共产党对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军事科学》2011年第3期）等重要论文，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决策领域以及国防经济学界也产生深刻影响。另外，姜鲁鸣的论文还入选了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姜鲁鸣敢于否定自我，勇于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填补学术空白。这是姜鲁鸣在学术研究中砥砺出的理论风格。目前，该同志在军民融合发展、国防费经济学、中国国防经济史、现代国防经济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共有31项成果获国家和军队奖励，其中，独自或排名第一的获奖项目有：全军军事学术研讨特别奖1项，全国国民经济动员学术一等奖1项，全军军事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１项，全军优秀政治理论成果二等奖2项，军队优秀政治理论成果三等奖3项，国防大学著书立说成果一等奖1项，国防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5项，国防大学十大理论创新观点奖１项，全军育才金奖1项。2010年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
在政策咨询方面，姜鲁鸣的贡献同样突出。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尤其是军民融合方面的咨询报告，共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达48份，其中，获政治局常委批示8人次，军委首长批示13人次，国务院领导批示18人次。特别是《我国亟待建立稀缺战略矿产资源管储制度》、《架起战略规划与军费预算的桥梁》、《关于加快完善军营开放制度的建议》、《国家机构改革应统筹兼顾国防建设》、《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及对策研究》、《加快实施“开发先行”南海战略的对策建议》等研究报告，对国家和军委相关决策产生了重要政策影响。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重大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研究》、2011年度全军军事科学研究计划课题《军民融合式发展中的军事需求管理研究》等专项研究成果，为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也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近年来，该同志还参与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军民融合促进法》提案、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献的起草，还连续多年参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白皮书）》等重要文献的研究写作。
姜鲁鸣作为国防大学第一、二、三、四届学科学术带头人，长期担任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对国防经济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每年组织拟定“国防经济科研课题指南”，分送全国全军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任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组织和评估了各单位完成的军民融合重大课题研究200多项，有效凝聚了国内的国防经济研究力量。二是组织筹办了9届全国性国防经济学学术年会和14次其他学术研讨会。三是任杂志常务副主编9年，对国防经济专业学术期刊《中国国防经济》杂志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在任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国防大学国防经济学科点被批准设立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同时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为目前已获得的军队2110重点建设学科奠定了基础。所在研究中心多次被评为优秀科研集体，荣立集体三等功，并获多项荣誉和奖励。
姜鲁鸣教授作为整个学术团队的带头人获得第5届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目前，该同志已得到国家、军队和学术同行的普遍认可，是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研生产和国防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应用经济学科评审专家，中央组织部批准的“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国家国防科技工业特聘专家，全军装备价格专家，全军预算审核专家，全军常备外宣专家，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设备寿命周期费用委员会军用装备分委会副主任，中组部全国名师库人选，是我国国防经济理论教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姜鲁鸣学术成果主要有：
1、《中国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犁与剑：交叉与融合》，（长征出版社2013年版）
3、《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1840～2009》（98万字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3月版）
5、《国防经济学手册》第１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国防经济学手册》第２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7、《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8、《现代国防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9、《国防费经济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国防经济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企业军事化管理解读》（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中国国防经济学：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13、《现代国防经济学导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之一】
陈炳福：我国军费经济理论的开拓者
陈炳福教授在长期的军费经济理论研究中，倾注于军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对军费与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国际社会对中国军费的计算与界定，军费对中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区域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政策、国防科技创新等有深入的研究，主要学术贡献有：
一是在国内首次提出适度防务负担理论，提倡国防支出适度滞后的原则，普遍被决策层和研究者接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军委确立了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防建设指导方针。这一时期, 由于改革开放伊始, 复苏的国民经济需要注入大量资金,我国国防发展战略也进行适时调整，中国国防支出持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初，因过度的军费削减，一定程度已影响了我国国防建设，对国防建设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军费开支的减少，引起军内决策层和国防经济理论界对增加军费支出的呼吁和研究。陈炳福在《经济研究》发文，从防务负担理论出发，讨论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家应分配多少资源给予国防建设发展才是适度的。防务负担是指一国从国家战略出发，根据军事部门的产出水平和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而分配给军事部门的社会资源的比例。通常用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以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被军事部门消费的数量。防务负担的“适度”是指，国家防务负担的承担既不影响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也不影响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陈炳福在研究中发现，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以2%的防务负担为最低临界值, 而把2%—5%的防务负担为协调国防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理想目标区间。陈炳福认为，从动态演进过程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GDP的不断增加，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有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政治预期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的防务负担应以最低临界值为限。在最低临界值，无论GDP如何增加，防务负担将不再下降。陈炳福提出的那一时期中国防务负担的最低临界值为2%，适度防务负担以3%左右为宜。此后，中国“适度防务负担”为决策层和理论界普遍接受，引起国内对中国适度防务负担区间的广泛和长期讨论。
陈炳福认为，中国军费支出政策应采取适度滞后战略。适度滞后是指军费支出虽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脱节的程度并不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军费支出在原有的水平上也相应提高, 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这样既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又不妨碍综合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看, 军费支出的适度滞后是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一阶段我国军费支出的适度滞后可理解为：（1）实际军费增长指数应比上年有所提高而不是下降；（2）军费在国民生产总依中的比重应以2% 为最低限度, 不能再低。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增长势头, 我国防务负担似应在3%左右为宜。
二是在我国较早介绍和运用现代国防经济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国防经济研究框架和方法的创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国防经济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国防经济学者围绕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防经济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但这一时期，研究方法主要承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不够，操作性不强【库桂生，国防经济学说史（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P255】。这一时期，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与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相似的道路，需要借鉴、吸收现代国防经济学理论框架、原理和方法，从而达到创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没有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可以用于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国国防经济问题，中国实际经济环境下的各种国防经济问题也可通过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1992年陈炳福翻译出版了《军费经济研究》一书，该书是我国较早系统地介绍现代国防支出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译著，被认为是现代西文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重要事件之一（杜为公，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P10）。该书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国防经济理论研究借鉴和吸收现代国防经济研究框架和方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著名国防经济学家，国防大学博士生导师库桂生教授主编的《国防经济学说史》中多次提及该书，该译著也成为那一时期众多军事院校（如国防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国防经济研究生教育教材或必备参考教材。同时，该书也成为那一时期国防经济研究中引用量最多的文献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教授在专著《新中国国防经济思想史》中认为，该书“有力地引领了中国特色国防经济理论发展, 是积极推动中国国防经济学术转型的有影响著作”，认为陈炳福是21世纪中国国防经济学术转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李超民：《新中国国防经济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4页、332页）
三是运用现代国防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引进、介绍现代国防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同时，陈炳福教授运用现代国防经济学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用问题。如中国国防支出对中国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国防R&D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如用计量经济方法和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国防支出对中国通货膨的影响”（1990年）。在“中国国防支出的需求”（2002年）研究中，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修正了现有理论对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行为的解释，增加了现有研究者忽视的重要变量，使我们对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行为和经济效应的解释更为科学和合理。与国外现有研究文献不同，陈炳福研究将国内外研究者忽视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国防战略的变化、国家安全环境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等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中，解决了用现有理论模型难以解释的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行为和经济效应。例如，在中国国防支出需求的决定因素分析中，陈炳福的研究将他们忽视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国防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等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到我们的需求模型中，并根据国防战略的转变，以1981年为分水岭，将转型前后的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进行分段比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变量的引入以及分时段的分析对于解释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又如，在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2003年）中，陈炳福采用巴罗和萨拉马丁的内生增长模型为理论模型，避开了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学者常用Feder-Lam模型来解释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同时，并不单纯地就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讨论，我们的研究引入了一个重要变量：“国家安全”，基于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讨论国家安全威胁、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修正了国内学者对国防支出经济效应的解释。再如，对中国防务负担的讨论，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大国的框架下展开的，从大国的责任与义务研究中国的适度防务负担问题。上述创新使实证研究对中国国防支出需求行为和经济效应的解释更为科学和合理，为中国国防经济理论研究和国家国防支出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
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专著《国防支出经济学》（2003年）和《中国国防支出经济效应研究》（2010年）。其中，《国防支出经济学》被我国著名国防经济学家、国防大学博士生导师库桂生教授认为， “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数理、实证和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在分析框架和许多研究课题上有创新”。国内国防经济领域的学者认为该书是研究现代国防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见杜为公：《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国防支出经济效应研究》代表性著作为2010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国防支出经济效应研究》。国防大学博导姜鲁鸣教授、后勤学院博导顾建一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作为非生产性公共财政支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丰富了公共财政理论的中国案例，该书的出版不仅对研究国家非生产性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政策有重要意义，对完善国家公共财政政策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见《中国国防经济》，2012年第2期；《经济学家周报》，2012年4月1日第2版）。
陈炳福的军费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先后被美国国防部、兰德公司等著名机构，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家或地区学者以及国内学者广泛引用或转载，一些论文成为国外研究中国军费支出的经典文献，得到业内专家高度评价。
【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之二】
陈波：创新国防经济理论的学界翘楚
陈波长期致力于国防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国防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沿方法、国防经费、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史等传统研究领域和经济与安全、冲突经济、战略资源、投资安全审查等前沿研究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一）关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研究
长期从事国防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现代国防经济学范式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国防经济学研究述评》中，陈波教授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国防经济学取得成绩的同时，认为中国国防经济学仍然没有较好解决基础理论缺乏原创性突破、应用研究取得成效不明显、研究方法手段落后、研究资源较多配置于较为宽泛的现象层面等问题，提出中国国防经济学顺利发展必须尽快完成范式定位、加强学科交叉促进原始创新、推进学术规范和拓宽研究视野。在《科学化、规范化与国防经济学科建设》中，陈波教授提出在追赶世界国防经济学发展脚步时，中国国防经济学应当有广阔的胸怀，既强调民族特色，也深入吸收国际国防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为此出版、发表《Advances in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Frontiers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国防经济学》、《战争与和平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防经济学》紧紧围绕国防经济学的新发展，对国防与经济、国民经济动员、国防支出、国防工业、国防采办、国防研发、军火贸易等方面国际最新基础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介绍，是目前我国最具学术规范的国防经济学教材。书中对军备竞赛、军备控制与裁军的经济分析，既拓展了研究内容，又丰富了学术观点，是国防经济学规范研究的探索典范。
（二）关于国防经济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研究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国际国防经济学正在飞速发展，而相比，中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与国际同行的研究不但没有拉近，还有拉大的趋势。在《战争、冲突与国防经济发展》中，陈波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增加，通过战争转嫁经济压力的苗头时有隐现；战争、冲突不断，传统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提出中国国防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国际视野，决定走中国道路；坚持发展经济，建设强大国防。并为此出版《国防经济学前沿专题》、《冲突经济学》、《冲突经济学:理论、模型与前沿》等一系列成果，系统研究并给出了经济制裁、内战、冲突、恐怖主义、维和的经济分析等国际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成果。
（三）关于国防经济供给侧研究
国防供给是提供国家安全的，因此供给侧研究对国防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陈波教授获国防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并于2008年修改出版的《国防供给的经济学研究》专著中，前瞻性地对国防经济供给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分工、专业化与国防，政府供给国防的经济基础与国防的层次性与公共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国防最优供给的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并对建国后我国国防供给规模进行了计量实证研究，提出了国防混合制度供给的可能、组织与制度设计，这是我国供给侧改革提出前，最早的一本国防经济供给侧研究专著。
（四）关于国防预算与国防经费研究
国防经费是国防经济的数字化，也是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领域。针对中国在国防费方面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都较为薄弱的情况，陈波教授先后出版、发表了《国防预算与财政管理》、《美国PPBES演进、运作与最新发展》、《国防支出、产业结构与最优防务负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研究（1985-2000）》等一系列研究，大大推进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水平。在《国防预算与财政管理》中，陈波教授提出国防预算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并对美国PPBE的发展演变、最新发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美国国防部和军种在PPBE和国防预算中的具体功能和具体运作。在《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研究（1985—2000）》、《国防经济学》中，陈波教授提出关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有两种观点：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国防支出阻碍经济增长。这两种观点并无统一定论，需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段的国防支出情况，选取有价值的模型、进行严谨的计算后得出结论。
（五）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技问题
国防工业和国防采办是我国国防经济最具现实形态的领域，也是陈波教授研究的重点领域。在《资产专用性、交易费用与组织》中，陈波教授对军事工业的合约治理进行了研究，认为资产的专用性不同，意味着不同的交易成本，所以国防工业必须根据交易特性，选择与之匹配的规制结构；军工企业的形成是对市场组织不完备性的补充，政府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对军工企业必不可少；军事工业的市场、企业、政府组织应当把握好功能边界和规模限制。在《制度、技术演进与新军事变革》中，陈波认为军事制度变迁是制度和技术演进的结果，技术演进使军事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制度的非均衡。提出了重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促进军事变革利益调整的思路。在《现代国防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发展演进的路径、问题与挑战》中，陈波教授提出现代国防工业在全球化中，面临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艰难平衡、国防工业表现为单极的全球化和没有盟友的全球化；国防工业层级日益呈现“中心辐射体系”，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不断增大，但仍难以撼动国防工业的层级体系，这是因为技术、市场和政策对国防工业层级体系的新平衡都在进行干扰。提出了推动国防工业转型和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的具体路径和模式。并在《试论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制度变迁模型选择》等中，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
（六）关于国防经济“走出去”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和中国“走出去”其实是经济和军事走出去的协同发展，但相对经济走出去，我国对军事走出去和对经济走出去后所面对的安全保护问题重视还不够。为此陈波教授对我国对外国投资中的安全审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入选《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成果专刊”中的《如何应对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国家安全审查泛化》等中，研究了不同国家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规制，提出了中国适应国际安全例外规定，积极建立我国安全审查制度，实现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适当平衡的措施和方法。
（七）关于经济与安全问题研究
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是国防经济研究的本质范畴，也是我国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注的主要方面，陈波教授在《从军事安全到经济安全：演进、评估与战略选择》中，研究了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内涵，提出了把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事安全度；实行结构性军费分配于支持政策，保障重点；建立军、民双向交流机制，提高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依存度等观点。在《民富国强：我们依然在路上》中，陈波教授提出我国追求民富国强梦想的差距。并在《加强国防动员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探讨》、《变迁中的安全观及其对军事经济的若干启示》等中，提出发挥社会经济基础，提高国防动员能力，适应国家综合安全观发展，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强大军事经济基础的建议。
（八）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
军民融合是国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陈波教授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研探》中研究了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历程的历史经验，研究了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军民融合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路径，指出了我国军民融合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特殊困难，提出了军民融合应着眼战场，正确理解军民融合内涵，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方法和举措。并在《政府投资是促进非公经济参与军工生产的重要保证》等一系列成果中，对民参军的现状、问题、路径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政策建议。
（九）关于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研究
国民经济动员是连接经济与国防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国民经济动员在陈波教授的研究领域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简论国民经济动员改革创新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中，陈波教授概括了动员潜力的发展基础依托规律、动员需求平战悬殊规律、动员产业结构兼容融合规律、动员要素统筹协调规律、动员潜力发展与战时经济动员潜力安全兼顾规律，提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要准确把握信息化、注重效益、军民一体化、创新协调、长远发展经济动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动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深入发展。在相关研究中，陈波教授还提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面临的战争、制度和区域环境，并在《国防经济学》等中对动员地域国防经济配置的区域影响，主要指国防产业、军事基地等与军事相关的活动，对所属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国防产业和军事基地会对地区的GDP增长、就业水平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国防产业和军事人员集中的地区，由于国防采购和军事人员消费造成的经济活动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十）关于战略资源研究
陈波教授在《国防经济学》中指出，国防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国防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论战略资源与国家安全》中，陈波教授认为战略资源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保证、战略资源之争是现代战争的重要动因、战略资源日益成为大国地缘战略利益角逐的关键点，从资源需求、资源供给、地缘结构、资源通道等方面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提出了提升战略资源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位次、加强战略资源通道建设、通过战略资源外交营造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积极参与并提倡建立战略资源利益的安全互信机制以及建立战略资源安全体系的观点。
（十一）关于国防经济理论与发展史
历史是学科发展的依托，陈波教授非常重视国防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史学研究，出版有《城堡、战争与炸弹：军事史的经济学解读》、《国防经济思想史》等一系列成果，在国内首部《国防经济思想史》中，陈波教授探讨将国防经济思想放在古典、中世纪、新古典时期等框架下，对中外众多学术人物的国防经济思想进行了详实考证，丰富了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在世界国防经济学界也补充了中国人的国防经济思想。
此外，陈波还主持承担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的重大研究项目研究工作，积极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组织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和推动国际合作，努力在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和国防经济学者的声音。
【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之三】
杜人淮：
军民融合发展理论的探索先锋
杜人淮教授研究国防经济问题所涉猎的领域甚广，其著述主要集中于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军事人力与福利待遇、国防经济发展史、装备经济等领域，不仅成果数量颇丰，而且学术观点颇具建树，尤其是在“军民融合”和“国防工业”等领域。据“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显示，以“军民融合”、“国防工业”为篇名和主题的发文量及其学术影响力，杜人淮教授均高居全国第一，其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高的二次引用率。《中国军转民》杂志曾在编者按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评语：“杜人淮教授是我国系统研究军民融合发展理论、系统总结研究人民军工的创建发展历史的资深专家，作为权威学者他为上述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据考证，我国军民融合理论和人民军工创建发展历史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出自他之手。”
（一）国防工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国防工业是涉及国家安危的战略性产业，也是高新技术产业，代表国家整体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是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带动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国家军事战略、保证国家军事力量和军事优势的重要科技和工业基础。杜人淮教授从不同视角对国防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他在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并发表了民营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参与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的研究成果。早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首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之前，就系统探讨了民营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问题。2003年，杜教授在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第23期刊发了题为《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理论探讨》一文，该文在深入剖析各种禁止和限制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论点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证了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国内公开发表的首篇系统研究民营企业进入国防工业的学术论文。2004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内参部编报的《内部参阅》作为重点文章刊发了杜教授撰写的研究报告《民用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的制度安排》，建议通过军用规范与民用规范、保密生产与公开生产、军事专用与军民两用、市场准入与市场开放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推动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领域。2005年国务院颁发“非公经济36条”后，《中国工业报》、《经济》围绕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问题对杜人淮教授进行的采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如何针对国防工业特殊性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而提高国防工业运行效率和武器装备建设效率，成为国防工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杜人淮教授在国内最早对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杜教授不仅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了大量研究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研究成果，而且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国防工业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这是国内最早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系统研究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问题的著作。该书以国防工业及其运行效率的界定为逻辑起点，对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组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书中揭示了政府在国防工业运行中履行的职能及其效能，探讨了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失灵现象、成因和对策，分析了中国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作用；揭示了国防工业运行中市场机制特征及其功能，分析了国防工业运行中的市场失灵与治理问题，并对中国国防工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沿革及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国防工业运行中政府与市场的一般关系，分析了国防工业的有关特殊制度安排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影响作用，结合中国实际对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定位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杜人淮教授还围绕国防工业与区域经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出创新、制造强国战略、低碳经济转型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在《国防工业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文章中，系统总结了我国国防工业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极其重要角色，研究分析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国防工业助力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发挥国防工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功能需把握的关键点。在《国防工业与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等文章中，系统总结了我国国防工业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中作用，研究分析了如何发挥国防工业优势，按照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在《国防工业助推新型城镇化：现实需求、内在机理和战略举措》等文章中强调，我国正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正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客观上需要发挥国防工业优势助推新型城镇化，这有助于优化城镇布局和空间结构、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乡建设协调发展。为了更好地使国防工业助推新型城镇化，有必要破除军民相互分割的建设模式、发挥好战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理顺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当前，的实施中，国防工业将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动作用。在《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文章中，分析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明确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探讨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推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
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是各国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共同举措。目前，军民融合发展已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深入探讨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正成为我国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杜人淮教授不仅积极承担了许多国家级、省部级和军队级军民融合发展研究课题，而且围绕军民融合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推出了大量的精品力作。他在发表的《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内涵、特征与实现形式》等文章中揭示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特定内涵和主要实现形式，认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既具有军民融合的一般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需借助一定的形式来实现，概括起来讲主要有军民共用共享、军民相互转化、军民功能互嵌和军民优化组合等形式。在《国外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借鉴与启示》等文章中，系统梳理了国外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主要举措和对我们的借鉴，指出发达国家在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方面起步早，融合程度较高，其基本经验和做法主要是：以有效保障国防安全为前提，制定和实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改革和完善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强化相关制度建设为支撑，制定和完善保障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法规；以贴近本国具体国情为基点，选择独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另外，杜教授还深入研究和探讨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军民融合发展问题，系统总结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发表了《抗日根据地军民融合发展军事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国国防工业走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等大量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明确提出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就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杜教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发表了《学习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全面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要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部署》、《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三大体系”改革创新》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了习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重要思想。针对我国提出来的“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和高效益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任务，杜教授撰写和发表了《全要素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及实现机制》、《推进多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及其机理》和《军民融合效益及其评价研究》等研究成果，分别就全要素军民深度融合、多领域军民深度融合和高效益军民深度融合等内涵、机理及其实现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重要战略部署后，杜教授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文章，提出了确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思维、健全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的思路举措。
为了更好地谋划和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迫切需要深化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评价问题研究，建立和完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杜教授发表了《军民融合水平及其测度与对策研究》一文，对军民融合水平的测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军民融合水平包括融合广度水平、融合层次水平、融合深度水平及由此决定军民融合综合水平，构建了测度军民融合广度、层次、深度水平及由此规定的军民融合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提高军民融合水平的主要对策举措。在《军民融合效益及其评价研究》一文分析探讨军民融合效益的评估问题，提出军民融合效益主要体现为军民融合发展的国防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以及由此决定的军民融合发展的综合效益，构建了评价军民融合发展的国防、经济、社会效益及其综合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评估军民融合效益的主要方法。在其出版的个人专著《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分为“思想精髓篇”“富国强军篇”“历史经验篇”“国际借鉴篇”“军工改革篇”“装备建设篇”等，分别对不同领域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探讨。
（三）军事人力与福利待遇研究
军事人才是最宝贵的军事资源，是强军兴军之本，是战争制胜关键。推动军事人力资源改革，则是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杜人淮教授紧紧围绕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紧贴党在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的“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体系”改革目标任务，对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他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要求》一文，深刻阐述了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系统论述了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明确了推进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建设需要把握的几个着力点。文章刊发后，当天被许多门户网站和国内政府网站作为头条转发，许多公众微信号紧随进行转发，当天很快被刷爆，微信中文章迅速突破10W+。他在《国外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探析》一文，系统阐述和分析了国外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基本做法，主要把建立科学的分类制度作为前提，把建立完善的任职资格制度作为基础，把建立规范的职业军官制度作为核心，把建立严格的军衔本位制度作为关键，把建立优厚的待遇保障制度作为重要支撑。该文发表后也很快被国内许多网站和公众微信号转发，微信中文章被迅速刷爆，很短时间也迅速突破了10W+。
军人工资福利不仅具有军人的生活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军人职业的激励功能，构建合理有效的军人工资福利制度，是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杜人淮教授就军人工资水平的形成、确定和津贴补贴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他在《论军官工资水平形成和确定的规定性》一文中，依据军官职业和军事劳动的特殊性，分别基于工资水平形成机制和家庭产出均等化视角，阐述了军官工资水平形成和确定的特殊规定性，认为军官工资水平的形成是典型需求无弹性“定价”机制，具有自身的内在要求；军官工资收入水平不仅应当高出地方同类人员，其工资收入水平的确定也具有自身的内在要求。在《“参照系+”军人薪酬水平确定机制构想》一文提出了“参照系+”军人薪酬水平确定机制的思路，认为军人劳动报酬无法通过经济价值的创造和实现来确定，客观上需采取“参照系+”的确定机制。军人薪酬水平的确定可以借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先确定军人起点薪酬水平，再依据不同军衔或职位薪酬级差和档差等确定不同军衔、职位军人薪酬水平；也可以借助高风险职业中等职位国家公务员薪酬水平或央企、事业单位科技和管理人员平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先确定军人平均薪酬水平，再依据不同军衔或职位薪酬级差和档差等确定不同军衔、职位军人薪酬水平。在《科学界定功能定位 进一步规范军人津贴补贴》一文中强调，军人津贴和补贴的区分主要是基于不同的功能定位，津贴功能主要是激励功能，补贴功能主要是补偿（或补助）功能；军人津贴体系包括军人基本津贴和军人特殊津贴，军人补贴体系也包括军人基本补贴和军人特殊补贴，按照功能定位要求军人津贴补贴不同部分需设置相应的不同项目；目前，我军军人津贴补贴功能定位还不够清晰和规范，有必要按照功能定位要求明确规范军人津贴补贴原则，完善军人津贴补贴体系，改革军人津贴补贴标准。
军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及其制度安排并非一成不变的，军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军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制度安排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改革完善。首次，首先要健全完善军人工资的增长机制。杜教授在《立足国情军情 完善军官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军官工资增长机制包括自然增资机制和定期调资机制。改革完善军官工资自然增资机制，需通过合理确定最低军官基本工资基数、级差标准和档差标准等完善基本工资自然增资机制，通过科学规范津贴补贴项目体系、合理确定津贴补贴水平标准、制定差异化的津贴补贴标准等完善津贴补贴自然增资机制。改革完善军官工资的调资机制，需通过实现基本工资同消费物价指数同步增长、实现津贴补贴同相关价格指数联动增长等完善维持军官工资实际水平不变的调资机制，通过合理选取外生性增长指标体系、综合考量外生性增长指标体系等完善保障军官工资共享发展成果的调资机制。其次，需要改革完善军人收入分配制度，杜教授在《军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分析框架》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分析框架的改革思路，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军人的社会活动范围涉及军人家庭、军队内部和军队外部社会三个方面实现军人家庭内部的和谐，需要合理规定军人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军队内部的和谐，需要调整优化军人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军队与外部社会的和谐，需要对军人收入水平进行有效调节。
【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之四】
方正起：
谱写“犁”“剑”交响乐的学界名师
方正起教授作为一名军队学者，在国防经济学领域纵横驰骋三十余年，用思想和行动谱写了华彩的“犁”“剑”交响乐章。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国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方正起认为，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早在2000年，他就撰文探讨国防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指出国防经济学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又是一个军事学概念。其逻辑体系要以国防安全为核心，以国防安全的供需矛盾为基本线索，通过若干个层次来体现。第一层次包括国防经济学基本理论、应用理论和发展史；第二层次包括国防安全属性、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国防经济体制、国防经济要素等内涵。其中，国防安全属性主要包括国防安全经济性、军事性，国防安全的需求、供给;国防经济体制包括国防经济体系，组织结构的权力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等;国防经济要素包括军事财力，军事人力，军事物力，军事科学技术，军事无形资产，军事资源配置，国防经济管理，国民经济动员等。该学术论点较好地厘清了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我国国防经济学科的基本框架，对于该学科从初长成到枝繁叶茂，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高校中最早承担国防经济学科建设的教研机构之一，也是国内唯一成建制从事国防经济教学科研的专业院系。自2004年以来，该学科点连续获评为国家应用经济学重点学科，成为军队唯一一家国防经济国家重点学科单位。担任国防经济系主任后，他带领教研团队勇攀高峰，瞄准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建设目标，着力巩固重点学科地位，着力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改革与发展中大有作为。他提出要深入贯彻军民深度融合大战略，积极推进国防经济学科军民融合式发展。要重点围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等问题,进一步调整学科研究方向，拓宽国民经济动员方向、军事经济法规建设方向和国防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研究。
2013年，在军队系统国防经济学高层研讨会上，方正起教授就该学科创新发展面临的若干重点研究提出了对策建议。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国防经济制度创新，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国防经济活动的运行，在军民融合保障制度、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军工企业制度、国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国防投资保护制度等创制和运用方面，积极实现新的突破。在经济动员能力建设方面，他认为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在经济动员需求提报机制、动员征用补偿、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分析及测算、国民经济动员常态化建设模式、国民经济动员与军队保障社会化工作对接等问题上，组织力量开展教研。
（二）关于国防资源配置
方正起教授在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方面作了大量探索。在2016年出版的《军事资源配置论》中，方正起教授认为，国防资源是军队履行使命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保障力、战斗力生成的基本要素，其配置优化与否不仅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效益以及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而且影响着军事战略的实现以及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完成。当前，国防资源配置还存在诸如决策机制不完善、预算方法不科学、信息化水平不够高、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致使部分国防资源难以有效地向战斗力转化。因此，加强国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研究，对于我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使命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明确国防资源配置主体。将国防部门作为国防资源配置的职能主体，主要是基于国防部门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而言，并不否认国防部门在国防资源配置过程中需要决策事实上，国防建设到底需要多少国防资源、需要什么样的国防资源、从何处取得国防资源等等具体事务，都需要国防部门及其内部的各单位、各部门随时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按此标准，国防资源配置主体可分为最高职能主体和一般职能主体，其中最高职能主体是指中央政府，一般职能主体则是军事部门。
善用国防资源配置手段。计划方式通常是对货币形态的国防资源进行配置，市场方式则主要用于对实物形态的军事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非实物形态的科学技术资源进行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方式通常表现为市场机制对国防资源自动调节和配置计划配置方式通常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主体有意识地对国防资源进行自觉调节和配置。因此，按照资源配置方式是否自觉配置资源，国防资源配置又可分为自动配置和自觉配置两种方式对于货币形态的国防资源，其配置主体在配置过程中通常选择自觉配置方式；对于实物形态的国防资源，其配置主体通常选择自动配置方式。
优化国防资源配置权利制度安排。首先，建立科学合理的国防资源配置权利制度体系，建立由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若干单项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坚持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其次，调整军队内部的资源联合配置权利结构。搞好军事资源配置权利的层级划分和界定工作，推进军队联勤体制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防资源配置权利监督机制，促使各种权利主体更好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
着力提高军队建设资源统筹效能。一是搞好军队建设资源统筹顶层设计。建立“同家最高权力机关牵头、军事部门谋划执行、多个部委积极配合”的运行框架，加强整体规划，努力构建“重要建设资源投入与战略需求相统一、资源集中管控与分头实施相统一、规划科学制定与动态调控相统一、增加投入数量与提高质量相统一”的军队建设重要资源统筹工作格局。二是健全军队建设资源统筹组织体制。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健全军地领导机关组织领导机构，共同制定统筹战略目标，厘清职责划分，在岗位设置与职责定位上体现资源统筹的要求，明确军队建设重要资源的所有权、处置权，以及行使各种职权时所成承担的相应责任。三是建立军队建设资源统筹运行机制。建立规划、计划与预算紧密衔接的统筹机制。通过评估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根据军事战略目标，确定资源需求，并对军队建设重要资源投向投量做出长期预测。建立科学的项目资源管理机制，提出计划期间内的重点建设目标，确定优先发展项目清单；按照成本效益原则，综合进行实时的动态评估，确保项目按照预设能力要求推进。四是完善军队建设资源统筹法规制度。对军队建设重要资源统筹管理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依法规范各责任主体的行为。针对军队建设重要资源统筹业务环节，制定军队建设项目需求分析制度、中长期资源投入评估制度、需求联审制衡制度、信息报送制度等，为资源统筹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法制保障。
（三）关于军民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方正起教授把深化军民融合研究，切实为军民融合大战略献计献策作为应尽的职责使命。他组建了学术攻关团队，着重研究考察军民融合大背景、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建设、军事需求牵引、军民协同创新、国有军工集团的军民融合及世界主要国家军民融合等重点领域和方面的问题。在《湖北日报》《军事经济研究》《军民融合》《中国国防经济》等报刊发表了《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考》《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几点思考》《论“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影响》等多篇论文，为国家机关职能部门和驻地政府机关提供多项决策咨询。
在借鉴军民融合发展国外经验方面，他发表了《世界发达国家军民融合经验及对新兴国家的启示》论文，研究以“金砖四国”(BRZCs)、“展望五国”(Vista-5 )、“新钻11国(Next-11)”等代表的新兴国家统筹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发展，提出应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建立科学高效的组织领导体制，完善法规制度，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杜会发展体系制度化与常态化;优先培育军民融合的国民经济基础，以军民两用技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进程，以国防企业战略性重组优化国防科技产业结构，以人才和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军民融合的成效。
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举措方面，他提出了要立足我国国情军情，多渠道多路径进行系统推进的对策。主要包括：一是着眼基础，完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主观引导机制。建立军民中介机构，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研生产。健全科技资源共享协调机制，实现基础研究、产品设计和产品采购的军民互动合作。发挥市场的平台作用，引导国防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促使多元投资、多方技术、多种力量向国防建设集聚，同时又使国防建设成果向经济社会领域输出，从而使得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的使用配置达到最优。二是着眼规范，健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规制度。健全政策体系，明确各融合领域中政策制度设计的侧重点。细化国防投资的准入和退出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建立军民通用技术标准体系联合制定制度，及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军地公用标准信息平台。出台军民融合法、武器装备采购法、军地投资协调规则等新法规，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开辟空间。三是着眼重点，找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关键领域。从市场机制、产学研结合、政府政策投入等多项机制入手，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实现军工行业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领域融合，通过教育培训融合、加大人才交流、实现人才共享共用。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将军队和地方的保障资源融为一体，一体筹划、一体运作、一体保障，形成与我军建设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保障体系。
【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之五】
曾立：
致力国防经济研究的知名专家
以曾立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经济研究团队依托国家“985工程”“国家安全与军队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有湖南省“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拥有国防经济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应用经济学湖南省重点学科，是军队院校应用经济学三大科研教育基地之一。曾立教授结合教学工作和形势任务要求，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相关经济理论开展研究。他在学习借鉴高水平研究成果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研究机构与知名专家的学术交流，围绕战争的经济承受力与经济动员力评估与优化、国防动员与紧急管理机制一体化机制设计，国民经济与装备经济动员、区域经济与装备建设投资、产业经济与装备采购、劳动经济与装备人力资源开展研究，在经济发展与国防需求相关度、战争经济支持力承受力、国防战略需求与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国防科技工业基础、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与价格形成、军事代表制度改革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和优势，“军转民”研究对我国国防工业转轨产生深远影响，应急作战能力研究受到军委领导充分肯定，装备采办和装备价格研究为我军装备采购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湖南省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成果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咨询报告《加快推进退役士兵安置制度市场化改革》被中央办公厅采纳，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国防建设资源配置与管理研究》为标志，军民融合研究居于国内领先水平。主要学术观点有：
一是国防科技与军民融合研究。国防需求战略是国防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就战略的层次而言，国防需求战略处于国防总体战略和国防经济战略之间；就战略的内容而言，国防需求战略是国防战略和国防经济战略的交叉。采用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的方法，主要通过对周边关系、大国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我国的国际安全需求问题，重点研究国际安全战略与装备发展、军事力量运用的国际比较与装备建设、军事技术交流与军备控制等问题。研究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军事技术交流与国家安全、军事援助与军品贸易等国际关系领域影响和制约我国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发展因素的特点和内在规律，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使命任务的战略需求，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条件，研究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发展的战略评估、顶层设计和需求论证等问题。在对军民融合经济的一般模式进行探索研究（国防科技，2009.04）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紧贴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改革的现实要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研究领域取得成果（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3），受到相关领域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和好评，提出要着眼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中国军转民，2011.06），把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军事经济研究，2011.01），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作为开启经济发展“第五个长周期”的钥匙（中国军转民，2011.04），深入分析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主要模式与具体路径（军事经济研究，2011.10）,（预测，2011.05），在对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还对部分深层次理论和具体应用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如：军民融合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识别问题（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信息系统体系能力建设的军民结合问题（中国军转民，2009.03）、参与国防工业的民营企业最优规模问题（军事经济研究，2010.01）、民营经济参与装备动员的知识产权补偿问题（国防技术基础，2008.08）等，部分研究成果受到军队和地方领导机关的高度好评。
二是国防建设投资与市场行为博弈。以国防经济学科为重点，依托国际关系、军事法学等相关学科，采用数量分析和行为实验的方法，重点研究战略需求与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国防研发预算、国防研发融资、国防研发投资效益与风险评估、国防研发投资规模与结构优化，国防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国防研发投资风险分析、效益评估与战略决策，国防研发投资与技术交流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与军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创新，国防采购与建设的合同理论与合同管理，国防采购的技术经济分析，国防采购与国际合作，国防采购比较研究等问题。先后承担完成多项相关科研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和平发展中的精兵强国之路子课题：科技强军，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2006）、裁军的经济影响（总参谋部，2007）、政府价格管理改革对装备价格管理改革的启示（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2009）、陆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总装备部陆装科订部，2009）、国防系统经济分析方法（总装备部科技委国防系统专业组，2008）、（国家战略利益拓展与陆军武器装备发展，总装备部陆装科订部，2008）等。先后对国防科技与装备建设的基础理论和应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国防采办拍卖方式问题研究（军事经济研究，2005.12）、一种新的武器装备采办招投标智能决策方法（中国国防经济，2006.06）、谢林与现代国防经济研究（中国国防经济，2005.12）、中国和平发展中的精兵强国之路（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装备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军事经济研究，2010.03）、装备建设财力需求的实证研究（军事经济研究，2011.05）。
三是国防产业基础与动员能力评估。随着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不断推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国防科技工业，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适应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要求，切实增强高新武器装备供给保障能力，国防科技工业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采用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国防科技创新与战斗力生成，战斗力生成与国防经济动员需求论证，装备制造业发展与武器装备建设，战争经济支持力与装备建设经济承受性评估与能力建设，装备经济动员体制机制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投资补偿与竞争激励机制，装备科技动员与科技人力资源潜力评估等问题。在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SNA的国防动员经济能力评估理论与方法》（2004）研究基础上，着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应急作战准备，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国民经济和装备经济动员能力评估与建设、动员信息系统开发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进展，在实际工作得到应用，受到好评。
【青年国防经济学家学术贡献】
刘硕扬：
钻研军费绩效管理的巾帼学者
刘硕扬作为优秀的青年女学者，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防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研究方向为军费绩效管理和军费内部控制、军民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国防经济思想。
在军费绩效管理和军费内部控制领域，刘硕扬同志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研究》、国防大学立项课题《军费绩效管理的难点及对策研究》、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立项课题《武警预算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解放军战略规划办公室立项课题《军队重大项目绩效评估机制研究》等课题研究成果及一系列学术论文中。刘硕扬同志对军费绩效与内部控制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她认为，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我军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断推进，军费需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下滑，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军费供给相对不足。军费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并将长期存在，迫切需要加强军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依靠制度的力量，缓解军费供需矛盾，提高军费使用的效率和效益。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缺乏将军费绩效管理和军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因此，刘硕扬同志着眼军费绩效水平的提升，依托制度经济学、绩效管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控制与信息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理论支撑，借鉴国内外、军内外已有经验，立足军费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设计与构建，分析研究了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揭示军费绩效与内部控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军费绩效的含义、特点及表现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对内部控制的含义和特点进行概括与梳理，并将军费内部控制与财政内部控制、军费内部审计、军费运行的监督、PPBE、PPBS、外部控制等相关概念做了辨析。通过PQM模型分析，揭示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性对军费绩效的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建国后我军军费管理控制制度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主要规律和经验，指出了当前我军军费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开展军费绩效管理和军费内部控制的主要做法，吸收地方政府开展财政绩效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有益经验，从对历史的回顾、对现状的总结、对外军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得到启示。最后，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借鉴的基础上，阐明了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的功能和其运行的内在经济学机理，研究了制度发挥作用的外在表现形态，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目标取向和主要风险点出发，对军费管理主体的内部控制、军费运行过程的内部控制和军费管理控制难点的内部控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设计了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的主体内容，并分析研究了构建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的途径，阐明了军费内部控制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并从树立全新理念、构建无边界控制主体、完善控制方法、创新工作流程、健全工作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具体路径进行了研究，从全维度对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设计，初步构建起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绩效导向的军费内部控制制度。
在军民融合领域，刘硕扬同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参加完成的《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模式、路径、及实施策略研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高效运行体系研究》《军民融合促进陕西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亟待支持》《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待加强引导规范》《关于提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的若干思考》等学术成果中。其中，《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亟待支持》和《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待加强引导规范》两篇研究报告，获得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为推进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刘硕扬同志认为，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模式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发挥金融在融合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在对金融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刘硕扬同志分析研究了金融支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构建了金融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运作模式和基本布局，提出了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制定倾斜的信贷政策等政策保障措施，并从六个方面研究探讨了金融支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工作机制建设。在“民参军”领域研究中，刘硕扬同志研究了制约“民参军”推进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如何推进“民参军”的发展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对策，并已经进入了决策，获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刘硕扬同志还对如何提高军民融合绩效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分析研究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的内涵、特点和现实表现形态，研究了当前提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水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加快构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管理理论体系、以有力的落实和规范的秩序支撑提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水平和着力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建设等六大战略举措。
在习主席国防经济思想研究领域，刘硕扬同志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推进国防经济发展的宏伟方略》、《习近平关于国防经济的重要论述》、《党的国防经济发展指导理论创新的新篇章》、《推进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国防经济思想研究》等学术成果中。在这些研究中，刘硕扬同志从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建设目标和发展战略、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以及国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实践要求等几个方面，分析研究了习主席国防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从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军事经济效益等六大方面梳理了习主席国防经济思想体系。刘硕扬同志还从以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为至高追求的富国强军方略、以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格局为目标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方略、以提高效益为取向的勤俭建军方略等多方面，系统梳理研究了习主席推进国防经济发展的方略，并从明确了推进国防经济发展的基点、确立了推进国防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等四个方面，阐明了习主席国防经济思想和推进国防经济发展方略的重大指导意义。（完）
（经济学家周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