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月20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经济学界的成功“跨界”者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所想到的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驾鹤西去,享年112岁,创造了社会科学界的最长寿纪录。各大媒体对此纷纷报道,悼念追思。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周有光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术大师。他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因为50岁之前,周有光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在金融学方面有不少建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1955年,年近50岁的他去参与文字改革会议后便改行语文。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说,周有光是“半路出家”,从经济学成功“跨界”语言学,做到了“一生有光”,是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典范。

  学术界的“跨界”者都是多学科的“高人”,凤毛麟角。经济学界还有两位真正“半路出家”的成功者——成思危和茅于轼。成思危生前还担任本报总顾问,他的前半生一直从事化学工业,官至化工部副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并将风险投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本报学术顾问茅于轼,长期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是典型的技术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后来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成思危和茅于轼的“跨界”难度之大,我们可以想象:一是“半路出家”,本身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二是从工程技术领域到经济学领域,跳跃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他们都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学术成功。

  实际上,经济学界还有几位杰出的“跨界”者。

  顾准作为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作为历史学家,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厚的史学遗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三个问题上。顾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深刻批判了目的论、一元论与线性思维及其教条化的历史神学,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非逻辑性。他坚持独立研究,不以权威的结论为依据,敢于怀疑,善于思索,尊重史实,坚持实事求是。顾准的史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善于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善于进行科学的理解分析,善于探索解答时代课题的不同方式。

  陈豹隐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从事理论著述、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为中文《资本论》最早译者。1956年,陈豹隐被评为一级教授,与陈岱孙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陈豹隐“跨界”了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和文学领域。作为哲学家的陈豹隐,热衷方法论之学。1919年他即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1928年翻译出版了爱里渥德的《科学的宇宙观》,1932年进一步出版专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并撰写了《马克司哲学的基础和在一般社会科学上的地位》等多篇论文。作为政治学家的陈豹隐,早在留日时即热心国内政治事务,发表了《欧洲大国联邦论》、《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抱影庐陈言》等文。1925年他挑起了著名的“联俄与仇俄”之争,徐志摩、巴金等名流纷纷卷入。专著《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则是他政治学思想的集大成。作为法学家的陈豹隐,早年先后发表了《国宪论衡》、《护法与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法律与民意及政治》等文。作为文学家的陈豹隐,柳亚子在《新文坛杂咏》十首中将其誉为新文坛十大将之一,他先后创作了戏剧集《齐东恨》、《恋爱舞台》和小说集《酱色的心》及大量单篇小说、诗歌和文论。其间,他还引发了著名的“有律现代诗”和“新写实主义”之争。他兼作文言诗和白话诗,诗歌创作贯穿于他的一生。

  于光远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说明于老“跨界”得范围更广。于老说过:“我的大学生涯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度过的,可见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我在保持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又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本报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赵人伟在《经济研究》2013年12期撰文评价于光远是“跨学科探索的宗师”。“于光远不仅提倡跨学科的交流,而且自身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他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素养是非常突出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他耕耘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他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可以说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哲学研究。”于老的“跨界”,使得他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研究领域的广泛度一样,于光远在这其中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于光远无愧于“跨学科探索的宗师”,这样的“跨界”或许是空前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