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月20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研讨会观点综述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

  2016年11月5日上午,北京论坛(2016)分论坛六:“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B组分三场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香港大学邱东晓和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主持。共有7位学者在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分别为香港大学赵志刚、日本学习院大学Tomohiko Inui、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Antonio Rodriguez-Lopez、邱东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Kia-yiu Wong、印度尼西亚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Lili Yan Ing和张建华。

  上半场一共有四位学者发言。首先,赵志刚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对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的报告。其研究组利用中国不同产业适用的美国税率差别,采用差分法和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了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变化对美国县级选举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综合税率变化越大的县在政治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吸引的投票份额显著更大。与该事实相一致的另一研究成果为,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支持不利于贸易和促进经济援助的法规。

  Tomohiko Inui的报告题目为“日本零售企业外包对于国内生产企业的影响”。他和其合作者合并了日本制造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应的下游零售企业之间匹配的销售网络信息,并比较了零售企业是否是进口企业对其上游供货企业的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的差别。为了克服潜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他们采用了结合差分的倾向性匹配得分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当对应的零售企业开始从国外进口时,其上游供货企业会出现显著的成本加成、生产率和销售量下降,但是这些企业和工资水平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Antonio Rodriguez-Lopez发表了关于“工作流动和全方位贸易自由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证”的报告。基于国际贸易中的Metitz模型,他推导出了异质性企业在税收水平下降后容纳的就业水平变化。高生产率企业在平均的出口关税水平下降后应该有就业上升;低生产率则相反。此外,相比于投入品税率或外部最终品税率,企业的就业对于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变化更为敏感。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下降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类似;外部税率的下降对于纯加工企业的影响最大;投入品税率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进口企业。

  邱东晓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国际贸易视角的考察”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总结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的进口以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为主,出口中消费品占据最大份额。中国的贸易为GDP的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程度和地区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对于亚洲国家,中国的贸易增长对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呈现整体负面影响,而对主要出口资本品的国家呈现正面影响。中国的贸易还加速了拉丁美洲产业升级。对全球整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呈现正面影响。

  下半场开始,Kia-yiu Wong为大家报告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出口”相关的内容。首先他向大家具体介绍了“产能过剩”的定义,即企业或行业的生产能力大于市场的消费能力。接着,他利用图表为大家讲述了产能过剩的原因。他指出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促进企业在最优的产能水平上生产。

  Lili Yan Ing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企业质量竞争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合企业的出口数据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企业的数据,她和她的合作者构建了一个衡量进口产品质量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她发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质量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印度尼西亚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面临的竞争,从而显著提升了印度尼西亚企业的生产率。

  张建华的报告题目为“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他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三个概念入手,论述了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通过理论推导,他发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于国内和国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行为有着不一样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应该同时采用需求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政策,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组第二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一共有七位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发言,分别是来自联合国的杨文艳,日本爱知大学李春利,新加坡国立大学Shi Xunpeng,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Jack Hou,北京大学徐晋涛,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陈恭平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洪俊杰。本次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Jack Hou和洪俊杰主持。

  杨文艳的报告题目是“包容型增长对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数亿人民成功摆脱贫穷。然而,繁荣并没有实现共享。西方国家政治上不满情绪上升,全球极端主义不断增加,包容性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所以不平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发展也应该坚持包容的原则。一个普适性的政策是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因为它可以应对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李春利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汽车社会成本中的交通拥堵分析与“东京模式”。针对目前国内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严重的现象,李春利结合东京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可能的方法“东京模式”。该方案一共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第一,重视立体轨道交通;第二,建设“副中心”,引导“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第三,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的理念,抑制私人小汽车增长。他说:“交通需求管理和大禹治水的策略是一脉相通,你光在下游建坝堵水是远远不够的,造成堵车的根源是城市中心单一化,要分流泄洪,因势利导,然后才能达到疏而不赌。”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战略之后,学术界也做了许多关于该方面的研究。Shi Xunpeng和Jack Hou分别就不同的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解析。Shi Xunpeng发言的主题是“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能源投资的案例研究”。他指出,“一带一路”可以在合作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但不同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多边利益、政治环境等的复杂性,仍然有部分人士对东南亚“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存在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大家应当摒弃偏见,树立所有权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从而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Jack Hou的发言题目为“ 一带一路: 远水救不了近火?”他认为,为了应对目前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例如,中等收入陷阱、产能过剩等,中国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如果该战略能够成功建立,那么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一样,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对全人类都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徐晋涛的研究题目为“交通堵塞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其政策意义”。该研究组利用站点数据、交通拥堵数据、气象数据进行分析,回答了“交通堵塞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大数据分析得出:北京实行汽车尾号限行时,限行尾号为4和9的时候,交通拥堵情况要高于平时。对这两天的拥堵与污染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北京交通对于空气的污染贡献率要高于中科院和环保局公布的数据,这为制定治理空气污染的方案和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陈恭平的报告题目为:“网上竞价的最优策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购物以及互联网平台交易发展迅速。结合ebay的拍卖交易方式,陈恭平分析了三种竞价方式:常规拍卖、固定价格拍卖和即买拍卖。然后他提出问题:卖方怎么样决定商品的售价?依据什么因素来决定商品的价格和决定拍卖商品的模式?通过数据分析,他认为买房的时间偏好与保留价格是负相关的。

  洪俊杰的发言题目为“全球经贸新规则与中国智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他指出全球经济贸易经历了朝贡贸易-市舶贸易-殖民地贸易的无规则时期、一战到二战传统规则酝酿时期、大萧条后传统规则的确定期和21世纪全球新规则的重构期。他强调,在新时期,中国应该完善并发挥中国风格的国际规则,包括补充完善为先的和谐理念、兼顾改革发展的中庸理念、尽量维护多边的大同理念、倡导合作共赢的和合理念和让更对人受益的民本理念。

  B组第三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共有四位学者发表演讲,分别是日本神户大学Lex Zhao、中国台湾政治大学胡伟民、内蒙古大学杜凤莲和上海财经大学鞠建东。会议由鞠建东主持。

  Lex Zhao的报告题目为“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首先,他介绍了中日之间的四大争端。第一,领土的争端。他说:“如果有两个国家,A和B可以在一块大的土地上合作,那么整个“派”就会增大;但是如果不合作、有争端,这会成为一个有成本的争端。”第三国的介入,会使领土争端变得更为复杂。争端的第二个方面为历史问题。日本的两次对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痛苦,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发展超过了中国也会引起大众的嫉妒心理。争端的第三和第四方面分别为民族主义和体制差异。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而中国和日本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也使两国之间的争端加剧。

  胡伟民的报告题目为“中国2008—2012年抵制汽车销售的经济分析”。在历史上,中国从1905年开始产品抵制,抵制的产品包括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品。根据这一史实,该研究提出了问题:在相关的历史阶段,抵制有什么作用?抵制在地域上方式和效果有什么区别?他从不同的地区入手进行分析,与前满洲里相比,从来没有被占领过的省份抵制效果最小;被小面积占领的省份中,抵制的效果最大;大规模被占领的土地几乎与前满洲里国的抵制效果是一样。研究发现,通过抵制,日本产品减少,中国本地产品会增加销售和市场占有率。

  杜凤莲的报告题目为“角色与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对中蒙关系影响”。报告分为五部分: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蒙贸易,中蒙关系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和进一步研究设想。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大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深度融合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元首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更加促进中蒙之间贸易的发展。中蒙关系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46年—1961年,中蒙关系的开端是信任与合作;1962年—1985年,中蒙两国关系停滞;1985年—1994年,中蒙关系正常化;1994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蒙古,拉开中蒙关系的新时期。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崛起对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与中蒙关系发展阶段基本一致。该研究将进一步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政治语言背后的真实想法。

  鞠建东的报告题目为“华夏共同体:全球贸易新常态与全球治理新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增长放缓;除了周期性变化因素之外,世界贸易增长和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被叫做全球贸易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全球贸易的巨大挑战。经济放缓使得“美国中心”向“三级中心”转换,欧盟为一级,美国为第二级,亚太为第三级。在新的经济秩序中,中国担任的角色不会是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美国也不会继续担任“老大”的角色,而是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鞠建东提出了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概念,关注不同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不同和趋同,强调更多统一和合作。

  (原荣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