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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孔子的言行，看管子对孔子的影响
管仲(—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约生于公元前730年前后。管仲相齐，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纲领，协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称为“中华第一相”。他的思想涵盖了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从哲学理论到经济政策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管子》一书虽非管仲本人所著，但基本记录和反映了管子学说的内容，对其后诸子百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开诸子百家之先河“。
管子比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要早170多年，因为管仲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史书里记录了很多孔子关于管仲的言论，那么孔子是怎么看待管仲的呢？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其出处，就是“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这是孔子早期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和管子同属于士大夫阶层中最底层的“士”，都是家道中落，都有坎坷的经历。《史记·孔子世家》载，公元前517年，因鲁国发生“斗鸡之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此时距管子去世不到200年。
管子功绩一直备受齐人推崇、其言行以史书形式广为流传。时值晏婴任齐相，齐景公与晏婴常以“继管子之业”，“遂武功而立文德”互勉，力图恢复齐桓霸业。高昭子为齐景公的重臣，孔子作为其家臣，在齐国住了三年多，对于“欲以通乎景公”的孔子来说，他不可能不研究管子的言论和事迹。比如晏婴继承了管子的“和谐”思想，并进一步解说：和谐就像乐队演奏，如果乐器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就会非常难听，只有当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奏出美好的音乐。（《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自称三月不知肉味，还对《韶》和《武》做了比较（《论语·八佾》）。对齐景公和晏婴效仿管仲治齐如此用心的孔子，对管子的思想行为、施政举措、历史功勋和历史作用，必然是做了大量了解并经过认真思索的。
齐国自齐太公起，以“因俗简礼，尊贤尚功”为治国原则，管仲继承并发展了齐太公的治国原则。而孔子生长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依照周礼，以“尊尊亲亲”为治国原则。虽然齐国因管仲而更加强大，但年轻的孔子依然认为鲁国模式更加接近其心中的“普世价值”，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以这样的自负，孔子自然还看不起“论卑而易行”（《史记·管晏列传》）的管仲模式，归纳其缺陷，就是从管子向齐桓公索要的 “贵”、“富”、“亲”的三项特权，证明管仲的“不检”和“不知礼”。但是后来，孔子又意识到了其对管仲的苛求，又言：“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说苑·尊贤》）
孔子对管仲的认识，是随着阅历的积累与岁月的磨砺而逐渐深化的。对管仲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对管仲治国才能的钦佩与学习。《论语·宪问》记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仁）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是“惠人”。但对管仲的评价则是以仁治国，令伯氏终生钦佩。《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结果引来诸多非议，“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不得不历数少正卯的罪状，再列举历史上的“君子之诛”，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毕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荀子·宥坐》）这其中就有管仲诛杀付里乙的例子。对比管仲治国的举重若轻，诛杀付里乙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君子之诛”，夺了伯氏三百户的采邑，不仅没有遭到舆论的反对，被处罚的伯氏连口粮都困难了，到死都没有对管仲半句怨言。个中滋味，孔子自然深有体会，不由得不佩服管仲：“人（仁）也”。孔子把管仲同商汤、文王、周公等并列，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可见孔子实际上已经在效法管子的行为并深怀景仰了。
还有许多孔子以管仲为榜样激励自己的例子。公元前497年，孔子从陈国去蔡国，被陈蔡两国围于野外。孔子一行断粮七天，饿病交加。孔子却很坦然，照样给弟子们讲学诵诗、弹琴唱歌。《韩诗外传》记载，孔子说：“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他依次举了舜，傅说、伊尹、吕望等人的例子，然后说到管子：“管夷吾束缚自槛车，以为仲父，则遇齐桓公也。”以此说明自己屡遭困厄只是未遇时机，一旦如管仲之遇桓公，必定大有作为。
《论语·宪问》记载，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贡觉得管仲在公子纠夺权失败被杀后，没有同召忽那样“从主死节”，是不仁。孔子对此，首先赞叹管仲的功业，充分肯定了管仲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关键作用，指出了如果管仲象“匹夫匹妇”那样死去，是多么的荒唐。管子说：“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管子·大匡》），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国家败亡，宗庙破灭，祭祀断绝，他是不会为小名小节而死的。这难道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的目的吗？从这里，孔子对于管仲的认同，已经从能力层面，提升到了“天命”的层面了。有什么可以比传承中华文明更重要？又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立志于继承和传播中华文明的人呢？每至于此，想到孔子在宋被逼于桓魋，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子何！”（《论语·述而》），或被围于匡而言：“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何等壮烈而凛然！那时的孔子，心里难道不是正以管仲自励吗？其行其言，难道不是在自比管子吗？
孔子历经磨难，而始终没有得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机会。相较而言，孔子对管仲相齐之成功实践的现实意义，就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参观周国明堂时，曾在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画像前流连徘徊。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无能为力，他肯定会对历史作深度思考。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对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仁”，这里连续使用两个“如其仁”，是对管仲施政成果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的极大肯定，是对管子学说对于中华文化的现实意义的极大敬仰。由衷之情，溢于言表。
二、管子和孔子对礼制的理解
周以礼乐治天下，这里的礼，表现的是仪轨形式，体现的是社会秩序。管子和孔子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把“礼”的作用提升到崇高的地位。
管子学说开宗明义，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把“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纽带，上升到治国纲领的高度。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管仲首先关注的，当然就是秩序。管仲认为，通过尊礼，就可以达到“礼仪足以别贵贱。”（《管子·禁藏》）的效果，认为“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管子·问第》），具有广泛规范社会属性，因此把对礼的要求，从“接之以礼、合之以乐”（《管子·幼官》）的形式，提高到“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牧民》）的高度，进而通过尊礼以实现“故不逾节,则上位安”（《管子·牧民》）的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管子对尊礼的要求，是全面的，对国君，他认为“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管子·立政》）；对国人，他主张“贵而无礼者复贱”（《管子·霸言》）。为了便于民众遵守，以“礼有八经”（《管子·五辅》），按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不同情况，详细做了论述。可见管子对于“礼”的重视，是全面的的，是从理论贯彻到实践全过程的。
孔子对礼也非常重视。管子对礼的重视，着重于国家治理的作用，孔子则把礼当成了德教化成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回》）。孔子认为，礼和仁是一种因果关系。仁，是孔子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一种高度浓缩，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最终追求；礼，就是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形式和载体。孔子把尊礼作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礼之用，和为贵”的基本原则下，建立起一套尊礼的行为规范，如“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通过尊礼的行为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中，“礼”字出现了74次，孔子从各个不同层次和角度对“礼”进行论述，构建了一套丰富完整的行为体系。
从管子和孔子对“礼”的认同和表述，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诸多观念一脉相承，甚至很多用词都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尊礼的治国原则，管子用“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形式》）这样的否定语句来说明治国不尊礼的危害；孔子则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从正面肯定了“尊礼”的治国原则。二者的用词语气几乎都是一样的。比如管子提出的“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等具体内容，孔子的论述中也是几乎如出一辙，却更加丰富和生动。礼，是周代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石，从周礼到管子以至于孔子，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孔子对管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三、管子和孔子对民本的阐述
在周礼中，就有“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周礼·天官·大宰》）的论述，强调以民为本。但突出民本思想，在管子学说中被推向了新的高峰。管子说“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以人为“极”，从哲学的层面把人锁定为研究对象；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把“顺民”作为“兴政”的关键；“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管子·正》），“爱民无私曰德”（《管子·正》）从道德层面确立了“爱民、利民”的原则；“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而后治之”（《管子·治国》），把“富民”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为了管理人民，管子倾向于“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管子·任法》），也就是用“事断于法”的方式管理民众。管子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这就是管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写照。纵观《管子》一书，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顺应人民需求、解决实际困难等各个方面，从经济措施、法治德治、战争兵役、收拢民心、行政管理等各个层面，论述了“顺民、爱民、利民、富民、牧民”的思想和方法，是一套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完整体系。
孔子长期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对人民的情感是真挚和感性的。如果说管子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民本思想的，那么孔子则更多地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解释民本的重要。比如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论语》记载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孔子把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看作比军队和粮食都重要的立国之本，相对于“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管子·霸言》），就是从两个角度，说的同样的意思。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在对人民的管理方式方法上，孔子不赞成用严酷的刑法来加强统治。孔子认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主张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教化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论语·为政》）。孔子的主张，是对春秋后期社会的改革，尤其是对法家简单依靠严刑峻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人民苦难的一种反思，就道德与法制对社会管理作用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汉以后，长达2000余年的中国社会，“内法外儒”一直成为社会治理各项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
四、管子和孔子对奢俭的认识
作为齐国的管理者，管子提出了一套自己特有的奢俭观，这种奢俭观概括起来就是以节俭为主，以适度侈靡为附。其中，主张节俭是管子奢俭观的核心与关键。管子认为，“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管子·法法》）这里，管子将节俭视为治国之道，要求统治者身体力行，控制奢欲，在衣、食、住、行、祭祀等方面不必太铺张浪费，足见其对节俭的重视。在管子看来，崇尚节俭可以防止饥谨，比如他说“纤啬省用，以备饥馑”（《管子·五辅》）；可以禁奸邪，止民乱，比如他说“国侈则国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还可以延年益寿，比如他说“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 （《管子·形势解》）。
适度侈靡，也是管子奢俭观中的重要内容。在管子看来，一味地节俭，对国家经济发展并非总是有利，适当地进行侈靡消费，反倒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当齐恒公问管子“兴时化若何”（如何顺应时势变化而改变政策，或译为如何振兴消费）时，管子回答说“莫善于侈靡”。（《管子·侈靡》）管子的侈靡消费主张是有条件的，是在特定情况之下才可以实施的。如在生产不振的情况下，为促进生产，可以实施侈靡消费。管子的这种侈靡消费主要是针对富裕的商人而言的。通过鼓励富人进行侈靡消费，能够刺激生产，增加百姓就业机会。如管子说“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 （《管子·侈靡》）另外，进行侈靡消费的另一举措是国家在出现灾荒的时候大兴土木。通过大兴土木，来赈济受灾民众，刺激生产。如“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乘马数》）管子认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过于节俭与过于侈靡，都不是好事，统治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而不能偏于一面。节俭消费与侈靡消费是有主附之分的，前者为主，后者为附。管子的这种消费观可以说是相当成体系的，对促进生产、富国强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晚辈的孔子同样坚持节俭的奢俭观。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等。重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待礼仪问题上也能体现出孔子节俭观点，如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对于一般性的礼仪问题，与其奢华，不如从俭；对待丧礼，与其做到仪式周备，不如做到内心真正悲戚。但是，孔子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节俭观。在一些国家性的礼仪方面，他则坚持奢靡观。如《史记·孔子世家》上就讲到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论语·八佾》讲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回答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足见其对国家性礼仪之重视。另外，孔子的奢俭观具有明显地等级性。对待平民百姓，他主张尽量节俭。如他赞扬弟子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待官员，他则主张奢靡。仅从《论语·乡党》中可以看出他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的奢华程度。如“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还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等等。当然，孔子的这种官民有别等级性消费是以礼为规制的。按礼行之，则赞之；越礼行之，则贬之。如他在谈论管仲是否节俭一事上就是这样，“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因管仲“有三归”、“管事不摄”，是为越礼，故遭孔子贬之。
综上可知，孔子对管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认知到发展、从敬仰到传承的过程。他们的思想都上承于商周文化，特别是基于《周礼》的传承与发展，有相同的理论渊源。管子以齐文化为母体，以治国理政为目的，体现了“尚务实、重征伐”、“论卑而易行”的特征。孔子怀才不遇，没有施才理政的机会，多数时间面对的是学生，所以他的理论集中于德教化成，他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思想内容也更加丰富。 此三权之缘由是这样的：齐桓公命管仲治理齐国，管仲回答说地位卑贱者不能统治地位高贵者，桓公于封其为上卿，但国家仍未治理好。桓公问原因，管仲说贫者不能使令富者。为此，桓公便将齐国一年的市场税收赐给了管仲，但国家仍没治理好。桓公问原因，管仲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控制关系亲近的人。桓公就尊他为仲父。至此，管仲从齐桓公手中取得贵、富、亲三项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