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太明
胥平真的睡着了吗？
我们开会的宾馆叫千鹤宾馆，号称有千个床位，是谓“千”；宾馆是由上海市老龄委办的，是谓“鹤”。所以，当初我们提出宾馆要确保提供300个标间时，千鹤宾馆当即承诺确保所有参会人员都有房间住。但实际参会的人员，包括企业家（其中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家100多人）和工作人员在内却超过了700人，宾馆提供的300个标间根本住不下。
于是，我们和宾馆协商，提出以下解决方案：工作人员尽可能撤出宾馆，由宾馆方面负责联系；参会的企业家中差不多三分之一带有随从人员，这些随从人员一律睡加床。这样，房间不足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四川省一个边远县组团7人参会，其中一个秘书被安排到了来自大连的一家公司经理和他助手住的房间里的加床。这两个人心眼十分狭小，每次这个秘书回来晚了，他们故意不开门，长时间把秘书晾在门外，而且还时不时地奚落那个身材矮小的秘书。
这样折腾几次，秘书实在忍不住就把此事告诉了带队领导，领导一听，当即怒不可遏，气呼呼地打电话给会议组织者刘祖军秘书长，电话里头说是要开枪杀人。刘秘书长一听，顿时吓傻了。
那个年代开会，只要报社一呼，真可谓应者云集。各种类型企业、大中小企业纷纷响应。作为媒体，有这种影响力，真是罕有。参会的企业中还经常遇见个别特殊行业的企业家带枪开会，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带队领导是一家特殊行业的老总，带了一把544手枪。
刘秘书长觉得棘手，就叫上我和胥平一起马上去拜访这个领导。
领导对我们很热情友好，但对两个欺负他秘书的东北人仿佛有不共戴天之仇。刘秘书长和我都劝领导冷静冷静，可领导越说越生气：“一定要教训那两个人。”说到这里，领导话语一转，“不过，刘秘书长，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我们要把那两个ⅹⅹ的拉到宾馆外面去蹦了。”说着，他掏出一把544手枪，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发出“膨”的一声。刘秘书长和我都吓了一跳。
正在此时，我们突然听到呼呼的打鼾声。我们扭头一看，胥平坐在墙角的椅子上睡着了，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我们和带队领导相视一笑，紧张的场面一下子舒缓了许多。
由于事情严重，我作为总协调马上找到宾馆负责这次会议的陈小姐，她又找她的领导。说来也是运气好，从总台传来消息，刚有人退房。于是，我们当即把领导的秘书重新安排，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可预知的严重后果。
后来我很多次问过胥平，你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怕出事？胥平每次回答都是说睡着了，可每次的语气都不很肯定，不能不令人生疑。另一方面，胥平负责车辆调度，会前或会后需要随时调度车辆，休息不好是肯定的。但当时，会议正在进行中，调度车辆的事很少，胥平应该休息得好，该不至于坐着就睡着了，而且还发出巨大的鼾声。所以至今我们都觉得胥平是否睡着是一个迷。
谁可以睡正床？
万渝飞在1992年3月报社搬迁成都后，由报社派往北京，负责北京联络处工作。这次上海会议万渝飞按报社指派的任务邀请了几个北京的领导参会。为了与北京的领导联络方便，我给他安排了宾馆的正床。
由于当时万渝飞到北京工作，与在成都本部的大多数员工不熟悉，且在会议期间，他除了负责与北京领导联络外，整天很悠闲。这下子，却惹得一些同事不高兴。
因为当时会议规模太大，大家都很齐心，很忙碌，但生活条件却不太好。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住在宾馆外一个叫田园宾馆的地方，据他们说，宾馆很脏，而且臭味扑鼻。他们不了解万渝飞，看见只有他一天闲得无事，还住在宾馆的正床，吃会议正餐，有点情绪是很正常的。
对此最为不满的是负责餐饮的单小利。有天晚餐，万渝飞和单小利正好在一桌。单小利喝多了一点，乘着酒兴对万渝飞说：
“你娃够可以了噻，吃免费的会议正餐，还睡宾馆的正床。”
弄得万渝飞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嘟哝着什么，很生气地抽身而去。
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下，谁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从此以后，单小利发明的这句“吃会议伙食还睡正床”，就在也只有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流传开来，并且影响深远。
每当万渝飞从北京回到成都本部，总有人小声嘘道：看呐，睡正床的回来了。而万渝飞有时也会知晓有人这样说他，这时，他就忍不住要对单小利痛骂一顿。更奇怪的是，单小利本来也是火爆脾气，平时根本不可能容忍别人对他发脾气。而万渝飞有时痛骂单小利时，正好与单小利面对面，单小利一点也没有要发脾气的感觉，只是脸上露出得意的、诡异的坏笑，好像这是一个足以让他得意一生的发明，此时的不语正是他享受这个发明的最好方式。
这就是上海会议最著名的“睡正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