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稻田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最近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持续了数月之久，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11月9日两位教授还刚刚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辩论，这种开诚布公，追求真知的精神让人敬佩。秉承这一精神，本文希望能够对这一讨论能有所贡献。要讨论产业政策，我认为先讨论一下产业组织问题会很有帮助。
产业如何组织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产业组织理论基上是价格理论的延伸和细化，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产业组织理论里面并没有组织，也不会有企业家。学术的革命是在边缘兴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彭若思写下了《企业的成长》一书。这本书既不像经济学著作，也不像管理学著作，它只是阐述了一个朴实的问题：企业为什么会成长。她的开创性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多少追随者。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她被重新发现，成了新思维的发源地，加上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哈耶克的市场理论，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等，启发了一大批企业战略学家、组织理论学家、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他们的点滴贡献汇集成了一个洪流，我们对产业如何组织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例如，我们熟知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就是由两位机智的哈佛商学院教授提出来的。
在一个分工经济中，经济活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协调，也就是如何协调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么广泛多样的经济活动，这个组织里面有激励的问题，也有如何利用分散的信息和知识来组织生产和创新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洞见，人们关于经济体系的知识是分散的（这和大家熟悉的信息不对称概念不一样）,也就是由不同的人掌握的。这些知识既包括价格和产量等易于表达的信息，也包括理论知识和对事物的经验和理解等，后者更是隐性的知识。这样定义下来的知识是海量的，很多也是无法被明文表达的，西蒙又指出人是有限理性的，个体无法完全掌握和处理这些信息。 于是人们发展了各种制度，用制度流程来处理这些知识和信息。
在企业之内，各种流程制度担任了这个协调的工作。为了说明企业的协调功能比激励功能更为本质的看法， 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在一个协作生产中，假设每个人都是雷锋，这就没有了激励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这种叫企业的东西吗？答案是，仍然需要，因为雷锋们虽然善良，但却是有限理性的，因此也需要有人来指挥协调。企业的领导者会建立很多的流程制度来处理业务，这是企业内部协调很多个体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经济当中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变化！在未知的商业世界里，企业家需要权威来分配资源。一个企业家不需要让所有员工理解他的商业计划（在整个企业统一思想这太昂贵了！），他只需要权威来让员工执行自己的战略，这降低了说服成本（我觉得说服成本是被忽视但很重要的一类交易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中的权威是自愿的（不服从的人立刻可以离开这个权威体系），不是靠暴力强制的。
在企业之外，价格体系担任了协调的关键工作。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看，市场制度协调的比中央计划更好。竞争是以一种看似背道而驰的方式来促进协作，这是自由市场的奥秘！在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后面其实是无数风风火火的商人或企业家不断的竞争和实验，去发展新产品，比较相对价格，去发现新需求，去改进组织效率。我们所谈论的产业升级，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等，实质都是这个自发体系演进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侧面。这个高度分权化的体系，在每一个细节局部上看，都没有惊奇之处。不是吗？企业家里懂得高深经济理论的人总是少的！但是这个体系厉害之处也在于此，这个复杂体系是很多普通个体有意行动而形成的无意之果，也就是自发秩序， 它居然工作良好！
如果认识到市场是演进的，动态的，是自发秩序的，我们就不会轻易说市场失败，乃至要搞产业政策了。经济学为了价格理论的构建，对生产的组织协调问题进行了高度抽象，这很容易导致对市场的简单化认识。例如，外部性是很多人不信任市场的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对经济动态性的理解不足，外部性被过度强调了。我的看法是，相比于市场在协调复杂系统中的巨大作用，外部性的负面作用是不足为虑的，并且也会随着组织的丰富而减弱。为了修补小的外部性问题，产业政策可能阻碍了市场的正常工作，往往得不偿失！
另外，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政府一旦干预了一个产业，就很难退出了，它往往会采用更多的干预来解决前面干预所制造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这两个案例生动的展示政府干预是如何一步步加深，最后市场是如何陷入“政策市”的困境的。林毅夫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可以和睦相处，我认为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政府该做什么？
在盈利性的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发现新需求，新技术，还是发现相对价格，协调生产，竞争的压力促使企业家努力工作！有压力才有动力，政府官员怎么可能比企业家做得更好呢？我认为对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政府没有优势。
政府的优势在别处，优势之一在于拥有强制力，另外一个优势是它不需要盈利，可以做“亏本“的买卖。例如国防，你就不能要求士兵每消灭一个敌人就来领取一份奖金，经济理性基本是行不通的，这时候要的是铁的纪律和军事法庭，政府就有优势。教育医疗关系到人的尊严，完全考虑经济利益也很困难，因此部分生产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是合适的，此外的警察、司法等公共服务都是这个道理。由于强制性的统计制度，政府在大规模信息收集方面具备优势。但是，这个信息优势并不能成为政府施展产业政策的理由，政府把信息公开，作为公共服务，让社会共享就可以了。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政府正应该集中精力做这些事情。
当把政府描述成“守夜人”，倡导“无为政府“的时候，好像上述的公共服务都是容易的小事情，政府要广泛参与到的实业中才叫务实，有为，这是非常误导的。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了，公共服务的歧视还没有根本改变，教育医疗问题很多，司法情况也不乐观，政府的廉洁高效也需要大力改进。把夜守好，谈何容易！
聪明政府之谜
在11月9日的辩论中，以及最近的“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文章中，林毅夫认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他因此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这个经验证据初看起来很有力，但实际上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混淆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如果所有国家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政策，但都是失败的，我们仍然会观察到林毅夫提到的现象，因此所有成功经济体都有产业政策的事实并不代表产业政策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成长，一方面是用双轨制的一轨，对旧的产业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稳定；二方面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必要的因势利导。 在他看来，市场体制的发展壮大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政府这样有效，改革之前为什么就没有找到比较优势呢？ 这至少说明由政府来寻找比较优势是高度不可靠的！
比较优势是林毅夫教授解释经济发展非常依赖的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似乎没有清晰界定（另外，他既讨论比较优势，也讨论绝对成本，这令人困惑）。他是指国际间的比较优势，还是指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甚至是企业和个人间的比较优势，他的行文似乎是混在一起来讨论的。假如是前者，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说，促进国内分工，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意义比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要大得多。并且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企业家自己会找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假如林毅夫说的比较优势指的是地区间的，那么每个地方政府都要去寻找本地经济相对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并进行规划，我们有31个省级地区，有几百个地级市，按此执行，这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吗？
关于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需要由政府帮助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需要政府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关于外部性，他认为企业家冒险对社会贡献了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家一定的激励。如果这样推理，问题就来了，你说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我是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又有人说他是第一个吃未名湖螃蟹的，都是创新，哪一个不该补贴呢？！从实践上看，成功的创新不断出现，有多少是依靠了政府的激励呢？软硬基础设施应该就是公共服务，为什么要针对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提供这些基础设施？ 要知道给一些人优惠就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至于最能够帮助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政府有什么优势可以鉴别呢！
组织大规模商业实验，资本市场完全可以做到。很少有高新技术产业能比新能源汽车更大了，可是美国的特斯拉公司初期只融了几亿美元就开始了一场革命。 那种认为创新需要巨额的资金，需要政府资助才能成功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如果真的需要巨额的资金，中国的股票市场也足够承担，现在上百甚至几百亿元的股票融资屡见不鲜。
既然资本市场可以资助大规模的商业实验，我们把资本市场开放完善就行了，为什么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干它并不擅长的事情呢？ 林毅夫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研究过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那个时候搞大跃进，可以说就是钢铁业的产业政策，结果损失几千万条生命，这么惨痛的教训，林毅夫教授应该能够对产业政策的风险有更深切的认识。
“名可名，非常名”，政府的名， 掩盖了政府官员也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体组成的事实，因而被寄托了神秘的力量。我赞同张老师的观点，市场工作的很好，我们不信任它只是因为还不真正理解它的力量，产业政策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