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上接11月25日04版］
4、关于创新战略问题
创新是战略问题。经济发展途径的选择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前提是思路创新。（《文集》第1031页）杜老认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国家与社会发展进步必备的内在条件。没有创新，就会陷于停滞和落后，进而面临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文集》第1049页）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发挥劳动资源优势，弥补农业资源稀缺的不足。家庭承包制是制度创新，也是基于国家大局发展的战略性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改革初期的创新驱动战略。在发展粮食优质化方面要有思路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杜老的一系列创新思想，都是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全局考虑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又不断地驱使他进行理论创新。
5、关于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问题
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施，是区域战略。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这个战略设想反映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杜老认为，推行外向型战略，沿海有地理优势，有实践经验，乡镇企业发达，有资金条件，交易成本低。在杜老看来，当时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是难得的机会，把沿海一带制造业的一部分抛到国际生产消费的循环中去，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对国内压缩投资规模，控制消费膨胀的政策将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杜老认为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是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大战略。“让东部沿海地带首先走向经济现代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重视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进入国际循环，居民充分就业，为地区带来进一步繁荣，使中部和西部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及转移技术、发展加工工业的机会，那就能加快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速度。”（《文集》第407页）
（七）经济管理思想
杜润生在主持起草“科学十四条”的工作中，表现出广阔的政策视野，高超的管理思想。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责任制和家庭经营思想。
杜老为了解决农民能不能像关心自留地那样关心集体生产的问题，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于是责任制和家庭经营成为杜老探索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杜老说：“集体经济内部管理制度怎样才能体现按劳分配，改变‘多劳不能多得、好劳不能好报’的毛病，如何激发社员个人对集体经济的高度关心，依然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各种探索和试验。”（《文集》第2页）“如果说工业企业还需要建立责任制，那么，农业就更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能唤起劳动者个人高度关心的责任制。”（《文集》第47页）责任制是适合农民劳动的管理形式，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这就是杜老高超的管理思想。农村改革前的集体经济，其内部管理办法、工分制度等，不利于发展商品生产，不能增加农民收入。由于区域生产力差别太大，他坚决反对“一刀切”的管理办法，“集体经济经营形式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文集》第15页）有了责任制，农户就有了经营权和管理权，也就有了自主权，有了激励机制，多种经营发展加快。杜老说：“家庭经营，由于以血缘为纽带，所形成的长期共处、相互依赖关系，办起事来可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更适用于管理农业。农业既是经济再生产，又是自然再生产，生产的季节性，使其受气候变化制约，往往会遇到难以预测的自然风险，劳动和收益不可能等价对称，家庭成员可以避免斤斤计较，降低制度性耗损，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集》第1248页）
关于企业管理，杜老也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企业要有一个适合自身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不要好高骛远。要采取明晰的财务管理制度，合理安排投资、筹资。遵守会计、税务法规，明晰建账，合理避税。在经营中诚信为本、恪守信用。”（《文集》第1236页）对于家族企业，他认为要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明晰各家族成员的产权，改建成独资、合伙制、股份制企业，防止因为产权不清引发的亲情危机，破坏维系家族制企业的感情纽带。企业不论大小均应强化知识管理，加强创新，对人力资本给出与其贡献大小相对应的评价，作为分配剩余的依据。这是一个企业管理的新课题，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解决办法，只能参考人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直接或间接表达人才价格，规定报酬标准。还要实行民主管理，“要善于进行资本运营，精算机会成本。”（《文集》第1209页）杜老重视农村企业向城镇聚集。他指出，“农村企业，过度分散，难于共同利用服务业，不利于降低成本。乡镇企业也可以在志愿基础上实行并厂，扩大规模，或结成集团，进行土地置换，进入城镇。”（《文集》第1210页）
（八）杜润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分析研究杜老的经济思想，我们认为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改革智慧，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担当，有忧国忧民的济世信念，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品格，有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有理论探索的创新意识。他的思想特点非常鲜明，就是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有温度、有风度。
一是有深度。有的专家认为杜老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有的认为杜老无愧于“农村改革之父”称号，这些看法都源于杜老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深刻。建国初期他提出要“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文集》第1190页），主张形式多样化，不要“一刀切”。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超前的。他说：“生产责任制，不同于过去的小私有经济，它是集体经济的内部结构，是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其具体体现形式可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新的意义和作用。包有包工，有包产，有专业承包、非专业承包。包干是包产的变型，是把分配也包进去了。联产承包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在经济发达地区，经营项目较多，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从经营的方式上看，基本保持统一经营，又有局部的调整，给承包者一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文集》第63页）可以看出，杜老言简意深，把“包”解析得是多么深刻！对于农村改革，他主张要加大改革的力度，要把经济因素的改革和非经济因素的改革结合起来，改革措施要配套；要树立农业问题农外解决、国内问题国外解决的思路，利用国内国外市场配置资源；要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中国要过“民主关”“市场关”。另外，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等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探索，有的思想被纳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对改革影响很大。这些思想言简意深，都是扎根于农村大地、扎根于历史文化的思想，也体现了杜老对国家和人民之爱的深切。
二是有广度。杜老研究的问题不是局限于“三农”问题，而是把目光放在民主、法制、知识经济、文化软实力、建设和谐社会等领域。杜老认为，民主的内涵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制衡、民主监督，我国民主制度取得进步，但民主监督还缺乏力度。和谐社会是以社会为载体，任凭单个自然人的活动，形不成统一意志，必须自愿联合，发挥组织效应，代表一定的公共利益，对政权实施民主监督。同时保持自律性，自我约束，能在公共领域彼此和谐共处。和谐社会并非否定社会矛盾。
三是有高度。理论创新有高度是杜老思想的鲜明特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就是反映杜老思想高度的代表。杜老说：“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要害怕不符合既定的模式，既有的观念，既成的理论，调查结果与既定的结论观点可以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能抛弃一些过时的个别结论，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调查材料无助于指导变革。”（《文集》第129页）这体现出杜老对搞学术研究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很高的。再比如文化问题，他认为，凡文化都是经过“杂交”的、多元化的，好处是能够产生“杂交优势”。因此，对民族文化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能苟同世界主义。对于经济全球化，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他认为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所以他始终站在农村改革的最前沿，用心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用心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用心总结基层群众的创新经验，研精钩深，能发现和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
四是有温度。杜老对“三农”念念不忘，对农村的感情众人皆知。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就是杜老的情怀——流露出对农民的爱、对百姓的爱。他的足迹踏遍农村，对农民温润而泽，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语言——“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来诠释他的理论主张，“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要给农民国民待遇，不要歧视农民；“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杜老善待农民、关怀弱势群体，心中装着农民冷暖，装着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没有一党、一己、一团体之困。著名经济学家吴象说，“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杜老常年呼吁成立农民协会，其行动都体现了服务农村、守望农业、温暖农民的崇高思想。
五是有风度。读杜老的著作，语言是和风细雨的，对经济改革的前景是乐观的，能感受到智慧老人之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团和气，这正是杜老思想的风度。杜老崇尚实际，鼓励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对干部，鼓励解放思想，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言者无罪，兼听并收。”（《文集》第1页）“言者无罪，兼听并收”反映杜老能包容各种不同意见，也反映了杜老喜听他人意见、更善于听各种不同看法。“允许农民拥有一份私有财产，参加市场交易，是否妨碍合作化？换句话说，搞合作化，是否必须以废除农民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易为前提？有没有更为有利的选择？”（《文集》第735页）这段轻言软语反映杜老与大家之平等的交流修养。针对某些人的质疑和批判，杜老“宁愿搁下争论，做点向前看的事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无意义的争论就是空谈，做点向前看的事就是实干——深中肯綮的学术风度令人起敬！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陈翰笙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影响并促进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成长，即“无锡现象”）是农村经济研究及人才成长的一个高峰，那么，八十年代的“九号院”现象（影响并促进陈锡文、周其仁、林毅夫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成长）就是杜老推动农村经济研究及人才成长成为改革力量的又一个高峰。他几下几上，胸怀坦荡，行为低调，一廉如水，魅力越老越洒脱。这样的君子风度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总之，杜老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弥足珍贵。除了杜老“车载斗量”的经济改革思想外，我们认为还有三方面的精神思想值得继承弘扬：一是注重实践调研、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杜老无论是搞土地改革，搞农业合作化，还是推进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他都心系农民，深入基层，千方百计体察民情，倾听群众心声。改革的成功，是调查研究的成功，是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成功。杜老堪称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杰出典范，是调查研究的艺术大师。二是高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主作风。杜老在全国农口树立了“非常民主、非常活跃”的传统。他从不放弃原则，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三是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战略思想。杜老在中科院期间保护了一批著名科学家；在农研室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骨干精英。（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