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练
本文系正式文章：《特朗普时代：克林顿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供给侧改革的全球复兴》的原稿分段刊登。预期按照5—6篇刊出，组成《特朗普时代》系列。今天是第一篇，主题是分清里根和克林顿，正本清源，让人们看清今天世界问题的真正来源。
特朗普时代来临，“替代性保守主义”能人集团成为美国新中坚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成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标志着持续了20多年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和新的历史时期揭开帷幕。当前，西方主流媒体仍然沉浸于自我安慰和对特朗普嘟嘟哝哝的诅咒中，根本看不到此轮大选的重大正面意义。作为美式全球化最大的客观受益者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构建者，中国应当尽早从西方主流传媒渲染的迷雾中走出来，为与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新兴力量的合作或良性竞争做好准备，迎接供给侧改革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兴。
特朗普的当选不是世界的倒退而是自我修正与前进
当前西方乃至中国的主要媒体对特朗普的当选，一部分人自我安慰这是历史的一个小浪花，一部分人则哀叹世界将“倒退”，即便有反思的人，也认为这是为了“安抚”底层百姓的一次“战略后撤”，是向弱者的妥协。不管是故作镇静还是如丧考妣，这些看法都认为现在的世界（美式全球化）是“先进”的，而特朗普及其支持群体是“低于、劣于”一度主导世界的“全球化精英”，不过是暂时翻天，没有思路和能力扭转“大势”。或者认为特朗普是个说一套做一套的没有原则的“小人”。且不说这些观点是如何的人云亦云，没有去看特朗普的原话、原著、原版影视，只说结论：这些观点是站在历史大潮的对立面——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倒退，而是美国的自我修正和前进。
本次大选表明，美国还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在关键历史时刻拯救了自己。
认清趋势必须认清历史，什么是美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指的是克林顿夫妇-戈尔-布莱尔为核心的一小部分英美集团从90年代早中期起打造的一套全球化体系，它是欧美走“第三条道路”的新型西方左派（如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欧洲各国社民党）操刀的作品，小布什及部分新保守主义者等表面对手也是其大方向的贯彻者。请注意，是西方左派，不是西方右派！美式全球化鼓吹无条件的自由贸易、金融开放、“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反对国家利益等理念，它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体系，又试图让中国永远臣服，处于“被教导”、“被开化”的仆人地位。这套体系同时标榜各种高大上的理念，比如世界大同、多元文化、环保政治，又不允许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拓展带动发展干扰其价值观。美式全球化制造了一两代“全球化精英”，分布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领域，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社会的终极治理方案。
中国的确是美式全球化最大的外国受益者，但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天然掘墓人——这在美式全球化的末期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美式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日趋变得极端敌视中国，试图在排除中国的基础上继续它们的美梦世界（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从心底里感到了威胁。由此可见，对本次美国大选结果的正确反应是，我们应当和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新兴力量携手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开拓人类科技、产业、星际边疆的新世界。特朗普及其新兴力量有一股开拓星辰大海的气势，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美式全球化起源于克林顿时代而非里根时代
特朗普当选的一个最大迷思，就是他和里根和克林顿这两位美国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显然是克林顿的对手，但他和里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至少从公开表态上看，特朗普自认为是里根（以及更早的，19世纪的林肯）精神的传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通常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最近一轮大转弯始于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撒切尔和随后上台的里根则是大西洋两岸的主要政治推手。这种主流的认识把里根-撒切尔的80年代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的90年代连成一体，冠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称谓。这种认识源自一群批判现实的左翼思想家，但也被美式全球化的精英分子也普遍认可（如美式全球化巅峰时期的纪录片《制高点》，只是作为正面潮流来歌颂）。如该理论成立，特朗普就属于没搞清楚事实，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脑袋不清——因为按照现在对特朗普当选动力的“反思”，说的是70年代末美国处于最平均的“大缓和”社会，突然“好景不长”，新自由主义启动了全球化，然后经济繁荣但美国国内工业区工人没有享受到好处，所以这次把特朗普选上台——可是特朗普推崇的里根恰恰是7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改革者。这难道不是逻辑混乱吗？
1998年能源经济思想家耶尔金发表的《制高点——世界经济的战争》（2002年改编为纪录片）是典型的美式全球化宣传片，该片也把里根时代和克林顿时代完全混同了。该片经由北京大学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双学位对中国社会播放，对中国当代中青年一代思想影响很大。
特朗普推崇的：林肯和里根。事实上，特朗普和他的支持群体都是很理性的人，他们绝不是要返回到70年代末。70年代名为“大缓和”（收入差距最小），但事实上过来人都知道，70年代末欧美深陷滞涨，二战后黄金时代的技术进步和企业活力已经趋于停滞。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是社会弱者，他们并不祈求那种被动的社会贫富压缩。最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如同脱欧的英国支持者一样，是二战后二十多年培养出来的小镇中产阶级，他们可能学历不高（那时美国大学文凭还没有泛滥），但单兵和集体作战能力很强，是高素质的强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反对收入差距，而是反对自80年代后期开始在当代金融-互联网（媒体）机器一步步推动下的贫富分化。特朗普本人并不天然拥护共和党或民主党（他曾经很长时间自认民主党人），他只是基于朴素常识，明白美式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要没落，必须有人挺身而出避免国家一起沉沦。
我们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世界，人类的观念，是可以被塑造的。
可以认为，今天的美国政治、经济现状，是克林顿启动的。以美国政治版图为例，现在世人皆知的美国“两洋蓝（倾向民主党），中间红（倾向共和党）”这种“理所当然”的政治分布，其实到克林顿执政后期的1996-2000年才真正建立，并在2000年大选中最终表现出来（1996年，美国中部工业州选民对民主党还存有幻想）。取1984、1992、2000、2016年四个美国大选年份的各州投票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84年是里根执政前半期的总结，美国全国一片红，而克林顿当选的1992年，除了两洋蓝外，大湖区直到南下密西西比河沿岸都是V字蓝区；这说明，在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开始之前，美国政治总体上随着各届总统执政能力，经常有大幅摇摆，在美国遭遇系统性经济挑战的90年代初，制造业地区的群众曾经把希望放在克林顿身上。然而克林顿的时代与1992年人们的想象南辕北辙，这才有中部从蓝变红。而从政治地理变迁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克林顿美式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两洋蓝区正是这三十年的受益者——西海岸加州的硅谷和东北部纽约-康涅狄格的华尔街金融行业。正是这两个行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在经济上让美国走到了今天的困境：科技上的“脱实入虚”和金融上的“自循环”。
如何评价撒切尔-里根时代
在讨论克林顿时代的变迁之前，我们先看看撒切尔-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的面目，看看他们是否要为后来的错误负责。不可否认，受到英美传统私有制（尤其是美国作为移民构架，白手起家的财产观念很强）的影响，撒切尔采取了私有化政策，里根采取了去管制化政策。从初衷上看，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激发活力，是从解决问题出发的，因为到70年代末，英国二战后打造的国有企业体系和美国70年代的各种管制体系的确已经疲态尽现。当然其中一些政策如英国铁路私有化被证明无效，但保守党的这种解决问题的传统，也是其后来领导人如卡梅伦、鲍里斯在看到中国高铁后就极为赞赏并希望合作的原因。
金融方面的政策以及对都市地产的把控是评判领导人用意的关键窗口——因为现代泡沫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诞生。在金融方面，英国撒切尔恢复金融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其成为把国有企业变成上市公司的工具。严格地说，在撒切尔时代，国际货币投机势力还不够强大。投机家索罗斯暴发的重要之战——洗劫英镑是在1992年，即英国政客不顾撒切尔的反对生硬提出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时间表后不久。
在货币政策方面，撒切尔-里根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打击通货膨胀，其中保罗·沃尔克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完成了历史任务，在1987年卸任时利率在不高不低的水平——与后来的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有天壤之别。
在住房房地产方面，撒切尔的确推行了住房私有化——主要目的是学习李光耀的公屋到期赎买政策，遏制70年代末英国公有住宅环境的恶化。英国房价的暴涨，集中表现在伦敦地产价格的爆炸式上涨上，而这尤其发生在伦敦工党市长列文斯通执政（2000-2008）期间——列文斯通执政伦敦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嘴上说建经济适用房但实际供给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上，撒切尔的确有其计划，她瞄准的是英国的核电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里根在这方面差一些，这是背景决定的（撒切尔毕业于化工专业而里根是个演员）。只能说不成功，不能说不想做，这是时代的原因——冷战结束及反核运动泛滥，而这其实源自克林顿那一边的西方左派运动。由此可见，要为英美今天局面负责的另有其人。
只不过，撒切尔的一些表态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她本人也有时踏入这个陷阱。比如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撒切尔把保守党的一些做法上述到所谓大宪章等传统。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撒切尔想要批评的——尤其是批评欧洲，主要是针对法国80年代的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等人的政治路线。而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到，在80年代开启全球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正是密特朗为核心的法国社会党集团。那么，怎么评价撒切尔-里根时代呢？应该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决问题的，而非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虽然受英美传统话语影响容易被沾染。他们看到了问题，在一些方面解决了问题，但在更根本的方面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的，就是产业问题。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大型工业的几个标志：核电产业和协和超音速飞机，就在80年代停滞乃至下马。产业空心化的确萌芽于80年代中后期。为什么衰落了？谁发财了？谁壮志未酬？这就是欧美世界的Makers和Takers之争。撒切尔-里根时代的问题，正在于有了政治强人，却缺少产业强人。这一点，在今天中国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正在目睹类似的戏剧：格力电器和南玻，只是正在上演令人感慨的时代剧目的两个例子。笔者希望，欧美的悲剧不要在中国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