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诸多经济弊病根源在于缺乏思想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的理论支撑之下，来提出我们的各种意见，而且能够形成一个接力赛，就是大家的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我们的认识步步深入，我们的对策也越来越有效。
其实，最近有一些提法是与时俱进的，譬如去年十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吴敬琏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这个重要的决定反应不是很强烈。今年六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先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接着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这就体现了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就是开拓资本市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听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讲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到北京的财经论坛做了一个视频的讲演。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吴敬琏认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努力去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们才可能有机会看到科斯所指出的这一天的到来。
厉以宁：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在“大梅沙论坛”就创新问题提出新看法。针对熊·彼特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厉以宁认为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信息化时代后，信息量的组合、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光是生产要素的重组，那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两厂一合并就能够创新了？要看你的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新的因素在里面。从创新概念来看，中国古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观念越来越不灵验。思路要变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厉以宁认为，创新的主角也在转变，现在的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今天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大量的年轻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知识就少，今天大量涌入创新市场、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且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熊·彼特的观点是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然后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因为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网络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人自动向你投资，不是过去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主要是“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使经济能够创新的话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别小看那些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一旦有了创意了，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机会投资的这就是企业家。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谁也难预料五十年后，我们的消费模式、投资模式、就业方式如何。那好多东西都在变。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可以这么说，在未来的时代中，“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不需要企业家，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他一旦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这样就行了。所以创新、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现在已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
李佐军：企业要制定独特的发展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近日在“2016商汇年会·新经济高峰论坛”上，就产业升级和企业应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创新型企业就是新主体，尤其是创新型的领军企业，还有创新型的个人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新产业包括智能制造业、信息消费产业、电商、还有文化创意等。李佐军表示，企业家最担心的是产业融合问题，比如哪些行业比较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等。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原来发展一产，后来发展二产、三产，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经济服务化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的过程。产业产品高端化。高端化是产业内部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的过程。因为消费结构升级了，如果不高端化，满足不了消费者新的需求。人才、住房、知识产权、税费、物流等成本不断增加，中国经济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企业想赚钱有三个选择，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但产品销售价格是国内外市场共同决定的，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提高附加值来消化高成本，没有这样能力就要被淘汰了。产业集群化。要按照产业集群的规律来发展，因为产业集群蕴藏着产业发展的核心秘密。产业集群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学习成本、营销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可以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应等。具体做法是，培育或者引进种子企业，利用行业商会、协会、促进会等组织来发展产业集群，高度重视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产品品牌化要通过品牌提高附加值、提升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要尽可能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分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李佐军还认为，中国经济尚未探底、经济结构调整带来阵痛、新旧产业衔接不好、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国际环境复杂化，都会给企业发展带来挑战。所以，他建议企业要有全球意识、抱团意识，在经济尚未探底的时候，抱团求生存、分工协作求发展；有底线意识，要把最坏的情况想好，找准新定位，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要制定独特的发展战略。比如通过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或者采取产品转型升级战略、背靠大树等战略；还可以采取安静冬眠战略，因为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瞎干不如不干；也可以采取降低成本战略、重大投资时采取谨慎投资战略，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投资要谨慎一点，在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适当等待也是有好处的。
邹至庄：好的经济学家要经过大师的训练
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近日在“大师讲堂·复旦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认为，经济学者不应有海归和本土之分，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经过大师的训练，而中国目前并没有大师。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经济的研究还是由他自己的兴趣来决定。如果我在复旦大学教书，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对某个问题有兴趣，我就让他自由发展。不要有什么领导来指示在中国应当研究问题ABCD。看谁有兴趣，如果某人对某问题有兴趣，他会影响他的学生，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问题有兴趣，他也会影响他的学生，这个应该自由发展。关于本土经济学家和海归经济学家的差别，邹至庄认为本土有本土的办法，海归有海归的办法，不要好像两派的样子，大家都是好朋友，本土也好、海归也好，你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大家都可以讨论。关于学术论文对于经济学者的权重，邹至庄说，在中国需要一个标准，作为院长，很多教授在你系里，谁可以升，谁不可以升，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来，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一个客观的方法。据说在中国期刊有ABCD，如果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有多少钱。如果不用这个标准的话，是很难的，为什么某某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另外一位助理教授升不上去，院长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方法。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不需要，大家都知道，我一看就知道你好不好。在中国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公平的办法？我不知道。
李猛：人口城市化的财政代价
李猛在《中国工业经济》第十期撰文认为，“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重点不同，绩效也不同，后者“事半功倍”，而前者“事倍功半”。城市化是各国公共债务的重要推手，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桥梁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化倒逼政府将支出重心从生产率较高的建设性项目转向生产率较低的社会性项目，使得公共部门生产率增速进入下降通道，但公共部门“成本病”日益凸显，财政收支缺口由此形成并不断加剧。在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过程中，人口从“聚集”向“扩散”的转型将诱发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运营，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当然，社会性项目在分配财政资金时也有“轻重缓急”之分，那些被压缩的建设性项目资金通常被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卫生支出。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财政代价在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并非一成不变。当城市化率大于55%以后，城市化对政府债务的影响系数更大且更显著。究其原因，私人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向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在城市化中前期，要素主要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部分地掩盖了公共债务问题；在城市化中后期，要素则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如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叠加效应，彻底揭露了公共债务问题。（卫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