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益民 山西省城市经济学会研究员
杜润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具改革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杰出的改革家，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他的言论深深影响了农村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他“是‘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能够有力地说服想不通包产到户的干部。”（见余展、高文斌主编：《我认识的杜润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第167页）农业部原部长何康说，“杜老就可以用几条简要总结，高度概括，很好地把大家讲的精粹都集中起来，条理化、理论化，使与会者听了心悦诚服。”（同上，第13页）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说，杜老“总是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让反对的人‘放心’，至少是‘无话可说’。”（同上，第67页）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说，杜老的讲话和文章“具有明显的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特点，高屋建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立意新颖，绝不说空话、套话、大话、车轱辘话，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同上，第79页）《经济日报》记者高以诺说：“他那不俗的谈吐和睿智的思维马上让人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有一种如沐春风如饮甘露的感觉。”（同上，第223页）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说：“杜老对任何另类观点都认真倾听，其过人之处在于在官方文件或会议的表达上善于综合不同意见于一炉，化解利益矛盾、减少改革阻力。”（见《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5日 10版）
类似这样的评价很多。从中央高层到基层，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从高校到研究机构，大家对杜老的观点及其表述语言比较认同，这在经济学界是绝无仅有的。说明杜老的语言艺术非同寻常，确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真功夫。我们认为，作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能够斡旋于上下左右，杜润生集超常的谈辞如云和深厚的嘴清舌白之功夫于一身，其非凡的语言艺术是构成推动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选择《杜润生文集（1980—2008）》（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下简称《文集》）探讨作者的语言艺术。之所以选择这部著作，是由于《文集》收录了作者从1980年到2008年的256篇文章（讲话）约101万字，集中反映了杜老农村经济改革的思想精华及经济理论创新历程。
需要说明的是，探讨杜老的语言艺术，必须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背景以及新世纪前后的历史条件下。因为杜老不是文学家，不是诗人，其语言艺术风格自然不同于作家。因而本文不是单纯探讨语言艺术的，而是从推进改革开放的视角出发，探讨杜老是如何运用独特的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来推动农村改革、影响改革、服务改革的。
（一）接地气：群众语言生动活泼
杜老善于吸取群众中最生动的语言，用浅显比喻说明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读杜老的著作，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著作，有时代烙印，给人的感觉是群众语言特别丰富，没有“官腔”，有人情味，既亲切又有感染力。比如：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集》第11页）
◆“农民喜气洋洋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活没少干，粮没少收。’”（《文集》第21页）
◆“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文集》第51页）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文集》第195页）
这些很朴实的亲民语言，没有“套近乎”，都是百姓的直观感受。杜老在文章中运用得不少，道出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通过群众语言向领导高层传递了农民的希望，沟通了信息。比如，“大脚穿小鞋，受不了；小脚穿大鞋，也走不了路”出自《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文，文章是1981年6月29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作为代表作于2009年被收录于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百名经济学家》一书。这句话说得很精彩——形象地说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间的关系：鞋就是“生产关系”，脚就是“生产力”，鞋得适应脚，否则，不是“受不了”，就是“走不了路”。这样通俗一讲，百姓自然明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许多代表基层干部的特色语言，杜老的运用更加灵活自如。比如：
◆“多少年来总以为是资本主义作怪，不断派工作队下去‘整社’，整社就是整干部，整了一批又一批，整到最后大家怕当干部，干脆轮流坐庄。”（《文集》第16页）
◆“1955年底，加快合作化步伐，一些地区一步登天，从单干跳到高级社。”（《文集》第3页）
◆“有的是‘三头制’，牛头、人头、犁头；还有的是刀耕火种，手里一把种子，点一把火，再拿一把刀（或一根木头棍子）。生产力水平如此不平衡，搞一刀切，非失败不可。”（《文集》第16页）
◆“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把别人的平均过来容易接受，自己的平均给别人则会感到被侵犯，实行抵制和退出。”（《文集》第13页）
◆“过去是队长派工，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好像不是在为自己劳动；实行包产后他真感到是为自己劳动了，所以安心生产了，用心生产了，放心生产了。”（《文集》第74页）
以上语言真实反映了农村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渲染夸张。杜老善于用群众的日常语言表达群众诉求，没有距离感，群众看了自然亲切，容易接受，感觉就像是自己身边的事情，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安心”“用心”“放心”，杜老用“民味”十足的语言把读者引向广阔的农村，是百姓生活和基层干部的思想真实呈现，给人以深深的思索。
另外，杜老还结合生活不断总结，在其著作中力求反映农村实践和发展形势的变化。比如：
◆“河南省的兰考县和山东省的东明县，属于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县。”（《文集》第20页）
◆“和群众‘顶牛’，或者放任自流，都是错误的。”（《文集》第55页）
◆“包地出产量，包山披绿装，包水鱼满塘，包厂厂变样。”（《文集》第112页）
◆“要打破某些老框框，不要自己竖起菩萨给它磕头烧香。”（《文集》第121页）
◆“实践肯定的东西，我们否定不了它；实践否定了的东西，我们也肯定不了它。这是历史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文集》第300页）
◆“凡文化都是经过‘杂交’的、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好处在于能够产生‘杂交优势’。”（《文集》第524页）
这些语言都是杜老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杜老不仅“能说”，而且“会说”。语言贴近百姓生活，连续三个“靠”字生动说明过去管得过死；“包地出产量，包山披绿装，包水鱼满塘，包厂厂变样”，语言“大众化”、“口语化”，笔墨不多，化繁为简，诙谐有趣，琅琅上口，几句话就说出“包”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是杜老自己的语言与群众语言“杂交”后产生的“杂交优势”，话有点土气却有生命力，通俗而富含智慧。博采百姓语言，从百姓语言中吸取营养，使他的作品读来总是那么鲜活生动。
杜老的著作一方面讲究语言通俗易懂，一方面还注意农村生产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他认为，“农民最欢迎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适用新技术。”（《文集》第1032页）比如：
◆“办法是在饲料上做文章，办好饲料工业，降低饲料价格，同时开辟新的饲料来源，生产全价蛋白饲料，养一头猪能节约50公斤—100公斤粮食，猪还能吃到足量的蛋白，瘦肉型猪6个月长到85公斤。他们利用秸杆、秕壳和树叶做原料，按一定比例配成培养料，利用微生物工程生产侧耳菇并可将培养料转化为一定的菌糠饲料（据有关材料反映每百公斤培养料可生产50公斤—80公斤侧耳菇，并能得到60公斤—70公斤菌糠饲料）。事实证明，利用微生物工程，同时养蚯蚓、搞沼气池，形成可以循环利用的食物链，这是一种可能实现的设想。”（《文集》第230页）
这段话实际是农村养殖方面的科普知识，但杜老在文章中大胆使用，从技术层面说明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科学循环及经济效益情况，有刀过竹解的作用。杜老对农村经济（包括农村技术经济）的观察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不深入农村，不了解农村，不接地气，杜老不会写出如此语言鲜活、好语如珠的文章，他做到了理论语言与通俗语言的统一。在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中，像杜老如此大量娴熟使用群众生活语言，几乎没有。杜老堪称经济学界首创运用群众语言的第一人。
（二）摆账本：数据语言求真求实
杜老的著作中有大量经济数据，特别是农村经济方面的数据，他心中装有农村改革的“账本”。数据有全国的，也有各省市的，更多的是一些县和村镇的数据。他反对用空洞的理论说服人，坚持倡导利用事实说服人。数据是反映事实的重要支撑，也是调查研究求真求实的内容之一。通过“算账”比较问题、说明问题，对经济问题的表述直观，“片言只语”的数据在其文章中显示出“此处无言胜有言”的力量。比如：
◆“全国农村共有核算单位506.6万个。据504万个单位计算，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6%，50元以下的占27%，60元以下的占38%。50元除去粮、柴草外，无剩余。人均口粮，旱粮地区在150公斤以下的占19%，水稻地区在200公斤以下的占18%。每个队159人计，共1.5148亿人。人均40元以下的最穷队，60%左右是分布于云、贵、鲁、豫、甘、宁、蒙、闽、皖等九省（区），约占农村人口的20%。”（《文集》第4页）
◆“东明县1958年—1978年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2.251公斤，花国家救济款和累欠国家贷款达7800万元。现在也有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到目前为止，国家已收购粮食3000万公斤，花生370万公斤，芝麻235万公斤。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1979年为31元，1980年连超产部分的收入计算在内，超过百元。全县农村的人均储蓄存款，1979年为3元，1980年达17元。”（《文集》第21页）
◆“以江苏为例，每1元人民币的收益率（每投资1元钱收回来的钱）：1957年是3.37元，1965年是3.08元，1971年是2.72元，1980年是2.32元。”（《文集》第45页）
这些数据看上去普普通通，也无特别之处。但杜老在文章中大量使用这些数据，目的就是要说明农村的真实贫困状况，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现在，我们经济学界比较重视微观实证研究，对各种数据的应用非常广泛，大数据平台也比较多。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老能够广泛应用农村基层的经济数据做学术研究，实属不容易。
杜老尤其关注生产数据，主要是当时我国物资短缺，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吃不饱。在此背景下，“在研究各类生产数字时，一定要想到背后的经济利益问题，想到农民经济收入的变化。”（《文集》第226页）杜老的数据语言表面看虽波澜不惊，却内涵丰富，是实证研究和支持农村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三）讲技巧：政策语言和风细雨
杜老长期在农口工作，经历过几起几落。正是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起伏，使他对农业政策研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政策语言不仅有极强的大局观，而且拿捏得恰到好处。“可以……可以……也可以”作为全国各界公认的“杜氏公式”，婉转而不生硬，宽容又包容，易于让意见不同的各方都能接受，成为“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表达方式——从情感上产生理解互信，唤起思想价值上的共鸣，形成改革发展的共识，使分歧得以弥合，有“小雨润如酥”之功效，成为其制定政策和解读政策的经典“语言”模式。杜老的政策语言艺术精湛而圆润，其政策语言运用得十分成功。比如：
◆“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把他们‘辩’回去了”（《文集》第11页）
◆“一方面把生产关系越拔越高，一方面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从而走上错误的道路。”（《文集》第15页）
◆“现在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的说好，有的说糟，有的说危险，有的说不可怕，究竟怎么样？这关系到如何估计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动向问题，实有弄明白的必要。”（《文集》第52页）
政策方向需要辩论。但当时的情况，没有辩论的氛围。杜老是“宁愿搁下争论，做点向前看的事情”（《文集》第1124页）的人，故而用“把他们‘辩’回去了”，彻底摆脱了“阶级斗争”的语言色彩，“争论”而不“争斗”。“越拔越高”、“越绷越紧”，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框框”。他一贯提倡对农民只许说服教育，不准强迫，故而对“包产到户”，“有的说好，有的说糟，有的说危险，有的说不可怕”，一连四个“有的”，调侃口气浓厚，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包产到户”的思想还有分歧。怎么办？杜老认为“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的变化有不同的扶持政策。”（《文集》第303页）为了摆脱“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等“左”的干扰，杜老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在政策语言上尽量选择类似“责任制”的中性词，集中使用并力求简洁，有时一语中的，有时一语双关。比如：
◆“对30年的实践，要区别什么东西应该保护、发扬，什么应该批判、改革，什么先改，什么后革。而且要仔细地区分，越细越好。涉及人的问题，团结的人越多，基础越雄厚。……这些事情一开始搞得太细不可能，越往后越要细，越到具体单位越要细。这就叫把工作做细。”（《文集》第59页）
◆“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清醒不清醒？是不是注意研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是不是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考虑问题，敢于进行新的实践？”（《文集》第8页）
◆“这个文件肯定了集体经济的方向，肯定了多样化，肯定了‘三靠’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肯定其他地方搞了不要纠、不要扭，要加强领导，这都是对的，这里面留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文集》第62页）
◆“我们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文件中，再次宣布集体化的方向是不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是土地公有制是不变的，搞生产责任制也是不变的，多样化的方针，也是长期不变的，有这么几个不变。”（《文集》第62—63页）
可以看出，“越细越好”到“越要细”，“仔细”到“做细”，七个“越”字，六个“细”字，尽管重复使用，但感觉却十分人性化，委婉而不啰嗦，以理服人而无空话。两个“是不是”后紧跟三个“敢于”，排比连串，节奏感强，使得语言设计有了一定的政策“冲击力”。而“文件肯定了集体经济的方向”，又连续三个“肯定”，把政策由“点”推向“面”。有了“肯定”，自然有了“不变”，为了从政策上说明不变，作者又进一步解释了五个“不变”，突出求稳，有效地增强语言的美感和表现力，读者读了“解渴”，听众听了“叫好”。
关于“开发性产业方针”，杜老说“不是简单禁止的方针，而是允许存在、因势利导的方针，允许活动的方针，加强管理的方针。”（《文集》第88页）杜老否定“简单禁止”后，怎么办？从管理者来讲，就是允许存在、允许活动的前提下，要因势利导，加强管理。用词生动而不生硬，四个“方针”一气呵成，在语言上增强了政策的指导性。杜老在语言上做到了“疏而不堵”，与他反对政策上的“一刀切”是一脉相承的。
杜老的语言联想丰富。联想中有思考，思考中有联想。有工作上的联想，有改革发展上的联想。比如：
◆“我们的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要只拉短线。有些材料是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为以后使用准备的。我们要注意知识积累，建立‘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而不要办成简单的‘货栈’，今天进货，明天批发。它是一个‘仓库’，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因此，调查研究要长期化、系统化。”（《文集》第129页）
◆“我们一定要把眼睛放在100亿亩可利用的国土上，搞立体开发，全面开发，念‘山海经’、‘山水经’，念‘草木经’。”（《文集》第142页）
又比如，杜老对“大锅饭”和“铁饭碗”有一段精彩论述。
◆“‘铁饭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观依据。改变它，要有一个分寸。‘铁饭碗’要反对，但没有一个饭碗，没有劳动权、就业权也不行，去掉‘铁饭碗’只能指改变干不干一个样的状况，至于饭碗总要有一个。‘大锅饭’也要分析，不能说一反‘大锅饭’，连统一经营、经济联合一概不要了，那也不对。当然，也不能因为讲统一经营、经济联合，又恢复‘大锅饭’。反‘大锅饭’、‘铁饭碗’反什么，都要有分析，都要研究它产生的根据，才能反得恰到好处。”（《文集》第130页）
这段话如绵言细语，有发蒙解惑之效，从正反两方面将“大锅饭”和“铁饭碗”讲得非常透彻。语言简单，大道理中高度融合民生，又能充分说明问题。这里有语言技巧，也有分析技巧。杜老引申触类，把“大锅饭”延伸到“喝大锅水”。杜老的原话是：
◆“不能否定水利，但水的浪费和水的不经济使用，不讲经济效益的办法要否定，特别是要否定‘喝大锅水’。”“节约用水，重要的一条是要用水要有偿。这个‘偿’不是平均主义的。收水费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节约用水和合理用水，并不是单纯为了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用水有偿，才能杜绝用水上的‘大锅饭’。”（《文集》第297页）
“大锅饭”的弊端与“喝大锅水”的弊端是一样的。“大锅饭”行不通，那么，“喝大锅水”也不行。杜老批隙导窾，用改革“大锅饭”推动了“喝大锅水”的改革，自然流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要把技术效益、经济效益、规模效益、劳动效益几种效益综合起来观察、分析。”（《文集》第301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五个“一号”文件的成功，就是政策语言的成功，是杜老表述技巧的成功——事半功倍的“语言效益”。
（四）巧融合：军事语言曲尽其妙
杜老是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老革命，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这样丰富的工作战斗经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军人的风格或痕迹。杜老下去搞调研必备一本中国地图，这是从战争年代过来习惯，行进途中随时看地图。杜老的讲话和文章，“兵”影随形。比如：
◆“‘吃大锅饭’，取消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搞军事共产主义。”（《文集》第13页）
◆“如果全国三亿多劳动力都聚集在十几亿亩土地上，那就会摆不开，像打仗一样，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怎么行，只能相对集中。”（《文集》第75页）
◆“而从这几年经历的事实来看，包产到户正是打破农业上‘左’的坚冰最有力的一击。”（《文集》第80页）
◆“这是一次短期演习，它使我们大家懂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是不能跳跃的，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去任意改变生产关系会带来损失。”（《文集》第94页）
◆“农村改革如同军事作战一样，要在巩固既得阵地的同时，乘机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创造优势。”（《文集》第313页）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要联合作战，打歼灭战，因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研究人员少，更要注意协同作战，力争有所创新。”（《文集》第1128页）
杜老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不少军事语言，就会产生“冲锋陷阵”的影响意义，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军事共产主义”也称“战时共产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战争结束后，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1921年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杜老把“吃大锅饭”等同于“军事共产主义”，既有苏俄历史的失败教训，也有我国“吃大锅饭”的真实弊端。“军事共产主义”一词用得自然又贴合实际，融入得精妙。一句“像打仗一样，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怎么行”，引出了“战斗力”与“生产力”的异曲同工之妙。“把兵力全部摆在一个阵地上”，看似兵力多，实际没有战斗力。“全国三亿多劳动力都聚集在十几亿亩土地上”，劳动生产率低，自然就难以提高生产力。“农村改革如同军事作战一样，要在巩固既得阵地的同时，乘机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创造优势。”就是农村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必须扩大战果，争取主动，否则就可能出现反复。这种军事语言与经济理论文章的结合，为我们展现出农村改革需要“军事谋略”的科学运筹，体现了杜老作为“总参谋长”之多谋善断的非凡智慧。
从语言结构看，不罗嗦，多短句，少长句；多单句，少复句。难能可贵的是，杜老把军事语言巧妙地融合在经济理论文章中，读起来非常顺口，更易于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样的灵活运用，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还是不多见的。这也是杜老的语言特色之一。
我们还注意到，杜老还在著作中的标题使用过军事语言。他在《心中有条大黄河》一文的小标题分别是：（一）接受挑战；（二）初战成功；（三）扩大战果，争取全胜。文章是为山西省原政协主席郭裕怀著的《摸着石头过黄河》一书写的序言。山西是杜老的故乡。山西缺水，除了向黄河调水，别无选择。杜老为故乡着急，在九十多岁时还处心积虑为山西引黄济晋工程呐喊，反映出的是老“兵”精神——“人在旗在，人在阵地在”。无论年龄多大，“军魂”永驻杜老心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五）求创新：学术语言辞简义赅
杜老对农村改革的贡献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这个理论获得首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杜老的学术前瞻性超强，学术创新与学术语言相得益彰，特色主要体现在用词讲究，语句短小，层次分明而严谨。比如：
◆“生产责任制，不同于过去的小私有经济，它是集体经济的内部结构，是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其具体体现形式可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新的意义和作用。包有包工，有包产，有专业承包、非专业承包。包干是包产的变型，是把分配也包进去了。联产承包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在经济发达地区，经营项目较多，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从经营的方式上看，基本保持统一经营，又有局部的调整，给承包者一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文集》第63页）
这里，作者对“包”解析的全面、到位、准确，做到了肌劈理解。“包”反复出现，三复斯言，把“包”的含义解释得清清楚楚。“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即“双层经营”，这是杜老的学术语言创新——如果不用“统分结合”来推广“包产到户”，农村改革的效果或结果可能会多付出代价。因此，这些语言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为消除或减少阻力作出的语言“妥协”。
杜老没有故弄玄虚、高深莫测的学术语言。他说过一句话：“把发展起来的产品变为商品，不使它成为废品。”（《文集》第71页）“产品”——“商品”——“废品”，用词简约而不简单，语言简练却又如万语千言，寓意深刻。
杜老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应用从不教条，而是积极灵活，有自己的创新，在语言的表达上就有精彩的地方。比如下面两段话：
◆“土改以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组织起来的积极性，一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不能挫伤个体积极性去发展合作积极性。……合作制的本意是什么？就是允许农民带着自己的财产，加入劳动联合。最近我翻了翻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里面谈到关于合作制，举例谈到瑞典式的合作制，就是允许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土地、资金、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制度。”（《文集》第86页）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列宁在《论合作制》中之所以采用‘变小私有为合作社占有’的概念，用意所在，就是防止对农民的剥夺；就是要肯定农民独立的财产权利和个别经济利益，而不直接实现完全社会化占有；就是要在这个前提下，引导农民联合起来，靠共同的劳动逐步积累公共财产，发展新的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不是靠剥夺他们现有的财产拼凑、拔高公有制。”（《文集》第315页）
第一段写于1982年，第二段写于1986年。四年间两次提及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说明杜老一直重视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学习。但是，杜老引经据典没有“一字不动”地照抄照搬引用在文章中，而是换成自己的口气——“我翻了翻”——“里面谈到”——“举例谈到”，就有了学习创新的“味道”。第二段话有发挥，有自己的认识体会，学术创新的“味道”就浓了——三个“就是”，排比形式整齐，语言凝炼，把“变小私有为合作社占有”说得清晰明了。
关于市场经济，杜老在1982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使用了“市场经济”概念，1986年在雇工经营问题座谈会也使用了“市场经济”概念，1988年在南通市干部大会上明确说“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体制”（《文集》第438页）。他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总要有政府干预。”（《文集》第87页）“根本的问题是发展市场经济”（《文集》第89页）。“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各种市场交换，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交换。”（《文集》第281页）“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差别经济，有竞争就有差别。”（《文集》第442页）在那个年代，“市场经济”是比较忌讳的一个敏感词汇，杜老没有回避，在学术会议这样一个小范围使用，既能直面市场经济的客观实际，又不会引起不必要“麻烦”。可见，杜老的超前思维和语言场合选择，是十分精妙的。他对市场经济还有独特的语言表达：“市场是按照社会的实际供求状况，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企图依靠中央一个机关，一个物价局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是脱离实际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货币的职能，尤其是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货币不能真正充当一般等价物，不能成为一个市场信息的正确符号，不能按照物资稀缺程度指导生产。”（《文集》第248页）这里，杜老说“中央一个机关”、“一个物价局”是“脱离实际”，就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因为“商品生产产生市场刺激，这种刺激成为发展生产的活力，形成能够自己发展、自己调整、自己平衡、自己矫正的经济机制。”（《文集》第225页）三个“不能”，层层推进，肯定市场机制作用。
我们知道，混合所有制已经从理论推向实践纵深。关于混合所有制概念，著名经济学家晓亮先生最早于1989年进行过深入阐述研究。杜老没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但却是最早（1985年）提出“混合型经济”概念的经济学家。“混合型经济”与我国目前提倡发展的“混合经济”是一致的。
◆“要研究所有制问题。林业的生产过程周期长，有长期效益，需要有正确的处理利益关系的政策。要研究它应该在什么条件下个体所有，什么条件下国家所有，什么条件下集体所有，对具体条件具体研究。还要研究所有制关系将来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发展联营的关系。一块荒山，国家投资把道路修好，土地平整好，然后承包给农民种树，大家共同管理，这种形式，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文集》第268页）
“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就其内涵看，就是混合所有制。可以说，“混合经济”是杜老的学术语言原创。他还于1994年说过：“现实存在的纯粹集体公有制，改为不那么纯粹的混合型所有制，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允许个人保持股份，即一份个人资产。”（《文集》第663页）
（六）慎始终：“语言”也需摸着石头过河
农村改革是循着农民的实践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杜老为了推广农民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等概念。由于杜老的职务影响，及他对农村问题的“情不自禁”和“念念不忘”，他的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策”色彩。而“政策语言”又不同于学术文章，更要谨慎。杜老因“小脚女人”而跌宕起伏，深知“祸从口出”的后果，凡是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关键词，他都要认真考量，谨终慎始。从这个角度看，杜老的许多农村改革问题言论，就有了逐步演变的过程。下面就以农民和农业为主题，分析杜老的认识演变过程及语言魅力。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认识，杜老有几段话：
◆（1984年11月12日）“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发展。”“没有饭吃的时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了饭吃的时候还是基础。”（《文集》第233、234页）
◆（1986年11月6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主要因为它是供吃饭的产业。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唯独这个需要，必须首先满足，因而也要首先安排农业生产，在资源分配上应首先给以保证。”（《文集》第425页）
◆（1995年3月）“对于12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加强农业的地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文集》第706页）
◆（1999年8月1日）“我始终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文集》第931页）
杜老从“吃饭”的高度认识农业。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第一需要”，“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因此，加强农业的地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吃饭”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杜老对农业的认识有了新提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这就将农业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看待农业问题，是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业发展。同时，要把“农村、农业、农民”综合起来考虑，不能单纯或孤立看待。
关于农民问题，杜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从1980年到2008年，他年年都会讲到农民问题，代表性的言论有：
◆（1980年9月14日）“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以便于更好地引导农民前进。”（《文集》第1页）
◆（1981年2月11日）“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文集》第32页）
◆（1984年1月6日）“八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八亿农民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文集》第164页）
◆（1994年12月6日）“农民的命运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盛衰。”（《文集》第694页）
◆（1995年3月）“必须尊重农民的选择，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文集》第714页）
◆（1998年12月15日）“让农民具有独立性，变成‘自由人’，最后形成‘自由人’的联合。”（《文集》第903页）
◆（2002年6月11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歧视农民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让农民享有自由迁徙权和《宪法》给予的其他公民权利。”（《文集》第1284页）
改革初始，要“照顾农民要求”，顺应“大包干”的形势；“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把“农民”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强弱盛衰”，农民的地位必须提高；1995年后，提出“必须尊重农民选择，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进而让农民变成“自由人”，最后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杜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照顾农民”——“农民定天下定”——农民“国民待遇”的过程。杜老对农民问题看得清、看得准。但从语言角度看，究竟如何表述就不能没有所“顾忌”，需要慎之又慎。如果开始就“一口吸尽西江水”——提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自由，农村改革恐怕“夭折”。所以，杜老在语言方面从不“硬碰硬”，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时间、背景，准确把握语言尺度。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杜老的原则也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也要讲，更善于慎讲、巧讲。他在回顾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时说，“当时在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中还写明‘不要包产到户’。原草稿是‘不许’，定稿时改为‘不要’，只争得一字之差的松动。”（《文集》第830页）“不许”改为“不要”，这是对“包产到户”进行“投石问路”，“今天看来算不上最好的选择，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文集》第831页）这可以看做是杜老为推动改革而不得已在语言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好选择。由于杜老深知“农民是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定因素”，他总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照顾农民”，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尊重农民选择、保护农民权益，倾情为农民代言。这就是杜老言行若一的境界！
从“投石问路”到“摸着石头过河”，杜老利用语言艺术寻求改革的突破口。通过语言的某一点突破，再做下一步的改革安排。可以说，在杜老的著作中，款语温言，内柔外刚，充满了自由、宽松、团结的力量。语言上的“过河”是全面“过河”的基础，杜老用语言魅力巧妙地汇聚各种意见——理智地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力量——明智地化阻力为助力，提升引导改革的“话语权”，逐步敲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门，书写了促进改革落地的“语言”传奇。杜老是经济学界的语言艺术大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