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后强 苏东来
摘 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藏文化是高原文化、“缺氧文化”、抗争文化。在藏族传统历史地理概念中，将整个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即通常所说的“藏区三部”或“藏地三区”。康区亦称康巴藏区，在此范围内所孕育生长的康巴文化是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简要梳理学界关于康巴文化研究脉络的基础上，本文从经纬度、海拔度、水量度、日照度、物产度、交融度六个维度对康巴文化进行分析，我们称之为“六度方法”。该方法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体系，涉及生态学、文化学、地理学、气候学、民族学等内容。“六度”之间也有一定内在联系，并非完全独立。我们可以通过这六个维度全面、综合地评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产生的基础条件。本文旨在将康巴藏区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观照，探究康巴文化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与动力，并对康巴文化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及研究内容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藏文化 康巴文化 六度方法 创新
康巴藏区是我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横断山区的大山大河夹峙之中，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大致包括鲁贡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迤东以北的一片地方[1]。即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及四川阿坝州、云南迪庆州的大部分地区[2]。该区域介于西藏和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是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最为重要的交汇与连接地带，也是青藏高原文明孕育发展的重要来源地之一[3]。近代以来，康巴藏区研究尤为被国内外学术界的所重视，早在20世纪上半叶，以任乃强、谢国安、李安宅等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康巴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实地考察，奠定了现代康区研究的基础[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康巴地区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1982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开展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揭开了新时期从综合和整体角度认识康区的序幕[5]。进入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康巴地区开展系列专题研究，如关于康区藏族的语言、民俗、格萨尔王、唐卡工艺等的研究，80年代末兴起的茶马古道研究及金沙江文化、牦牛经济与文化的研究等。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兴起的“藏彝走廊”及其延伸的“藏羌彝走廊”研究及对康巴藏区文化旅游业的研究等，更是极大地加深了学术界对康巴地域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拓展了康巴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康巴文化研究开始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重视[6]。在这一背景下，李绍明、任新建、杜永彬、石硕等学者建议依托“四川康藏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建立“康巴学”作为藏学的二级学科，以深化和推动康巴文化研究，将康巴文化研究推向新高潮。
通过对近代以来康巴文化研究历程的简单爬梳可以发现，康巴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三个板块：一是对康巴区域内历史的、民俗的等单一事项性研究。二是作为特殊区位的康巴地区纳入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特色专题性研究。三是作为自然与人文资源富集区域纳入旅游产业范畴的研究。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康区独特的地理区位出发，探讨康区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综上可见，康巴文化研究尚处于对康巴藏区区域内的不同层面、事项、专题类的研究，尚未提升到理论研究的宏观层面，本文从康巴藏区特殊性出发，在整合区域内各类事项资源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全球地理空间和文明互鉴高度提出创新康巴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新理论、新方法，希望以此推动康巴文化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
一、经纬度——康巴文化的地表维度
经纬度是经度与纬度的合称，二者组成一个坐标系统，又称为地理坐标系统。以经纬度为基点，可以准确形象的定位某一区域在地球的坐标位置。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样影响着人类的历史、文化。康巴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片神奇的高原峡谷区。从经纬度看，康巴藏区内行政辖区的经纬度多处于北纬30度与东经100度附近。如昌都，界于东经93°—99°、北纬38°—32°之间；阿坝州，东经101°左右与北纬32°左右之间；甘孜州，东经99°左右与北纬32°之间；玉树州，北纬33°左右与东经96°左右之间；迪庆州，北纬27°左右与东经99°之间。可见，康巴地区的经纬度大体在东经93—100度，北纬25—35度之间。这一地理空间基本处在北纬30度和东经100度附近，并呈现正方形地理形态。众所周知，北纬30度是一个奇观绝景层出不穷的地带。在由康巴藏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青藏高原上有地球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也分布着最深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长江、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均从这里注入大海。同样，北纬30度还是一条人类文明的生成与活跃的神秘地带，古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北非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火神火种”壁画，加勒比海的百慕大三角区，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中国的峨眉山、黄山、庐山及神秘的康巴文化区均坐落在这条神奇的纬线上[7]。
如图1所示，康巴地区正处于北纬30度与东经100度上下浮动5度的正方形特殊地理空间内。这一特殊地理空间是地球上海拔最好的珠穆朗玛峰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空间维度内，不仅有雄伟险峻的高山、奔腾不休的大河，更是孕育神秘瑰丽的康巴文化，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据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刊登有关 “香格里拉”故事中的地名，创作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将康巴地区的“香格里拉”描绘为环境优美、静谧，居民安宁、友爱、幸福、康泰，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令无数人为之向往。正是由于特殊的经纬维度、独特的地理环境、神秘的人文风采的吻合，国际上将康巴地区视为“香格里拉”，赋予了它特别的文化意蕴[8]。从经纬度维度观察康巴区域及康巴文化，跳出区域性研究的局限性，将康巴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置于全球视野，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康巴区域自然人文的特殊性价值。
二、海拔度——康巴文化的气温维度
众所周知，自然环境是每个民族的生存背景，“自然环境本身并不是文化，却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文化创造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及其他社会实践与环境交相作用的过程，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环境的辩证统一体。”[9]人类健康有自身适合的海拔高度。从生态康养理论来看，人体最适宜的海拔是700米到1600米之间。海拔越高，氧气密度越低，温度也越低。一般是，海拔每升高1000米，温度下降6℃，空气密度下降约10%（氧气分压下降约12毫米汞柱）。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氧气含量是零海拔地方的60%。氧气密度越低，越不适合人类生存。康巴地区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壳板块漂移，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造成了地质史上的第三纪造山运动，导致这一区域在地理海拔上呈现独特性。因此从海拔高度视角观照康巴文化是深入认知康巴文化生成及特点的关键，可以发现康巴文化是“缺氧文化”，“抗争文化”。
（一）切割式横断山系
青藏高原因印度洋板块的接连撞击并从底部插入而得以不断抬升，并形成数列呈东西走向的平行发展的山系。与此同时，又遭遇力量来自东部的太平洋板块的挤压，于是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了一系列近南北走向的高大山体，其总称为横断山系。横断山系与青藏高原的抵触，迫使高原上呈东西向平行发展的山系东端向南弯曲。昆仑东端的阿尼玛卿、岷山、可可西里及巴颜喀拉等一系列山脉，由北而南，与横断山系相接，从而构成青藏高原东缘山脉呈南北走向的形势[10]。这些纵向山脉发展的高原边缘地带，正好处于地壳厚度突减的地形急降区域。青藏高原由此向东倾斜，即向地势第二阶梯面急降，使得高原上河川能沿断裂带下切成峡，破坏高原面，而形成“切割高原”。
（二）高山峡谷相间
在藏彝走廊区域，由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6条大江自北向南的纵向切割，在江河谷地之间形成了一组南北走向的山系，他们分别是：怒江西面是伯舒拉岭—高黎贡山，怒江和澜沧江之间是念他翁山—怒山，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是宁静山——云岭，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是雀儿山——沙鲁里山，雅砻江和大渡河之间是大雪山——折多山——锦屏山，大渡河与岷江之间是邛崃山——大凉山，形成了山川相间排列即“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11]。藏彝走廊地区的山岭高度自北向南逐渐降低，北部山岭的海拔高度在5000米左右，南部降至4000米左右，同时，北部的山体较为完整，在分水岭地区大多保留着较为宽广的高原面，成为辽阔的天然牧场。南部则岭谷栉比、山势陡峭，河床深切，加之支流纵横，山体被分割得较为破碎，故分水岭狭窄，仅残存零星的原始高原面。
（三）典型的地理过渡带
康巴地区是横断山区的主体部分，大山巍然屹立、大河夹峙其间。西接是青藏高原，东临四川盆地，正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导致此地海拔高度落差极大，从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的青藏高原，斗转变为平均海拔高度500米左右的四川盆地，其海拔落差之大、地势转换之险，世所罕见，康巴地区正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以海拔高度为观察维度，就能深刻揭示该区域自然地理的复杂性、特殊性，也基于这种地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区域在自然条件、生物、历史、民族等方面呈现多样性和转换性。如康巴地区呈三级的地形地貌即分别代表了三种文化，即4000米高寒地带以草原为主要生存环境的游牧文化，草原与河谷过渡地带所形成的半农半牧文化，河谷坡地与河畔块地所形成的农耕文化[12]。文化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自然决定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康巴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通过生产生活实践而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深深打上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康巴区域文化的烙印。
三、水量度——康巴文化的生命维度
水是生命之源。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人创一方文化”。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孕育生命和文明的重要前提条件。尤其是水资源是孕育和滋养文明的生命之本，康巴地区高山林立，大江大河众多，汹涌澎湃的江河不仅为各种生物的成长带来生命之源更是为区域内各种文明的诞生提升了生命保证。从水量度视角观照康巴文化，可以解释康巴地区文明起源多样性的生命维度。
（一）河流密度高、大江纵横
在康巴藏区内，高山南北走向的峡谷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6条大江是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由北向南几乎并列而行，从西面的怒江到东面的岷江，直线距离不过1000公里，在如此小范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大江自北向南平行并流，这一景象在世界自然地理上是极为罕见和壮观的，被石硕先生誉为“地质史上的奇观”，尤为令世人惊叹的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在滇藏结合部几乎是并肩而流，怒江和澜沧江之间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而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最近直线距离也仅有66公里，形成 “三江并流”的地理奇观[13]。上述6条大江中，除怒江最终流入印度洋外，其余均注入太平洋，其中又以长江水系的河流居多，金沙江为长江正源，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则均为长江支流，6条江河中，长江水系的河流占了4条，可见康巴地区不仅是一个江河纵流地区，也是长江上游的发源地和最密集的水系带。
（二）中华文明的孕育地
水是生命之本，任何文明的起源都离不开水，人类文明中心多是沿着重要的水道而兴起的。康巴地区大江纵横、河谷众多，成为不同文明的孕育地，其中，作为中国母亲河的黄河和长江皆发源于此，黄河发源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卡日曲，长江发源于青海省的唐古拉山，二者源头最短距离仅80公里，都发源于康巴藏区境内。黄河、长江自康巴藏区一路东下，以汹涌澎湃之势，接纳沿途河流，孕育了伟大而神奇的中华文明。同时，发源于该地区的怒江在由云南德宏州入缅甸后，滋养了缅甸文明，最终注入印度洋。以此可见，康巴地区不仅是康巴文化的孕育地，更是以丰沛的水资源孕育了横贯中国东西部的大江大河，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
（三）河流孕育康巴文化多样性
康巴地区河流密布，且多被高山所阻隔，对康巴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河流滋润的地方，其文化习俗亦呈现多样性。在流传于当地的言语中就有较多的反映。如“一条沟，一种话”；“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五里不同腔，十里不同俗”，“一山一文，一沟一寺，一坝一节”等。再如石硕先生曾在康区作民族调查时发现：“一条不足5米宽的小河竟然也构成一道文化”界限；居住于河两岸的人在说话口音上存在差异[14]。康巴文化呈现出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正是基于因山谷阻隔而在不同河流滋养中孕育而出的。
四、日照度——康巴文化的光强维度
生命的创造与自然光强密切相关。康巴地区特殊的经纬坐标、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形成了迥异于其他区域的气候特征。总体呈现“气温低、冬季长，四季不分明；光照强度大，日照丰富，气温随着海拔的升高呈明显的垂直分带”[15]的气候特点。气候是生物生存发展极为关键的要素之一，不同的气候特征孕育了不同的生物物种，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方式。康巴地区鲜明的气候特征首先表现在日照度上。生物对于气候感知最为敏感的就是日照度，日照度的强弱直接关系生物生存发展。康巴地区特殊的日照资源为各种生物的成长和文化的生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也成为我们解读康巴文化生成的重要维度。
（一）日照资源富集
日照度的强弱是按照一定的等级进行划分的，一般情况下是将其转化计算为光照度来进行划分，或者以当年日照度最高值作为100%，依次递减排出日照强度标准，在100%—0%之间划分为强、较强、一般、较弱、弱5个等级。以甘孜州为例，全州平均年日照时数，大部分地区超过2000小时，丘状高原和山原地区可达2400—2600小时，太阳辐射量在大雪山以西为86—120千卡/平方厘米，以西地区120—140千卡/平方厘米。大部分地区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和较丰富地区[16]。同样，云南迪庆州各地平均年日照时数在2180～2700小时之间，比我国东部同纬度的长江流域要高出30%。成为我国日照资源和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而充沛的地区。
（二）洁净度高无污染
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横断山系，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5000米以上则空气稀薄，氧含量少，年平均气压和每立方空气中含氧量仅有平原地区的2/3。加之，太阳辐射强度大，水和空气中尘埃杂质含量少。发源或流经康巴藏区的金沙江、岷江、怒江雅砻江等不仅水资源丰沛且干净无污染，是天然的世界水塔，如甘孜州曾对境内的雅砻江、大渡河等河段监测，水质类型属重碳酸盐钙型，水质良好，属于无污染水源范围。同样康巴地区的空气虽然稀薄，但空气质量优良。该地区空气质量指数多在50以下，PM2.5颗粒更是鲜少存在，其中阿坝州在《2015年2月全国地级市空气质量排行榜》上以“日均空气质量指数35.46，质量等级优”的成绩位居榜首。空气的洁净度对于生物的生长及人类心灵的净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气候对康巴地区的影响
以日照、水源、空气为代表的气候资源是康巴地区各类生物产生生长及发展的关键因素。对自然生物而言，充足的日照资源为康巴地区各种生物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光合作用，也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自然生物资源群体，如以阔叶林、硬叶林为特点的森林植被、以高山和旱生河谷为代表的灌丛植被等都是受到日照度的影响而形成的。丰沛的水资源为康巴地区各类动植物的生长及各民族同胞的生存及多样文明的诞生发展都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样空气的洁净度在为动植物提供生存必须的氧气及二氧化碳等气体外，还对生存于该区域民族人群的心灵起到了净化作用，对雪山的崇拜与敬畏、对大江大河的感悟与陶冶，对洁净的生存环境的皈依与向往，催生了该区域在宗教信仰的渴望与虔诚。
五、物产度——康巴文化的基础维度
物质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决定着人类的意识，是第一性的东西。丰富而优质的物产，是文化诞生的源头活水。康巴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迥异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康巴地区生物与人文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直接表现为该区域生物与文化物产的多样性。“一种文化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上，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可能生成什么样的文化“[17]。康巴地区复杂的立体气候，尤其是生态、地貌、地质和气候的复杂因素是造就生物多样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康巴地区因此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而生物多样性必然造成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差异性，自然地也造就康巴文化的多样性。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18]。也可以说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康巴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基础。如果把这种多样性冠以物产的形式体现出来，则表现为生物物产的多样性和文化物产的多元性。
（一）生物物产多样性
康巴地区高山峡谷相间，大江大河奔流不息，气候差异较大，造就了该区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作物产，康巴地区在高山峡谷和山原农业区，生长着小麦、玉米、青稞、稻谷、芋头等大量的农作物资源，其中青稞是该区域的特有农作物物产。二是林业物产。康巴地区林业资源富集，林业面积广大，林业物种丰富、林果资源优质。以甘孜州为例，仅2015年底，拥有林地面积9052万亩[19]。拥有杉属树种、裸子植物乔木树种、被子植物乔木树种、云杉属树种128类。林果物产中拥有苹果、梨、葡萄、杏、核桃、无花果等20余种，及经济林木物产松茸、花椒、核桃、桑、茶等20余种。除此之外，康巴地区生物物产的多样性还表现在草场资源种类的富集及药用植物资源的极大丰富，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多达1137种，其中冬虫夏草、麝香、鹿茸等名贵药材均产于此。
（二）文化的多元性
康巴地区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康巴文化的独特性，以康巴藏族为例，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多元的文化类型。康巴藏族生活在崇山峻岭、峡谷之中，康巴人的生产生活都与高原雪山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在原始的自然崇拜中，康巴人对雪山的崇拜尤为突出，每逢节日和祭祀时，他们对四周的山神都要一一祭拜，祈求山神保护。同时，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康巴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内在联系。由于康巴地区遍布空旷的高原，又有江河纵横、峡谷深切，人们依靠的交通设施和工具主要是溜索、木桥、索桥、栈道、皮船、骡马、牦牛等，形成了独具特点的行旅及运输习俗。康巴地区气候呈现立体型，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遍布高山峡谷，各种中药材极其丰富，“世间有了疫和病，草木药物没有闲居的权利”，因此，人们积极研制并医治各种疾病，形成了康巴特色的南派藏医药[20]。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康巴藏区的民族节日丰富多彩。从冬至春，从盛夏到金秋，藏历新年、酥油花会、转山会、赛马会、央勒节、金马节、望果节、迎秋节，一个个充满着吉祥和欢乐的节日将人们带到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之中。
六、交融度——康巴文化的开放维度
生命只存在于开放系统之中，必须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康巴文化是康巴藏区的主体文化，但并非唯一文化。在地理而言，康巴地区是藏羌彝走廊的主体组成部分，是各大民族南下北上、东出西进的重要民族通道。凭借走廊通道，千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各族人民纷纷进入康巴地区，在此进行思维的碰撞、文明的互鉴。使该区域在呈现民族众多、文化富集，特色鲜明的文化交融特点。
（一）民族聚集的走廊通道
康巴地区地处民族走廊地带，自古以来有众多民族在这里迁徙、流动、冲突、融合，民族间的交融与互动十分频繁，这是康巴人文的另一重要特点。自北向南纵贯康区的五条大江及其众多支流，形成若干天然河谷通道。这些河谷通到自古以来成为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和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西北与西南古代民族沟通往来的孔道。历史上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藏缅语民族系统（习惯上被称作“氐羌民族系统”）主要是地经康区南下而逐渐散布于整个藏彝走廊和横断山脉地区的。同时百越、壮傣和苗瑶等南方民族系统的人群也有经此“走廊”北上的情况。在东、西方向上，康区又是汉、藏民族交流与互动地带，自唐宋以来汉、藏之间的大规模茶马互市即主要经由康区进行，并在康区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21]。故自古以来无论在南、北还是东、西方向上康区都是多民族流动与交融荟萃之所，众多的部落、族群在这里频繁地发生接触、冲突与互动。民族走廊的这一特殊背景构成了康巴地区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多元的局面。目前康巴地区主体民族虽为藏族，但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多种民族，他们与康巴藏族形成相互比邻或混居的局面。而单就康巴藏族的形成来看，其成分也相当多元与复杂。总体上说，康巴藏族主要是以汉代以来当地原有的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自唐代以来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文化的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上由于民族间的迁徙、冲突与交融，后来也有若干民族成分陆续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康巴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西、羌等等[22]。
（二）汉藏互动的区域人文特色
藏羌彝走廊区域虽有高山河谷阻隔，但并非封闭地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往来不断。尤其是汉、藏两大民族持续、长久的互动，使该区域呈现交融性、互动性鲜明的人文特色。汉族居民进入走廊地区，早在汉代既已开始，如汉武帝时，开冉駹为汶山郡，已有汉人定居于此。魏晋唐宋以来，中央政权多在该区域设置军屯戍边，大量兵卒与当地羌、藏民众通婚。尽管秦汉以来已有汉人进入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到元代以前，汉人在藏彝走廊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变[23]。尤其是明清以来，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为有效对藏区施行治理，明清两代将川藏线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官方要道。同时在沿线及重要隘口设置塘汛和粮台，并四川绿营兵驻守。于是，部分驻守于沿线的官兵逐渐成为长住户并与当地藏民通婚。另一方面，川藏线的畅通，内地大量官员、商人、随从、夫役、船工、矿工、流民等逐渐深入藏区内地。尤其是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推动下，众多汉民纷纷过国四川盆地进入藏区。
至嘉道年间，“受川省人口膨胀与土地压力的影响，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当地从事垦殖与开矿”[24]。近代以来，随着西南边疆危机突发，为应解决边疆问题，清朝加强川边经营，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内地汉人前往，导致大量汉人迁入。据载当时“移民开垦，裹粮食出关者以万计算”[25]。其后，抗战爆发，西康建省和汉藏商贸复苏等因素，再次推动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移浪潮，据周太玄《西康通志》载：“康定人口自抗战以来已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二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六七”[26]。汉藏民族间的互动，首先表现在通婚上，出于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的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汉人不纯，藏人不藏”[27]。这种汉、藏杂糅的文化状态，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增添了藏彝走廊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连接性与纽带作用。
由此，石硕先生指出，历史上，大规模汉、藏互动和文化交融是近代藏彝走廊最令人瞩目的民族现象，不仅导致该区域中汉、藏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糅合、交融，也使藏彝走廊在东西方向上同时成为藏、汉民族交流互动的通道以及学者们所称的“汉藏民族走廊”[28]。可以说，汉族与走廊内少数民族尤其是藏、羌、彝等主体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持久强劲互动交融，成为该区域人文领域又一大特色，直接导致了走廊内在东西方向上呈现“东汉”、“西藏”的民族分布格局。
（三）多元汇聚的地域文化特色
元代以来，随着汉族开始深入康区。传统的康巴文化因注入了汉地文化而进行自我文化调整和更新，以开放的胸襟使藏文化、汉文化以及回、蒙、羌等文化在此兼容共存、交流吸纳，互为补充，形成了以崇拜神山圣水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容、人与人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的人文精神。列宁曾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9]就康巴而言，这种联系在历史上就已形成，并长期与四川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气连枝。如尽人皆知的《康定情歌》，就是借鉴了川北汉族的“溜溜调”，并从中融入藏文化元素而形成的，康巴的“噶玛噶孜”画派，是藏族著名的画派，其在绘画技法上，汲取了汉地传统的工笔画的艺术技巧，画面精细入微，同时以青绿色为主色调：同样，康巴的藏戏也吸收了汉地的川剧、秦腔等戏种的乐器及艺术表演形式。再如，甘孜州首府康定更是一个多元文化荟萃之所，在几平方公里的康定城内就集中了世界三大宗教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寺院。在昌都芒康县盐井地区则形成基督教、藏传佛教与东巴教相互并行的和谐局面。康巴地区各民族间在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的状态达到一种奇特的和谐与融洽[30]。这种复合性、兼容性的多元文化特色一方面体现了康巴人开放、宽宏大度的文化态度与精神气质，更凸现了康巴各民族及族群和谐共处、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人文风貌。
七、创新康巴文化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
具有强烈区域、人文、民族特色的康巴文化，已经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的“六度”方法也只是在研究的视角上一种突破和尝试。康巴文化研究的基础在史料，研究的突破点在方法。行文至此，本文就康巴文化的研究方法上做出如下思考。
（一）数据化是推动康巴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
康巴文化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在于对康巴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而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研究资料是提升康巴文化的关键。由于康巴地区地处酷寒之地，空气稀薄，来自康巴之外的学者进行长时段田野调查异常艰难，康巴地区所辖州县历史上多为民族地区，历史文献保存鲜少，历史上形成的藏族、彝族等民族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字、语言等障碍使用不易，这些都成为制约康巴文化研究迈上更高平台的现实问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地域文化研究所依靠的各种材料逐渐出现了数据化倾向，史料拥有权的“唯一性”对史料获取的障碍大大降低。进入21世纪，历史研究的数据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且成为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大数据文化、互联网文化、计算史学等已经萌芽。特别是通过大数据来寻找各类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和必然性，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因此，推定康巴文化走向深度和广度，必须在康巴文献的数据化上进行新突破，使作为地方化或地域化的康巴研究将渐渐转变成真正的全球性康巴研究。
（二）专题化是康巴文化研究深入的核心
康巴文化博大精深、类型多样、加之历史悠久有很多待解之谜。传统史学下的康巴文化研究多以田野考察、历史文献的解读为主，甚至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概述性研究，尚未真正深入到康巴区域文化的内部肌理。近年来，随着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将眼光聚焦于康巴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康巴文化的研究层次，但多呈现零散、碎片化的研究，缺乏有机整合。因此，康巴文化的深化研究必须要建立在专题性研究基础上，将康巴文化进行细致的专题分类后，集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行集中攻关，从而对康巴文化的专题性问题取得重要突破。
（三）贯通化是推动康巴文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资料的数据化是为深入研究康巴文化提供资料平台，专题化研究是为推动康巴文化进入精细化。在二者的基础上，要对康巴文化进行贯通化研究。所谓贯通化，就是从区域性、全国性、历史性、世界性视野对对康巴文化进行总体把握，这既是研究视野的拓展，更是研究方法的拓新，只有站在更高的视野下，从历时的、空间的、人性的三维角度予以观察，才能深刻理解康巴地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带来的人文的迥异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各民族在此汇聚、各文明在此互鉴，形成了以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和谐相处、交融互鉴的生动场景。
（本文是四川省社科院理论创新课题《元代以来四川藏区移民史》阶段成果性成果。李后强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苏东来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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