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碧波 管益忻 管子学习小组
【编者按】
这是一篇旨在以高起点、大视野、多维度探讨中国新经济学建构的开先河之作。文章以东西方不同生态系统背景下中国乃至世界大经济学家管子以降中国国学经济学在整个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揭示管子——中国经济学理论曾经（或某些方面至今仍然）对西方经济学起着示范作用和某种引领影响，以及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本主线等诸多方面的内在联系。
文章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管仲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为主体，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参照，对接新经济运行发展打造出建立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语）平台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其与物理学、数学等一样，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同步发展。
公元前700年前后，管仲辅助齐桓公，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所以发展工商业成为齐国国策。
管子的经济理论并非管仲个人的神来之笔，而是中国在管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国计理论之大成。管子及其弟子将这些理论系统化地整理，再加上西汉刘向等人的编著解释，形成了《管子》这部煌煌巨著。管子之后，齐国开设稷下学宫，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发展出了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包括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子、申子、接子、季真、涓子、彭蒙、尹文子、田巴、荀子等。说管子上继三代之法，下开百家之源，是毫不夸张的。
一、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科学、积极、主动的大国理论与孤立、消极、被动的鲁滨逊经济小国理论
从其历史时序定位上说，《管子》开创了这个星球举世无双的经济（乃至政治、军事、文化）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在几千年来一直传承沿袭至今，使得中国动能使夏、商、周、汉、唐、宋、明、清这样一直保持数百年繁荣稳定的运行发展。如此之多的长久之稳定朝代，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管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深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摒弃货币与黄金挂钩的西方经济理论，径直采用《管子》的实物储备原理来稳定边区币值，取得了经济战线的胜利。中国建国后伟大的建设成就，主要的并不是中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的结果，而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在中国这一东方大生态系统中生成并逐渐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论体系演进的结晶。
随着科技水平发展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客观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采取了诸多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包括建立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系列福利制度。由此一些人发出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欧美资本主义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早、中期）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发达国家里出现。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生产力发达、社会化程度高，而且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比其他落后国家更为强大，更易爆发革命、更能适合作为多数来进行社会的管理和完成自身的解放。事实早已做出了别样的回答。尽管晚年的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中，曾指出，像俄国、中国等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与欧洲不同。然而，在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某些所谓“社会主义因素”，虽不奇怪，但毕竟不同。
历史表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是被物质财富和社会矛盾所推动，是形势逼迫下的某些“妥协”，而并非管理者基于科学理论的主动组织而产生。当代西方经济学其源起乃基于鲁滨逊个体家庭经济的小国理论，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发展和国计调控。因此，从某些要素演进上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是消极的、被动的、缺乏目标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着剧烈冲突，必然还要付出很多代价、走很多弯路。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以《管子》以来丰厚的经济发展理论为主体，以西方某些发展理论为参照的应对全新工业化时代的大国理论和全球理论，我们基于此科学理论主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调控国计平衡、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人与环境关系，以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天下大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是积极的、主动的、目标明确的。在建国后的短短60多年间，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今天世界第二经济体，正是基于科学理论主动组织生产、调控国计、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结果。
二、东风西渐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中国渊源
虽然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2700多年的历史，但它在西方起步则很晚。西方经济学的英文名Economics来自Economy。Econ在希腊语中意为家庭，nomy在希腊语中意为管理，合为“家庭管理”，是为“家计学”。在文艺复兴前此学说与欧洲原始的个体农业经济相适应。除此之外，西方并没有中国这样管理国家即古典社会化经济运行管理及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学者视野、语境中，往往把亚当·斯密当作经济学鼻祖，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事实上，而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管子时代，中国已经系统提出了国计调控技术，包括经济平衡理论、通货胀缩交替原理及调控办法、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常平法与市易法、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赋税原理及制度、国际贸易理论、纸币发行制度、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的联系和区别、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国家统计等内容，可分类为经济平衡运行、金融、国际贸易、赋税、国家统计等领域，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极强。初步但又系统而完备地奠定了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里特别应指出的是管子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管子》叙述了植物与海拔、水等生态因子的关系，叙述了不同土壤与动植物以及人们健康的关系；要求辩证地遵循自然规律，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要过度干涉自然；在对待自然资源上，希望通过适度索取和“以时禁发”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岁多，罔罟必有正。”（《管子·八观》）
西方经济学体系最大缺憾，最大错误在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只讲效率不讲价值观。而与此相反，在《管子》的整个国计体系中，“以人为本”是基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以人为本”，来自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它忽视甚至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处于黑暗野蛮的中世纪，其商业极不发达。而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农工商并重，繁华为天下之冠。欧洲十字军东征以及郑和下西洋后，欧洲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由此开始文艺复兴。而中国此后不久就因明朝覆灭而基本中止了文明进程。
中国的国计理论传到欧洲，为魁奈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打开一个新世界，由此产生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魁奈在中国国计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经济表》。《经济表》体现实物财富分配和简单再生产流程，也是一般均衡的雏形。
上图即魁奈所作《经济表》，它体现产品生产和收入在生产阶级（农业）、地主阶级和非生产阶级（商业）之间的流动关系。图中，生产阶级向地主预付租金20；生产阶级生产30；地主阶级向生产阶级购买10，向非生产阶级购买10；生产阶级向非生产阶级购买10；非生产阶级向生产阶级购买20。由此实现产品在各部门分配完毕。
中国西周时期就有“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计，以弊邦治”i。西周设有比较完整的国计组织。司会为计官之长，凡财务会计必揽。凡财务用度必善主管财政经济收支的全面核算，负责组织官计工作；司会所属有司书、职内、职岁与联币四大官员，分管会计与出纳事务。汉代及以后将“官计”改称“国计”，并出现了复式记账法。唐朝中叶，宰相李吉甫编撰了官厅财计著作《元和国计簿》，采用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分析方法对国家财政经济进行系统分析。《元和国计簿》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按行政区划统计的户籍、计账数据资料为依据，说明国家的税收来源渠道和国家财政收入预算状况；第二部分按照国家财政收入项目分别记载其收入数额，反映国家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以便与财政预算收入对比；第三部分通过现行资料与历史资料的对比分析，说明国家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元和国计簿》比德国康令的“国势学”早八百年，比英国“政治算术学派” 创始人威廉.配弟的《政治算术》早八百八十多年，比西方官方的统计年鉴则更要早。
魁奈《经济表》正是中国古代《国计簿》的简化形式。
魁奈的《经济表》思想在欧洲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以后也逐渐走向其他形式。N.G.克莱尔是魁奈同时代人。他为学生讲述统治基本原理时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表》之关系：
“若将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的诸家思想概而观之，其恒久不变之卓见，无论在欧洲或现存世界，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然而，就是这些稀世的伟人，也不过漠然承认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并把它教给别人而已……法国已产生了应用这一原则的天才，今后各种社会制度均可用《经济表》这一试金石来进行检验……自古以来，被哥特人或野蛮人的褴褛衣衫隐蔽了自然的核心……我听说英国人给翻译这本著作的人以一千基尼的奖赏，并不觉得奇怪。”ii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
魁奈的弟子米拉波干脆认为《经济表》完全继承孔子的思想。“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却还有一件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全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
德国汉学家赖希魏恩认为：“魁奈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虽故意把他的材料隐藏起来，但他晚年所著的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我们一望而知其来自中国。”iii
魁奈的《经济表》也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iv。马克思对魁奈的经济表曾产生过极大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和研究。随即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也绘制了4幅描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图表，并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表“来代替魁奈的表”v。在《经济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出了两部类平衡关系的再生产公式及剩余价值理论。正是认识到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解决好再生产公式中的价值平衡关系，马克思提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不仅仅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来自《经济表》，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一般均衡，也是来自于《经济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是魁奈而不是亚当·斯密。魁奈的《经济表》是简单再生产模型，若商业利润大于0，则《经济表》无法配平。所以魁奈认为经济必须完全自由竞争以使得商业利润等于0。所以魁奈又当之无愧是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鼻祖。而最重要的证据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了魁奈过分自由的思想。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不仅仅渊源于《经济表》和李嘉图，更与《管子》“以人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本”，即“本源”、“根本”。“以人为本”即以人、以人的“活劳动”（下面谈）作为一切财富创造的本源，同时以人、以人的需求作为一切财富创造的根本目的。
西方社会自古是以神为本的宗教社会，有神的位置而无人的位置，一直到1865年，美国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才正式废除了奴隶制。而中国自古就是平民社会，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主权在民的理论。与同时代欧洲的奴隶制相比较而言，虽然中国也有少量奴婢，但在中国并不承担主要生产活动，奴婢主要用于家庭服务；另一方面奴婢拥有的生存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亦远远高于同时代欧洲的奴隶。就大多数而言，中国民众自古就有着高度的自由和权利，可以通过举荐、考试担任官职甚至位列三公，对官员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民众与地方官僚的法律地位相对平等。百姓经商自由、信仰自由。
文艺复兴之后，中国主权在民思想、一视同仁的平民制度、不分贵贱的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撼动了欧洲的神权统治和世袭贵族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勇敢地把天主教传教士所培植起来的对中国的赞美转用于反击教会，他们以中国为例证明法国可以有道德而治理良好，无须一个教士阶层掌握着法国五分之一的土地。”（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伏尔泰，《风俗论》）。
黑格尔以中国周易等哲学体系为蓝本，总结出辩证法三大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基础。以人为本也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线，这就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一切财富都是人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交换的标准是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人类的生活消费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将创造更好的物质财富，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人类自己。与此相对照，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物为本。西方经济学认为一切财富是资本创造的，价值交换的标准是效用，人类的生活消费是对财富的损耗和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增大物质财富。
两种根本不同的立论体系，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依照西方经济学，未来人类将成为物的奴隶。随着科技发展、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大批人将反而陷入失业的贫困之中。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理论，也必然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疯狂破坏、竭泽而渔。而依照马克思经济学，物质永远只能作为人类的工具。随着科技发展、生产能力极大提高，人类将获得彻底的解放，走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而在所有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自由王国中，生产是为人类服务，人类的合理需求决定了资源需求的上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管子体系为主体的新发展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马克思主义渊源于之历史久远的中国管子为代表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并在今天以至未来的中国实践中再次回归中国本土理论体系经济运行实践，是有其特定内存逻辑根据的；而这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脉动机理和现实基础。
毫无疑问，与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有着内在历史传统，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在明末第一次发生世界文明中心向欧洲转移之后，今天的中国再次站到了世界文明的前列。在以管子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主体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愈加凸现。作为举例，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王冠上的“明珠”，马克思之“活劳动”观点、“活劳动”理论体系在今天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活劳动必须重新定义、重新解读。大家知道，经济学就是讲生产或叫资源配置的学说，而在资源配置体系中，最核心的是“活劳动”，活劳动是一切生产要素中唯一带有人的价值追求的要素。马克思指出，所谓劳动，生产亦即资源配置就是人为了在有用形式上对自然物质的占用，而能实现这个目的的，只能是活劳动主导整个工艺流程，整个价值链、产业链之运行。不仅如此，它更是整个资源配置中唯一具有1+1＞2之功能的经济运作机制；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赞说活劳动具有任何要素、任何资源都不能给予的“自然恩惠”，即能既保存旧价值又带来新价值的“把资源变成同时保值又增值的经济（文化）机制”。这里首当其冲应回答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当年讲的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那么，时移事易，在今天的的语境下，那就应当说，在全要素生产率体系中，新的产品中当然也包涵了的生产资料价值，它是搭了活劳动的便车转移过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资该商品所必须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活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这也就表明“活劳动”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这其中最核心的真正具有不竭动力功能的源泉，那就是“活劳动”。当然，我们这儿要说的“活劳动”并不仅限于置身企业中一线岗位上的员工的“活劳动”。不屑说，这是实施资源配置的“第一道工序”，最基础层次。试问，经营整个企业的CEO们的经营运作指挥，不也是活劳动吗？岗位上推至一个产业园的运作指挥者的经营运作指挥不同样是活劳动吗？从另一视角上亦可说，海尔的“人单合一”、华为的“铁三角”运作、施奈德的专家团队等则是“团队活劳动”。
当今中国学术界却对此却缺乏基本的认识和反悟。或轻或重地染上了数典忘祖的疾患。在忽略管子以来国学经济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亦并未真正下大气力去探讨、去研究，以至于仍然是“言必称亚当·斯密”。人们把中国的建设成就归诸于西方经济学的指导，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的本土上都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有不少学者乃至某些官员公开说西方经济学为中国带来了扩张财政政策等理论工具，他们叹息说中国懂经济学的人不超过几个几个，因而必须补（西方）经济学的课，却不知道例如像扩张财政政策等诸如此类的理论工具都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调控经济的常用工具箱里面。
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基于深刻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经济学教育，也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中国灵魂上的源渊、关联也缺乏整体把握。管子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包含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完整的、先进的经济理论体系。当然，这绝非说要简单地作历史穿越拿来就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抓住了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导：“活劳动”、以人为本和经济平衡，发展出了再生产平衡理论和（活劳动）劳动价值论。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理论主导。
正是基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考察，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管子以来中国经济理论体系为主体、以西方经济学为参照，应对新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注释：
i《周礼·天官·大宰》。
ii《大禹与孔子》，1769年。
iii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iv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v《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8页。
vi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央编译局1975年版 233.587.6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