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小和
我大概讲三个内容，第一是观念秩序给定是什么意思，二是百年经济史的辨析，就是在书里面找了几个案例，第三就是观念秩序与百年经济史辨析的关系。
第一，问题的提出。百年经济史也算是历史学，我个人观点，从《史记》开始，中国人觉得看历史就是寻找历史真相，记录真相，这是历史学比较高的境界。大家觉得只要了解真相，人们就会恍然大悟。但是人是观念的载体，每个人都具有挥之不去的主观偏好特征，因此在主观观念层面的复杂性远远大于事实真相的复杂性。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真相的重要性，而是相比观念的重要性，历史对人性的影响力是比较微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人愿意直面真相，分析真相，这个人在接触真相之前已经建构起直面真相、反思真相的观念新秩序，观念的影响才是本质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才是本质的教育，这是判断一个时代教育体系是否深刻的重要标准，更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具有本质写作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二，讲一下观念的给定，观念的先验秩序如何影响我们。首先就是康德，PPT上面放了一个康德观念的很著名的判断，观念的发现是第二次哥白尼革命。迄今为止我们假定我们所有知识都必须以对象为准绳，但是按照这个假定，试图通过已有概念先天的构成有关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知识的努力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假定必须按照知识构成，我们在形而上学中的任务是否会更好进展呢？这一假定或许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关于对象先天知识可能性相一致。因此他认为和哥白尼的发现是一致的，当哥白尼假定全部星体都围绕观察者旋转的时候，他对天体运动解释无法顺利进行，于是他试图让观察者旋转而星体静止，看看是否能获得新的发现。怎样辨析康德的表述呢？一个学者如果立足于他已有的观念秩序解析康德的观念秩序，他不仅无法理解康德的观念秩序，甚至误读，甚至否定康德观念秩序的表述。国内有两个康德研究的人，一个是复旦大学的于教授，还有一个是邓教授。于教授不太接受康德的观点，所以把重点放在辨析哥白尼革命与康德的所谓观念革命之间差异上。但是邓教授接受了康德观念秩序的表述，开始总结出一个中文的表达，就是不是观念施于事物，是事物施于观念。我对康德的观念秩序的表述分三个相度思考，第一，我认为观念是终极性的概念，观念既是认识论的起点，也是认识论的终点，也是方法。笛卡尔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个体最重要的意义是思想。另外一个哲学家也是17世纪的，他的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真理是主观的。真理概念的判断必须包括对客观性的反提表达，讲了这个意思。按照康德的表述，真理是一套整全的、无所不在的观念系统，这个观念系统一方面作为终极秩序存在，一方面作为个体主义的绝对价值存在。
康德另外一个观念的表述就是二律背反，意思是两个命题单相度排列的时候，两个命题都是对的，但是两个命题合成一个大的命题，大的命题隐含了悖论和内在冲突。因此康德证明，个人或者个体理性能力和观念秩序需要超出作为个体现象的秩序的范畴，才能赋予客体新的知识意义和观念秩序。按照康德辨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思想史的现象，发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知识更新都依赖于先验的观念更新，正是在观念更新意义上，思想家形成巨大的分歧和冲突，从而撑开了思想自由的空间。每一个新知识的发现，在观念意义上都有颠覆性、破坏性的效应。在当时当地，伟大思想家总是不被他所在时代和所在人群接纳，唯有时间缓慢的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人们说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的落后和无知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观念的无知，而不是事实的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解放思想从来都比改革开放，对观念的辨析和解释比真相重要。
康德的第三个观念就是观念的载体的张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对自在之物整全的认识。于是康德说，我发现必须否定知识才能和信仰保持一个地盘。康德这句话在我看来既不是完全否定知识的重要性，更不是倡导人们回到信仰的秩序状态，而是表现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已有知识体系在发现新知识过程中，不仅无助于新知识发现，而是新知识发现的阻挠。第二个判断是人类在发现新知识命题上必须要有观念层面的创新能力，必须具有对已有观念秩序破坏性创新能力，必须有异想天开的能力。而且康德认为人类异想天开的能力只能来源于信仰习惯，必须承认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康德关于信仰和知识命题最好的见证是17世纪理性主义的浪潮，从笛卡尔开始大概有一百年时间。这段时间首先是理性主义，每个人都熟悉的一个定义。理性主义的定义基于第一性原理和先验秩序，而不是按照实验证据和经验推导知识，这个定义在理性主义高涨的17世纪是一个常识。这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理性主义似乎不完全对称，今天人们谈起理性主义似乎是对人类经验的强调，是对人类作为思想主体整全思想能力的强调，这对17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对第一性强调处于悖反的状态。人类必须以认识上帝为终极使命，但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认识上帝，正是这种悖论式的观点秩序的表述，才促使思想家们开始关注演化秩序，所以达尔文出现了。达尔文搁置起点和终点描述，专注于过程理性描述，达尔文的演化论是初期过程主义的理性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的过程主义。必须强调的是演化论思想史价值非常重要。这在科学方法论层面属于范畴给定，或者给定的范畴。如果按照康德观念秩序描述，既使是达尔文的演化秩序也是被先验观念秩序引导的结果。
在如何理解先验的观念秩序重要性命题上，亚当斯密是一个典范，他的国富论重要的话就是看不见的手，他的道德情操论主要的范式就是无偏差的旁观者。实际上都是对先验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观察，如果没有先验秩序的看不见的手和道德秩序的无偏差的旁观者，这一切都不可能。因此，和我们对道德情操秩序理解一样，我们多年以来都强调了结果导向，效用主义导向，忽略了观念导向，尤其是先验秩序观念导向。因此它不是坐标系本身，而是坐标系之后对一个或几个点的孤立想象。道德情操论很多人读不懂，我个人阅读体会是在思想、先验观念层面，在习惯层面一开始就不能理解斯密提出的无偏差旁观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强调演化秩序的时候强调的是经验秩序。北大汪丁丁老师对道德情操论的无偏差旁观者的表述比较精到，在他的经济学思想史里面这样讲，我们每个人，每一个行为是否合意，依赖于假设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同时内化于我们心中的旁观者的评判。立足于我对观念秩序的辨析，我认为丁丁老师翻译完全是唯理论的表述，这样表达再次强调我在分析中国百年经济史的时候必须坚守的观念的信心和观念的方法。事实上丁丁老师还有一个表述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叙事方法表述，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叙事传统是历史叙事，而西方人叙事传统是科学叙事。丁丁老师提出这个观念来自于一个经济史学家讲的框架，在丁丁老师看来，中国传统历史叙事表现最能说服人的发言者并不是靠雄辩逻辑，只是给你讲一个故事，讲某某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于是得到听众赞许，至于是否合乎理性通常不加以考虑。科学叙事首先是给定一个抽象的原则，就是跳出事实，进入一个抽象辨析框架，包括三个维度，第一是建构一个模型，第二是有一个类比，第三是有一个隐喻，构成经济学史的写作方法。但是中西关于叙事的分歧如此大，就让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文明或者中国传统叙事缺少观念的预设，这意味着我们叙事传统缺少了对高于对象本身的形而上的整体想象力，是否意味着我们知识的分工秩序再没有进一步知识细分能力，是否意味着单向叙事能力压抑遮蔽了我们的科学叙事，是否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课题并没有承担起知识先知的角色，以至于所有个体都隐没在事实层面，从而缺少信心的追问和信心的条约，这些都有待于人们思考。
还有一个值得拿出来说的和观念有关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宣称每个人在互相自愿贸易下能达成好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对主观偏好绝对尊重，所有人主观偏好都建立在个体主义观念基础上，就是必须尊重每个个体在市场层面上的主观偏好秩序，奥地利学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建构，在我的分析框架里面有一个框架就来自于奥地利学派。
花一点时间讲观念秩序给定，可能看似与我这三本书《百年经济史笔记》没有关系，但是非常有关系，决定了我的写法，也决定了我提出什么样的观念。
第二块就是《百年经济史笔记》的观念分析框架。它不是讲故事的文本，而是观念的文本，是写百年经济史之前搭建一个比较稳健的分析框架，建构起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合围起来的模型，然后把百年经济史史料放在框架里辨析，最后得出一个旨在重新说明百年经济史的崭新观念系统，让读者依靠观念的冲击，而不是对史料的猎奇，真正在专业、理性和深度层面认识百年经济史的流变，进而理解我们今天经济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毫无疑问，叫做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所以关于市场经济，关于一般秩序和企业家理论的一般性的常识，是我百年经济史写作的起点，观念的起点。最有关系性的就是熊彼特的财富增长理论，因为这是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市场秩序为基本内容的课题，因此熊彼特框架就必须成为我的学术前提。我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是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逻辑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显得如此重要，熊彼特既有古典经济学的特色也有奥派的特色，所以熊彼特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框架之一。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选择如此重要，按照熊彼特经济增长的创新的描述，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会发现令人惊讶的现象，百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打开，人们就放弃了市场的方法，中国企业家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当然熊彼特的创新说很坚决，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技术的创造。所以这等于是知识和资源重新组合，而从事重组活动的只能是企业家，不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市场中的新产品或者老产品，加入了新元素，无论加入新生产和新贸易方式，开辟新市场，这些主体都是企业家。所以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这个方法的建构是我试图要强调一个观点，经济史和企业史逻辑发展是正相关的。
我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开放。说这个词就想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我容纳了经济史和企业史双方叙事的开放秩序，开放理念是经济学理念，就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全球化背景下比较优势理论，还有克鲁格曼全球贸易模型，把中国经济从1820年所有经济史放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是自由贸易，一是全球贸易过程，这样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开放模型里分析，再加上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在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下展开对中国百年经济史的分析。常态下开放性和企业家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观察，人们可以用企业家发展的数据和企业家案例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一个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诸多描述进行梳理，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进我们找到经济社会发展、市场演绎和企业家变迁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时段，晚清就有一批企业家，盛宣怀、郑观应、胡雪岩、张謇。毛泽东当政以后，1950年到1978年没有企业家，民国在早期有一批，荣毅仁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上海有太多企业家的名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发现王石、柳传志、马云。我的书里面量化分析不多，但是我知道陈志武老师一直进行历史量化研究，对我有很大启示。
《百年经济史笔记》第三个分析模型是方法论模型，就是杨小凯老师的分析框架预设。我把杨小凯教授的一段话念一下。他说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者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各现象、变数的关系结构做一个假定，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框架，实证的研究就是在写史之前严明分析框架假设，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料之间关系，当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中有充分竞争的时候，对于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下脱颖而出。如果不言名潜在分析框架的假设，学者误认为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从客观的历史真相中，读者反而倾向相信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缺失对分析框架识别和分析能力，历史记录会变得非常主观。杨小凯老师所批评的历史叙事文本，就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的历史学教材，没有言明分析框架，小时候没有分辨能力，我们以为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历史。
按照杨小凯老师的分析框架预设，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严格遵守自由经济学发展理念得出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成果具有排他性，也不以为其他的历史分析没有意义。在很多历史叙事中，我的经济分析史的文本只是其中之一，是多样性之一，是包容的也是可以借鉴的。
第三，是史料的来源。我没有在大陆教科书里找材料，很少的一点点。为什么呢？我看到晚清经济史和企业史的资料很多，但是主流的历史学教材弥漫着狭窄的路径依赖，市场上流行的通俗的戏说的历史文本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海外，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文献。我的书里以中国台湾为主，美国、法国也有，拿过来的资料我认为对读者来讲是有新鲜感的。但是历史学研究层面没有新鲜感，我是观念的辨析，并不是历史真相的发掘。
后面是书里的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对中国经济后发秩序描述的再辨析。杨小凯和林毅夫有一个争论，小凯老师说后发劣势，林毅夫说后发优势。我的第一本书是《晚清启蒙课》，试图解构主流历史教材经济史叙事系统，试图描述从1820年开始从全球蔓延的工业革命、新技术和全球贸易将晚清时代中国人逼进了市场经济时代，其中最醒目变量就是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兴起。第二本书叫做《倒退的民国》，要解构民国情节，试图在经济史维度告诉读者民国乃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在领袖经济学意义上，中国百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政治领袖，在市场经济观念层面都处于严重无知的状态，正是这种政府主义和计划经济学，才是导致民国政府败走台湾的原因。第三卷是经济开放，原理是论领袖经济，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搭建起来的分析框架之下，我看见当年的公私合营运动是对企业家产权普遍的剥夺。当年毛泽东有一个经济和企业的大布局，甚至被米塞斯和哈耶克深入批判过——人造市场。经济学意义上，发生大跃进、大饥荒、甚至文革都是经济学的必然错误，因为经济学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中国人必须深入反思的经济史的闹剧。我这三本书我个人认为写得最勇敢的就是第三卷，没有任何遮蔽得分析了毛的经济学的面向，这在过去也许是一个禁区。为什么也许呢？因为这个书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被禁止，卖得还不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从80年代开始是令人比较宽慰的经济史局面，一方面看到中国市场经济在慢慢展开，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家普遍兴起，以至于企业家的风景已经超过晚清时代企业家的风景。周其仁老师应科斯邀请做了一个演讲，就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们看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就是以观念秩序为基准的经济史分析文本。
进入我案例的介绍。第一个案例是对中国经济后发秩序描述的再辨析。我看大量资料发现，不是1840年而是1820年才是中国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起点。一说近代史都是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史，其实要早20年，20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成为一个强国就是三四十年时间，中国改革开放到成为一个强国也是三十年，20年如果发展顺当是很了不起的阶段。很多学者把1820年前后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开端，或者中国现代化和近代化开端，对于很多深居中国大陆的人，这样的观念非常陌生。由于受到主流历史教材影响，人们接收到的历史观点是明代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1820年以来的历史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很多知识人不认同这样的表述，有一个学者叫威廉伯恩斯坦，他有一本书叫《繁荣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值得深度辨析，他把1820年理解为人类经济增长分水岭，就是把这当做现代经济的起点。1820年以前人们是普遍贫穷，1820年之后出现革命性变化，人类财富急剧增长，用200年时间建立了叹为观止的现代化财富。事实上伯恩斯坦这样的视角并不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经济史转型1820-1992”，他认为历史上看日本人均实际GDP增长6%，人均寿命翻倍，国民受教育水平历史提高四倍，文盲人群迅速消失，都是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和一战开始之前大约40年时间，这个分析非常有意义。有一个很好的学者郝延平，他有一本书是《中国近代商业的革命》，他的书与伯恩斯坦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本书得到刘广京悉心指导，而且史料采集方法就是刘老师教给他的，建议不要在中国找资料，而是到英国，找在中国做生意的洋行里面，找他们的财务报表。所以这本书所有资料都来自洋行的财务报表，往来收支。刘广京在中国台湾史学界是大拿式的人物，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非常有名。我有一本书是中国台湾拿过来的叫做《近代中国传统与蜕变》，这是刘广京老师75岁祝寿论文集，很多学者有非常好的论文，第一篇就是余英时老师的文章，这篇文章为什么有名呢？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场轰动整个华人学界的官司叫做笔墨关系，就是围绕毛泽东展开的。余先生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说法是为毛泽东做注释。因为毛泽东写一本书叫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里面讲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已经萌芽着、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话，中国也将缓慢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毛的地位，他类似于圣旨式的历史表述， 1949年大陆主流历史学界都为毛泽东做注释。余英时当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萌芽说肯定不成立。
从思想史角度，余先生理直气壮认为1820年前后才是中国资本主义启蒙年代，而不是中国主流历史教科书写的那样。这样的学术梳理意义非同小可，意味着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或者中国对市场经济探索，对现代财富寻找，在时间上与整个人类社会是同步的。在繁荣的命题上，中国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后发国家，今天之所以在市场层面相对滞后，原因不在于起点滞后，而在于过程的滞后，是在于发展过程中的中断和摇摆，一会儿搞几年，一会儿停下来，甚至倒退。这三本书也有摇摆的描述——1820年到1840年是非常自由的20年，甚至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因为清朝的朝廷来不及管，而且对现代经济学比较陌生。但是1840年因为一个政治事件鸦片战争，林则徐烧鸦片，由一个政治事件带动对中国经济的破坏。1840年之后中国签订很多条约，形成被动式的条约口岸经济，在整个东南沿海都有一个条约口岸经济。条约口岸是被动的，是被外国人逼着签下来的合同，不像1978年以后邓小平主动把外国人请进来。但是被动的条约口岸经济也是一种自由开放的经济，所以那个年代就兴起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就是今天的上海。整个东南沿海全部是在被动开放逻辑下展开的相对比较自由的市场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晚清的价值，至少经济史的价值是被我们遮蔽的。
由于晚清末年李鸿章这波人，看似开放，实际上走的是官督商办，是国有控制的经济，中国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倒退到政府控制的大政府主义的经济，就是洋务运动。陈志武老师也有这个说法，说洋务运动完全是倒退的大政府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的模式。我完全赞成陈老师的判断，晚清后期完全是计划经济模式。由于晚清谢幕，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高全喜老师说的中国式的光明革命。晚清的谢幕并没有像历朝历代那样大规模战乱，白吉尔夫人写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就是晚清谢幕没有破坏性；接下来大量民间力量兴起，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政府官员，这就出现所谓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并不仅仅是经济史黄金时代，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蔡元培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影响力。但是这个时代很短，1927年蒋介石清党成功以后，开始进行政府倡导的半计划经济的模式。蒋介石从1927年到1949年渐渐地从自由经济的局面走向有限的政府所谓的计划经济局面这样一个倒退。到1950年以后就不仅是倒退了，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的变化。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有限的恢复，这就是所谓的过程的摇摆，或者过程的中断。
我讲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用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就是如无必要，毋增实体。晚清条约口岸经济以后，政府大量介入，一方面是国家需要，另一方面是官员利益驱动。把本来是自由经济格局控制在官员手里，出现一个主流的经济模式叫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当时兴起很多企业，12家新兴的官督商办企业，最有影响力的企业是今天还在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国家电报局，汉阳铁厂等等，这些大公司都是当时的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最有权力的官僚掌控的。但是和今天国有企业不一样，叫做官督商办，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影子，但主要是官员控制。怎样看待官督商办、近代公司的出现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一个总的表述是政府权力向市场领域延伸，是变相的政府经济新部门的产生，就是新成立的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公司，而是政府为了管理经济事务而成立新的实体，这样的实体一方面是行政实体，一方面也是市场实体，是一个混合体，有点像今天的混合所有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国有企业这个词分析它，都不具有熊彼特创新意义上的企业要素或者企业家的要素。我认为这是奥卡姆剃刀层面的完全没有必要新增出来的实体，既是一个行政实体，又是一个看上去像市场化公司实体，本质是官僚参与，而且是最有权力的官僚参与，变成了政府实体。这是很大的错误，到晚清末年，晚清经济一路凋敝，晚清后期有一批改革家，很有全球化眼光的改革家，其中有几个很不错的人，比如像崇亲王、庆亲王、载正等等，他们要求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做商部，而且觉得自己国内的人搞不了，要找一批海归派，就是海外华人，有世界经济眼光和公司经验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商部。成立新的部门一定和原部门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遭到那些所谓改革派，甚至洋务派反对，比如张之洞就反对。这个事后来不了了之，因为载正这个人在北京包了一个小姐，被保守党抓住了，他又拿了一笔钱，受贿，最后载正只好下台。后来搞的农工商部，没几天晚清就下台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现在是一样的，国家要发展经济，怎么办？中国人首先一个条件反射模式就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在这个意义上就明确违背了奥卡姆剃刀原理，因为要发展经济就是要撤销部门，要把所有有碍于经济发展的部门全砍掉，就是80年代赵紫阳搞的行政放权，包括今天李克强也搞简政放权。
到了民国，奥卡姆剃刀的背离就更加明显，搞了一个国家资源委员会，有点像今天的国家计委。这个国家资源委员会是非常有权力的机构，受蒋介石和他的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级别很高，控制中国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这个机构具有绝对不可挑战的经济决策权力，将重要资源导向绝对统治经济，在民国南京政府组织框架里资源委员会是最高的经济权力机构，主要从事三个方面工作：第一是根据国家需要动用政府权力和军队权力，没收或者兼并私人企业；第二，政府并不是在每一个产业里面都行使没收或者并购企业事物，主要在重工业、采矿业。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战时经费问题和资源问题；第三，资源委员会还具有投资功能，像今天国家计委。委员会提出一个庞大投资计划，打算在五年之内依靠国企援助新建一批工业基础，满足国防需要。为什么南京政府组建国家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呢？为什么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机构呢？甚至把这项新措施当做民国经济的救命稻草？这与经济世界走向有关。当时号称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范本的美国、欧洲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的大政府干预模式成为各个国家首选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苏联和德国。苏联依靠大政府主义和绝对统治经济看起来很成功，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乃至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英国、美国都有限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大量的后发国家更是全面模仿苏联模式，国民党南京政府当然要吸纳这个思路。政府制定宏大经济发展计划，依靠强势政府推动和监督，同时依靠外国发达国家的支持，让资本集中在核心产业，通过政府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在经济学观念意义上，民国时期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是典型的新增实体，所带来的并不是民国政府所想象的、所渴望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只是对市场以外竞争秩序的破坏。立足于这样的观念分析，所以我对翁文灏这个人非常感兴趣，他早年留学比利时，见证了欧洲资本主义魅力，不过1929年之后欧美陷入经济危机，实际感受了苏联计划经济高速度。他回来以后就给蒋介石一个方案，就是苏联大政府的经济学模式，这在当时似乎看似合适，所以国家资源委员会得以成立，而他的官衔就是行政院长以及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这个人早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初和胡适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私交不错，一起编辑《独立评论》杂志，支持思想独立。但是他后来转变为大政府主义，致力于建立国家能力，强化政府引导，抵御外来侵略。第二就是资本主义。这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经济底色，民国经济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有人称为是官僚资本主义，我看许立新老师的总结比较正确。第三就是计划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底色是经济计算，是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计算方式，通过增加政府实体方式引导市场秩序，这一点民国经济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计算层面却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方式，米塞斯专门批评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所以翁以他个人意愿和建立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带给民国政府的就不清晰、混合的大政府主义模式。有些人说他是典型自由主义，但是身处在不自由的时代，所以他的经济学和价值观是撕裂的。应对这种局面，他的措施很多，一方面借用蒋的权力重用一些基础官僚，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抗战的时候他出任经济部部长，统管工业、矿山、商业、农业的部门，招纳了一大批有才华、国外回来、有责任心，具有国外知识管理背景的青年人，所以南京经济官僚非常洋派、非常开放、非常务实，而且具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迷恋蒋介石的权力，他觉得没有蒋先生的权力，就推动不了他的经济学政策，他力图通过市场干预货币政策为蒋介石分担经济压力，构成了一个撕裂的经济学面向，他的经济学面向也是民国经济学面向。这个人不但追求国家能力建设和大政府主义的经济建设，最后导致巨大失败。翁本人先到了法国，1951年宣布要回中国大陆，获得全国政协委员职位，他的小儿子叫翁心瀚，是国务院空军飞行员，在抗战时牺牲。他大儿子是石油工程师，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在湖北五七干校自杀身亡。翁本人因为有一定名望，所以在整个共产党时代并没有遭受惨烈冲击，但是他内心的痛苦，两个儿子死亡，让他遁入无尽悲伤。这是第二个案例，民国是怎样违背了奥卡姆剃刀运力。
第三个讲毛泽东时代，1956年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我先查了很多资料，通过分析、辨析把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列成三个维度。毛在搞公私合营运动的时候，开始是希望用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但是实际进展非常快，只花了四年时间。所以毛听到四年中国公私合营搞得差不多，他说了几句话，在1956年9月份见米高扬的时候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上不到轨道，穷得很，人们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他希望公私合营的进度加快。事实上他所有经济学的政策，一是统供统销，先搞统供统销再搞公私合营，还有之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都是说要稳步推进，结果是高歌猛进，大干快上，这些词就是这么来的。全国人为经济行为陷入了非理性的速度感中。另外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整体行为，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题。无论是农民土地问题，还是手工业的问题，无论是私人产权问题，还是经济流动问题，都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全面计划经济的改造，最后由产权问题变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立足这个前提，我对所谓的单一公有制模型的制度模型是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农户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构成了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的基础。分析公私合营年代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要回到农民土地制度，农民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第二就是市场主体、经济主体、工业主体完全是国有企业占据。有一个数据，1950年工业总产值，全民所有制比重占到54.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7.1%。中国所有集体所有制就是国有企业，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集体，是模糊的，实际上是指向国有企业的表达。公私合营，工业比重占到27.2%，党和政府官员全部进入公司，公司老板还在，但是他已经没有话语权，也是国有企业的模型，占27.2%。个体手工业，合作工业，合作企业占1.2%，真正具有私人经济属性的工业产值在1956年年底只剩下0.04%。整个国家已经完全变成国有企业控制的计划经济计算的格局。第三，当前面两个框架做起来以后，学过罗斯托经济增长模型就知道，一定有一个产业化倾向。要判断一个时代很重要的变量就是观察一个时代产业方向是什么，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当所有制和公有总产值全部国有化以后，发现所有产业100%导向重工业，这也是毛时代单一公有制模型的一个企业制度模型的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以绝对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在这个世界横空出世，156家政府投资的重工业，实际上是国家动用所有投资能力兴办的，主要分布在东北、中国中部和西部。大量满足一般消费需求的生活资料工业完全停摆，全部是重工业化，必然带来没有消费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
我是从这三个维度总结了1956年前后毛时代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当这个单一公有制企业制度模型成立后，表面上看是中央政府对经济重视，是党的力量深入到了经济生活每个细节，但是按照经济学一般秩序思考，却是企业家阶层完全消失，被党的干部取代，市场失去基本自由选择机制，企业决策和风险机制被架空，人人听命于中央政府的计划经济，没有人遵循市场规律，没有人认识市场重要性。
这就是我讲的百年经济史叙事，抽出了几个案例。最后就是一点小结，为什么是观念秩序给定下的经济史的辨析，为什么是这个标题？我的浅显想法是直线进入，首先给定观念秩序，然后用我的观念秩序进入史料辨析和梳理，辨析完再直接进入一个新的观念秩序的涌现，所以我不同意所谓的后发秩序的说明，中国经济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意义上不是后发国家，是一个过程的摇摆。
这样一个所谓的观念来自哪里，我们与观念秩序有关的直线进入的思维框架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给定的观念秩序是来自于哪里呢？最主要是学习，比如学习米塞斯、学习亚当斯密。大家看我的书，每一章前面我都会放一段名人名言，第一章说只要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一定会通过贸易方式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国家发展。像布坎南、像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他们经济学的表述是我通过学习得来的，是孔子的传统，学而时习之。接下来是向谁学习？我是向亚当斯密、向熊彼特、向李嘉图学习。一旦我意识到我是向这些人学习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涌现出来，为什么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观念的秩序和理论体系兴起于欧美社会，而不是兴起于更加具有历史发展厚重感的中国社会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古老传统的、历史悠久的经济体系不能涌现出一套非常成熟的经济学学科呢？这个问题以后，接下来马上问的是亚当斯密建构起来的经济学的秩序，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为什么亚当斯密能找到经济学框架？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一定是有一个比经济学的观念秩序更高的观念在支撑，我们要动动脑筋，至少要提出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学秩序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我加了一个就是不断向上延伸的或者叫形而上的观念秩序这样三个层面。中国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哪一块在学习呢？到底我们学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还是学经济学的价值理性？还是学还高一个维度的观念秩序？是三个同时学还是只学一个？作为一个学习者我们学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秩序的时候我们的短板是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没有学到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是以亚当斯密的观念秩序解析中国的秩序呢？还是用儒家传统解释亚当斯密的传统呢？我上学的时候，钱颖一老师上来讲经济学是有四个基准，一是视角，第二是参照系，第三是基准点，第四就是分析工具。这四个东西要牢牢记住，所以我分析问题的时候，视角、参照系、基准点、分析工具，这四个东西牢牢扎根在我写作过程中。我希望我分析任何一个经济学现象的时候都能知道他的视角、他的参照系、他的基准点，他的分析工具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分析我们经济史的时候也要记住这一点，这是我一个小小的体会。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远远超过百年经济史观念之辨的范围，当然对于问题的思考者而言，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只有面对这些问题，知识人承担起来的马克思韦伯的三个关键词，责任、视野、激情，这个问题才能不断得到呈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