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中宇 游敏
（上接6月24日04版）
四、诠释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不能从理论走向理论
彭文生先生从“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的视角解释经济危机。他在《新平衡》一书批评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的不够”，“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一样，长期来讲是中性的”。所谓“资产”不是一般的商品，获取它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积累货币。有能力获取它的人不是社会公众，而是人口中的极小部分，他们拥有的货币除维持生计外还有剩余，有条件“以钱生钱”。前述数据检验已经证实，这些钱基本不满足费雪公式，不可能与商品价格一样是“中性的”。彭文生先生认为：“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忽视了“和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中国新平衡》）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热点之一。已被发现并有研究共识的最短周期，是四年一循环的所谓基钦周期。基钦周期又称为存货周期，其内在机制为：追逐利润的投资冲动导致产能高速增长，而追逐利润又导致工资的增长远低于产能的增长，于是社会供给能力逐渐超过社会购买力，导致销售不畅、存货积累、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萧条，大量厂商收缩乃至破产，乃至靠销毁多余的产能来恢复供需平衡。比基钦周期长的是9～10年的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直接影响着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因而朱格拉周期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周期。
至于彭文生先生强调的“货币信用周期”理论，源于霍特里（R.Hawtrey，1879～1971）对商业周期波动的货币分析。霍特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来自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我相信，形成商业循环的波动的周期特征完全来源于货币因素”（1928）；“存在某个货币和信贷的波动是商业循环的充分必要条件”（1927）（转引自樊苗江、柳欣《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第四章第三节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完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和紧缩信用所造成的，尤其以短期利率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体系之所以会发生危机，完全是由于繁荣后期，银行体系被迫不得以采取紧缩信用的政策造成的。对信用的扩张或紧缩，彭文生先生则着眼于“融资条件”和“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金融周期最核心的两个指标是信用和房地产价格，前者代表融资条件，后者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两者相互影响，具有顺周期自我强化的特征。”（彭文生《金融周期看经济》共识网）。
对于“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彭文生先生认为：“居民和企业持有的广义流动性的快速增长，刺激其风险偏好，导致非银行部门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这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风险资产估值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储蓄年龄(25岁—64岁)人口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该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全社会的总体风险偏好上升。另一方面，伴随着非银行部门的流动性资产快速上升(表现为M2的快速扩张)，非银行部门的无风险资产也在快速扩大。”（同上）
用“储蓄年龄(25岁—64岁)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解释“居民和企业”的风险偏好。这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我们认为对金融资产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主要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货币拥有量。一个人的货币拥有量远大于其生存所需时，多余的货币对他而言不过是筹码，若再面临实体经济萎缩，就只能到资本市场去逐利了，这就表现为高“风险偏好”；月光族们根本没有多余的货币去冒险，金融系统显然是根本感受不到他们的风险偏好。
那到底哪些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足够高，以至于可以在金融领域展现其风险偏好呢？统计局对此讳莫如深，央行也没公布相关数据。倒是私人银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露出了端倪。2009年3月30日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推出的市场调查报告《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提供了“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在全体人口中的分布数据。2009年11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推出了的市场调查报告：《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提供了“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
这两组不同来源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相当一致的结果，见图09：
图09：金融资产在人口中的分布（b图为上a图的放大）
（原始数据及分析计算过程见：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第三编 两极分化观察；第二章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观察）
数据表明：从金融资产分布的角度看，社会两极分化极为显著：“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总共占人口的0.23%，却占有了84.9%的生产资料。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看，社会被掌握在0.23%的人手中，这个群体共有303.9万人。不妨将这个群体统称为“有产者”。即使其中的“中下层”，其人均资产占有量也是“下层”人均值的1,310.62倍。于是这些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性收入”。其中的“上层”仅占人口的0.015%，不到20万人，却占有金融资产的12.86%。在金融业的眼里，他们是“高净值人群”，是私人银行业关注的“上帝”。而另一个极端是“无产者”群体，他们占国民的99.77%，却仅占金融资产的15.1%。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资性收入”为生。这个人群在金融领域，根本无“风险偏好”可言。
由此可见，所谓“风险偏好”不在泛泛的“居民和企业”，而在约占人口0.23%的人群、尤其是约占人口0.015%的“高净值人群”中。用泛泛的“居民和企业”来描述“风险偏好”的真实来源，必然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是受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从理论走向理论，甚至不自觉地陷入为资本拥有者利益集团辩护的泥潭。
应该指出彭文生先生用“房地产价格”表征“风险偏好”是符合事实的。一面是蜗居的蚁族，一面是疯涨的房价，一面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一面是用贷款吹起的房地产和用房地产抵押的贷款。这就不仅仅是“风险偏好”，而是“以钱生钱”的资本为了局部利益的非理性的疯狂运作。
彭文生先生还将货币信用周期描述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信用扩张，下半场信用收缩。导致扩张或收缩的关键因素是储蓄率：高储蓄率----信用扩张；低储蓄率——信用收缩。对信用扩张的原因，彭文生先生解释道：“高储蓄率意味着较快的资产或财富积累，而财富的快速增长也要求流动性资产的较快增长，货币是其中的流动性资产的主要形式”（彭文生《货币长周期的逻辑》http://www.sina.com.cn；2012年2月13日《财经》）。前面我们看到，在“货币”这个概念下，有三个类型：流动中的货币M0、活期存款、准货币（除前两项外的其他各类存款）。储蓄率只对应于准货币。笼统地将储蓄率与货币对应起来，实际上掩盖了货币的三种不同类型和它们在经济体中扮演的完全不同的角色。对信贷周期的“上半场”，彭文生描述道：“储蓄率上升意味着中国经济从短缺型过渡到过剩型，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同上）。将准货币集中度越来越高，反映社会公众购满力的流通中现金M0相对萎缩这个基本事实，表述为“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从短缺型到过剩性”，这显然是不自觉地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限制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力，却扩张了资本的逐利资金，导致一方面产能膨胀，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故在信用扩张的同时能压抑价格，见图10：
图1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注意，1994年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回落，而正是这一年从贷存差转向了存贷差。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到了2.8%，此后一直在这个水平附近徘徊，正是在1997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过剩型。对此，彭文生先生描述道：
“供给过剩型的经济使得政策过紧对就业的影响超过政策过松对通胀的影响，提高了当局对货币增长的容忍度，导致货币环境易松难紧。”（同上）
这样晦涩的描述实际上掩盖了金融系统持续性的结构失衡，掩盖了这失衡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对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剥夺，但它也暴露出我国宏观调控面对的困境：怕通胀就要紧货币，但它首先紧的是就业，连带压缩了已经严重不足的社会购买力；怕失业就要松货币，它首先松动的是资本家的资金来源，连带使已经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好涌入我国监管体系还健全的资本市场、房地产业和影子银行。
这显示出资本和劳动者利益的冲突是机制性使然，经济体的基本运行机制使前者往往有手段和办法，将任何宏观调控政策的利好都能归于自己，利空则推给劳动者。而宏观调控的目的本是消除因资本过度聚敛给经济体带来的困境，维护包括资本拥有者在内的生存环境，而这个资本拥有者却往往为了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总能让宏观调控失效，这就是老子哲学中揭示的天之道与人之道的矛盾：“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谁能有余以奉不足，唯有道者”（《道德经》七十七章）。
然而彭文生先生是乐观的，这乐观建立在储蓄率下降的判断上。他认为“人口结构变动本身，越来越多老龄化、年龄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总体年龄结构也是会使得我们社会的储蓄率会有所下降，这个也会导致总体的消费率会上升”（《彭文生：中国经济增速还会回升》2012-07-18 网易财经）。“消费率的上升意味着储蓄率将下降，投资率也会相应下降。由于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会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导的强投资冲动仍有制度惯性，所以未来储蓄的下降会快于投资的下降。”（《彭文生：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新城镇化的主要挑战》2012年12月17日 证券市场周刊）
这些理由似乎有理，却经不起数据的检验。央行的货币概览有逐月的货币发行量数据见图11：
图11：货币发行总量
数据告诉我们，自1999年12月始公布逐月数据，到2015年7月，准货币扩张到13.93倍，活期存款扩张到9.08倍、而流通中的现金仅扩张到4.39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彭文生2012年预言储蓄率会下降，到2014年始，活期存款、流通中的现金出现了下降的态势，而与储蓄率密切相关的准货币却持续上升。如果不是笼统地看货币发行总量，而是同时观察三类货币的走势，就能看到逐利资金与社会消费资金间的失衡不但没有缩小，自2013年后反而加速扩大（见图12）：
图12：三类货币的同比
我们已知，消费资金与逐利资金失衡，也即贫富分化和资金流断裂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笼统的说“储蓄率下降”忽略了对资金结构的具体分析，更掩盖了货币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分析。事实上，增速放缓、甚至面临负增长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前者主要对应于当期购买力，后者主要对应于暂存购买力。而对应于逐利资金的准货币（其他存款），仍保持着高速膨胀，也就是导致贫富分化拉大的核心机制毫无收敛，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从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有其内在的形而上学抽象概念加上形式逻辑推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国内主流经济学者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上述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这实际上是寓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自圆其说的必然结果,否则西方经济学期待的“新平衡”就必然失了根基。
五、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开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学理论领域确实存在着很多言必称西方的现象，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正确地借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做好“洋为中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立足国情开展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应该讲我们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结合国情为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做出过宝贵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理论领域由于受思维方式、逻辑框架、文化背景、历史路径依赖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呈现出日益复杂性的新特点，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和推理判断观点需要廓清。因此，撰写此文我们的出发点显然不是上纲上线，而是期望和体制内、体制外，官方及民间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一道，兼听则明，敢于创新，共同为我国经济学理论领域的百家争鸣和理论创新而努力。
也正基于此，我们需要从剖析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理论分析的不足谈起。指出他们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抽象概念和形式逻辑推理片面性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困于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到理论，甚至个别盲目地奉承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地步：
其一，重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原理教条甚于重视实证证据。虽然一些学者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逐步发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但也有一些学者却坦然地认为：“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99%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因此，政府在国情判断、政策选择、改革取向等方面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受理论框架的局限而难以基于对我国现实国情研判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接地气的研究结论。
其二，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专业化，概念术语已经成为主流学者们“独占”的话语体系，他们往往习惯用晦涩的术语讲述物与物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忽视社会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其导出的结论往往倾向于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描述为经济“客观规律”的必然，甚至视经济危机也为经济规律之客观必然。这样也往往容易忽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或多或少包含的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阶级属性，从而忽略了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来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工具。
其三，一般均衡论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框架，哪怕它与现实明显相悖，也要通过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和片面的思维方式，推出一个平衡的自圆其说、难辨是非的说辞来。然而，这套说辞过于武断、脆弱，往往经不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与数据的检验。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本身就打破了其自身理论科学性和完备性的迷信。
从《中国新平衡》一书看，我们也非常认同彭文生先生提出的“供应与需求、公平与效率、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这四对矛盾来作为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中间路线的理论框架。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将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完善。我们相信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已经为我国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但是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还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是辩证逻辑的指导。正如给政治局上课的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一切重大问题剖析下去都是哲学问题”，因为哲学就是认识论。从老子“天之道与人之道”的辩证关系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条根本的认识论就是从事物整体内在的矛盾分析出发,立足社会整体和全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我国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哲学与逻辑基础。
如果我们通过矛盾分析就能发现：除了亚当斯密的交换产生分工之外，必然还有合作产生分工，这里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看清交换产生分工的理论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私有制，而合作产生分工则必然是公有制的理论基础。至于西方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片面性也同样昭然若揭，因为按照逻辑学的观点理性本身就具有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两种形式，而我国的先哲老子早就明确地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七十七章）的关于“道”的两种作用形式。因此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先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再有，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三个假设前提），按照辩证逻辑则说明其同时必然存在着无效市场；当我们了解到哈耶克坚持的“货币长期中性说”则同样不能排斥“货币非中性说”。进一步分析我们还能发现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他们迷信形式逻辑的“排中律”上，他们难以接受“货币中性于非中性”的兼容，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三值逻辑的关于“中”的辩证逻辑概念，而始终在二分法的“排中律”——“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框架内打转！因此也就找不到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后因为逐利的非中性而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前述的货币三分法在其理论框架中则既没有逻辑空间又受利益的驱使而只能弃之不用了。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速，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已经十分迫切。我们看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受形式逻辑“排中律”的思维方式影响，一开始就是假设和“排中”——即排除矛盾，结果最后都无法逃脱矛盾的制约而导致矛盾激化、冲突和危机。而我们的“中道”、“中观”、“致中和”和“三生万物”的辩证思维优势在一开始就承认矛盾，就从矛盾双方的实际分析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驾驭矛盾，寻找主要矛盾交集的中间平衡点，以实现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寻找中国经济新平衡的真正逻辑起点。显然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哲学精髓和唯物辩证法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在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实践中，要以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高度关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各种他们自认为互相矛盾而不兼容的对对子，同时要更加关注随着理性预期、逆向选择等理论的出现，特别是资产普遍证券化后，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地加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信用已经逐渐演变为主观与客观互相交互的变量这样一个重要的客观现象，更加关注这些变量的主观要素背后都必然站着能起操纵作用的利益集团。为此，我们必须发挥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平衡中的核心作用，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监督和分配等方式，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逐渐演变为必须以辩证逻辑为分析基础、形式逻辑为操作方法的理论学说。这个趋势也必将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提供历史性的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看，这还是我们参与全球公共治理和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领域和战略机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