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最开始是实物足值货币，然后再发展为信用货币，但中国经济史上则并非如此。中国一开始就有信用货币，所谓大钱、虚钱，就是信用货币。所以中国就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信用货币调控技术。
■ 程碧波
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上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也不会存在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事实上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是经济理论创新方法的巨大宝库。我们先看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有什么内容，然后再跟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
在最近一次的巴山轮会议上，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说扩张财政政策是改革开放后由西方传到中国经济学界，然后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然而公元前的六七百年，中国的管仲透彻讲清楚扩张财政政策及其原理。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凯恩斯的《通论》中讲了那么多，其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不会超过管仲这句话。但是管仲清楚侈糜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所以反对平国策之外的侈靡。因此管仲又说：“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所以在管仲这里，供给和需求从来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
在西方经济学中，货币最开始是实物足值货币，然后再发展为信用货币，但中国经济史上则并非如此。中国一开始就有信用货币，所谓大钱、虚钱，就是信用货币。所以中国就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信用货币调控技术。管仲通过货币储备调控货币供给，吞吐货币。管仲说：“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库里面，民间的货币会稀缺，万物的价格会下跌。如果这个时候国家把市场上的货物买回来，货币就会投放到民间，货物在国家的国库里面，万物的价格就会膨胀。
国家经济调控中如何确定价格标准？刚才陈老师谈到，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之一是价值观唯一，金本位也好、劳动价值论也好，都是一元化的价值观。管仲就很清楚，价格标准不是唯一的，价格标准是为整个经济系统服务，而不是整个经济系统被钉死在一个价格标准上。货币价值只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激励机制。不同的角度，商品的价值就有不同的标准。十万块钱的大白菜与十万块钱的芯片相比，它们在特定市场条件下的交换价值是相同的，但在此之外的价值就有天壤之别，例如战争条件下，也例如灾荒条件下。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有没有固定的价值尺度，管仲回答说“衡无数”。在管仲看来，只有整个经济系统不变，价格的尺度才不变；如果整个经济系统变了，价格的尺度当然也要变，所以“衡无数”。这也可以解释西方经济学中为什么总要固守一元化的价值观，因为西方经济学总是假设整个经济系统是外生的、不变的经济环境。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货币的价值看得非常清楚。管仲说：“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管仲早已超出了货币数量论和货币内生理论，根据实物交易的流量而不是货币存量来调控货币。管仲统计各行各业每年的剩余货物有多少，根据剩余货物为抵押基础来信贷以张缩货币，同时考虑补贴贫困人家所导致的货币影响，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稳定物价水平。这是大数据统计与经济流量分析结合的先进调控技术。
在流量分析基础上，管仲清晰地解释了通货胀缩的机理。中国当前货币总量巨大，然而物价水平还没有猛烈膨胀，相关部门解释说这说明中国的货币总量事实上并不大。而管仲指出，货币总量过大与经济萧条和信贷偿还危机总是相伴的。“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其基本含义是：市场上货币总量已经过大，但人们仍然缺乏资金、经济萧条，原因何在？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而致使货币被储蓄起来了。如果政府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就只能继续增加投资、扩张货币，以满足经济的暂时需求，然而随着货币继续被储蓄，新的信贷偿还危机又开始出现，又进一步迫使政府扩张货币。在这里也要提一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指出：货币总量的过大，与经济的萧条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今天中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中国今天的投资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而国际上平均的投资率在20%左右。6%—7%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它们的投资率通常在30% 左右。管仲时代对此已经有精辟阐述。桓公问管仲：“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节用，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味增加投资、降低消费。管子说短期之内是可以刺激经济，但是长期之内国家就难以生存。管仲举例说，以前的纪氏之国就不断增加投资，因而五谷丰满，但却把五谷大量出口而流于天下，纪氏本国人民却不能享受到这些财富，最终这个国家就被灭掉了。
很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封闭闭塞的国家，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列国诸侯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进行了关税谈判，关税降低到百分之一的税率。这跟今天的WTO、TPP等谈判没有本质区别。但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的财富更好地被我国使用。所以管仲说：“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管仲在本国是反对生产奢侈品的，但是出口贸易的时候却大量组织人员生产奢侈品出来卖到其它的国家。管仲还举了两个贸易战的例子，这些例子对今天也有极强的借鉴作用。一个例子是：莱国人低价卖出染制品给周国，然后换得大量的周国货币，最终莱国灭亡了。另一个例子是：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秀买给桀，一匹就可以换取粟百钟，伊尹得其粟而控制桀的经济，最终桀灭亡了。这两个例子中，都是出口，但一个是出口国被别人灭亡，一个是出口国灭亡别人。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当出口国出口自己重要物资而只换回货币时，就会被别人灭亡；而出口国出口奢侈品而换得别人重要物资时，就会灭亡别人。
管仲时代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到今天也令人惊叹，其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几乎全方位的社保制度。西方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只管财富增长的数量；规范经济学要评价增长的道德性。而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换言之，只与道德判断有关，是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但在中国传统经济学中，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不可分割。因为若没有社会保障，终端消费就起不来，产品价值无法实现，投资也无法回收，增长就不可持续。社会保障同时也是国家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保障，这也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
管仲虽然大量讲了国家调控理论，但是他也极为重视自由市场，主张两者相互平衡。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管仲在世界上最早明确提出了自由市场。
现在人们都说，亚当·斯密提出分工理论，是经济学创始人，但是最早的分工理论是管仲提出的。管子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就是说，士农工商，是国家的柱石之民。管子所在的齐国就是商业立国。亚当·斯密为什么那么鼓吹分工理论？因为在欧洲之前的历史上没有分工经济，他们是庄园经济。西方历史上是奴隶制，奴隶主的庄园就是小王国。庄园内你生产衣服，我生产铁具，他进行耕作，这完全是奴隶主安排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计划经济，他们无须商品交换。而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欧洲这样的小农经济。中国任何人生产产品出来，要放在集市上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而不可能一个经济主体把自己需要的所有产品全部生产出来。所以中国的分工经济是非常庞大的，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亚当.斯密了解了中国经济分工的思想，他认为对欧洲传统的经济思想要进行革新，所以把分工看的很重。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人说应该翻译为《民富论》，甚至有人指责说中国之所以翻译为《国富论》，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国家而没有民生。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中国经济思想从来是国民并重。管仲深刻认识国富与民富之关系：“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管仲还明确提出国家维护民富的具体措施。《揆度》：“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就是说，人民需要某物品，若此时政府跟着抢购，就会导致物品价格过高，所以此时政府应该抛售此物品。人民不需要某物品，若此时政府跟着抛售，就会导致物品价格过低，所以此时政府应该收购此物品。管仲强调：“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创始人魁奈的著作上，就直接引了中国“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这句话。
我们回头来看西方经济学。刚才很多老师都在问西方经济学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改进？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就一定要了解它的发展史。西方经济学的名字“economics”，其在古希腊文中是“家庭管理”，即“家计学”的意思。它不是中国传统经济理论那样是基于国计的学问，而是基于家计的学问。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历史背景就是庄园经济，庄园就是家庭。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一直是沉寂上千年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后中国的国计理论开始传到欧洲，欧洲才开始产生了Political economics。Political economics在日本被翻译为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悲剧。我们说经济学当然不可能与政治截然分离，但是经济学毕竟有很多技术工具的特征，这些工具性，在哪个政治环境下都可以用，所以亦不可把工具性与政治性捆绑得太过密切。Political economics的本意是“城邦经济学”，即研究城邦经济的学问，亦可称之为“城计学”。城计学是对家计学的突破。城邦经济学的重要特点，是超出了家计学这种只计算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套路，开始分析国民经济里面的经济流量平衡，比如说投资与消费的流量关系、工业和农业的产品流量关系。当时欧洲的数学也发展得很快，马歇尔就想把城计学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但马歇尔的能力不足以把城计学中的流量分析数学化，他只把城计学里面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做出来，这就是今天通行于经济学界的Max范式。这意味着马歇尔把城计学中最核心的宏观精华部分丢掉了，只留下了成本收益最大化的家计部分，因此马歇尔把城计学又搞成了家计学。马歇尔可能也有自知之明，他可能知道自己干的事是家计学部分，所以他不敢称自己的工作是Political economics，而称呼其为Economics。马歇尔的工作，是用数学语言去描述城计学，所以又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什么是新古典？就是用新式的数学语言去重述古典城计学。
新古典经济学中，城计学表述为数学语言，这是巨大的形式上的进步。但城计学中只表述了家计部分，这又是巨大的内容上的退步。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个体自由竞争的微观经济学。这显然不适合欧洲社会化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后来又修修补补，开始研究自由竞争，研究有些个体规模太大而导致的垄断问题，一直到后来凯恩斯搞了《通论》，才勉强看起来有点宏观经济学的样子。但即使是《通论》，其基础仍然是家计学。后来卢卡斯等人完全基于微观的鲁滨逊岛屿，建立起微观的跨期优化模型，然后说既然岛屿上只有鲁滨逊一个人，那这既是一个家，也是一个国家，所以卢卡斯说这也是宏观经济模型。于是经济学界一片沸腾：终于有人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打通了，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为凯恩斯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找到了微观基础。然而这一切显然不过是换个概念而已，其实质离真正的国计学还差得很远。
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会有感受，大家教的经济模型都基本有一个假设，即假设这个模型里国际环境的变量是不变的，但这只能在小国经济下才适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行的。中美经济一变，整个国际环境变量就跟着变，此时西方经济学的模型就没法用了。西方经济学以为宏观经济模型可以直接套用微观经济模型，而这是中国国计学所批评的。
孟克列钦有一句话：“生财之学，于国于家皆同”，他们认为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是一样的。而管仲则不然，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意思是说，以家庭的方法管理乡，这个乡是管理不好的。以管理乡的方法管理国家也是不行的。以管理国家的方法去管理天下，也必然失败。这两句话是东西方经济哲学思想的截然不同。西方经济学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核心就在这两句话上。
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历史要有清晰的了解。通行的说法，是认为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然而这是违背历史的。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奠基者不是亚当·斯密而是魁奈。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才可能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魁奈是斯密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者，但比斯密大30来岁。魁奈是法国皇室御医，也是政治经济学者。斯密到法国逗留过3年，其与魁奈关系密切。
魁奈根据中国循环思想而发展的《经济表》比《国富论》先发表近20年，是一般均衡的前身。在一般均衡框架下产生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范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部经济学概念、现象解释与经济史结合的书籍，并无系统性的科学化理论，更没有严密的计算论证，其与《经济表》不可相提并论。
《经济表》构建了工商业和农业的产品平衡问题。由于魁奈的《经济表》是静态的模型，所以如果工商业资本有利润，则利润要从静止的经济体漏出来，《经济表》就无法平衡。故魁奈推定：工商业的利润一定要为零才能平衡。又因为工商业利润为零，所以工商业是不生产的，只有农业才生产。而工商业利润为零的前提是完全自由竞争，所以魁奈推定：只有在完全自由竞争下，经济体才可能平衡。
魁奈根据《经济表》的计算，得到了经济必须完全自由竞争的结论。而斯密是反对魁奈的自由主义的。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写文章批判魁奈的绝对自由主义。所以，客观结论上来说，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是魁奈，而不是斯密；从计算推理过程来说，是《经济表》的数理计算，而不是斯密“看不见的手”，论证出了自由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在《经济表》的基础上得到了另外一个结论。马克思认为，若资本利润率为零，经济当然可以平衡。但社会的政治力量，即阶级压迫的存在，使得完全自由竞争不可实现，资本必然要获得利润。所以经济体一定要失衡，经济危机一定会出现。
这就是《经济表》基础上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两大体系，两大体系的模型基础是同一的。
克莱尔是魁奈同时代的法国皇室御医。他为学生讲述经济基本原理时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表》的关系：“若将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的诸家思想概而观之，其恒久不变之卓见，无论在欧洲或现存世界，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然而，就是这些稀世的伟人，也不过漠然承认自然秩序的基本法则，并把它教给别人而已……法国已产生了应用这一原则的天才，今后各种社会制度均可用《经济表》这一试金石来进行检验……自古以来，被哥特人或野蛮人的褴褛衣衫隐蔽了自然的核心……我听说英国人给翻译这本著作的人以一千基尼金币的奖赏，并不觉得奇怪。”这里所说“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而魁奈也自称是欧洲的孔子，而且魁奈一本著作的出版地标明为北京。
总的来说，中国古典国计学覆盖了经济平衡理论、通货胀缩交替原理及调控办法、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常平法与市易法、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赋税原理及制度、国际贸易理论、纸币发行制度、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的联系和区别、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国家统计等内容，可分为经济平衡运行、金融、国际贸易、赋税、国家统计等领域，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极强。
经济学一定要有数据可获得性、数据可计算性、数据逻辑对现实经济的模拟性。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经济数据来统计和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必然就受到限制。而大家虽然看到西方经济学有诸多不是，但好歹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的可计算性上有较大的优势，即便其在对现实经济的模拟性上完全偏离现实，但有数据总比没有数据好，有得计算总比没得计算好。这就是当前西方经济学好歹还赖着活下去的原因。
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谈，在对现实经济的模拟性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计学的关键区别在哪里。
由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是家庭模型，所以其国家是小企业，小企业生产产品卖给外部市场即可。企业给工人发工资，给产品购买原材料，然后生产产品出来卖给外部市场。但中国这样的大国体系就不行，因为主体经济都是在本国内循环的。因此中国政府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同样若整个中国是一个企业，其给工人的工资将成为最终消费品购买力来源，而所有产品的价值都依赖于最终消费的实现，产品价值实现之后再要给工人发工资以及采购原材料。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体。中国政府必须要研究终端消费市场的购买力是多了还是少了，如何与生产和分配匹配。中国国计学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西方经济学则不必关注此问题。例如法国、德国本国的市场不足，没有关系，朝世界扩张就行了。当然，这种扩张不是无限的，等你扩张到全球，地球的经济就是一个封闭体了，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终端市场购买力怎么产生，也就必须研究了。没有解决方案，那就是全球性的大经济波动。所以西方经济学是短期的、局部的小国经济理论，而国计学必然要解决大国的乃至全球的经济平衡问题。
由于建模的根本不同，国计学模型和西方经济学模型的表现和结论也就迥异。由于国计学模型是完整的环形作用机制，所以模型里面既有负反馈作用机制，也有正反馈作用机制。例如当资本过分压低劳动报酬，劳动成本降低，市场购买力会下降，产品销售困难，资本利润下跌，反过来继续压低劳动报酬。由此构成经济衰退的正反馈机制。而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不完整的断环作用机制，所以其模型里面是负反馈机制。同样以资本压低劳动报酬为例。当资本压低劳动报酬时，劳动成本降低，但因为市场外生而不受劳动报酬降低的影响，所以产品销售不受影响，因此资本利润提高，经济获得增长动力。而资本利润提高后，对劳动需求增大，提高劳动报酬，经济恢复平衡。
以上两个模型，同样的数据输入，得到截然相反的数据输出，核心就在于一个是整环机制，所以正负反馈交织；而另一个是断环机制，断掉的那一环被不变的外部市场替代，所以只有负反馈。在负反馈下，随机因素会很快被消除，结果会收敛到确定的值，因此就产生的理性预期。所谓理性预期，与人们自私与否没有关系，理性预期是指根据理论准确地预测到未来的经济数值。但是在正反馈下，随机因素不但不会被消除，反而会被放大，最终形成整个系统的震荡，此时理性预期不可能存在。没有了理性预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基础。
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失衡归因于人们的心理因素，结果把经济学生生搞成心理学。我们必须回到对经济的物理模拟，基于国计建立并行的串联大规模生产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将生产、产业链、消费、货币、金融、市场融为一体，是完整的经济过程。这个经济模型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模型，更具体地说，是宏观定量、中观定性、微观定量的经济模型。宏观定量，是宏观上的流量匹配计算；中观定性，是中观产业层面的技术变革等因素只可定性分析，经济学者不应该越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位置去判定未来的技术，而只可跟踪这些技术；微观定量，是给定个体的经济参数，计算个体的最优选择。根据这些原则，此模型就构成了一个可计算可推演的复杂系统。此复杂系统中，可计算的部分，按照公式来计算即可，计算出来的数值，就成为复杂系统中的极限边界。不可计算的部分，则要像下围棋那样，设计成可以推演的机制，人们推演这些内容，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一定会发生，而是学会在假如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应对后会有哪些后果。正如学习围棋一样，围棋的众多内容是不可穷尽计算的，但通过推演棋谱，能够将定性的内容可学习化、可重复化、可标准化。从经济哲学上讲，整环的循环守恒、可计算的极限边界，投资与消费、实物与货币、实体与金融、定量与定性的相对对称，是我们要把握复杂系统的要点。这应该是经济理论创新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