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怀瑜 评论员
“魏则西事件”引发网民对医疗服务和医疗信息商业推广的广泛关注。５月９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提出要求百度做出严格审核商业推广服务、明示推广内容和风险、排名机制调整等多项整改要求。百度搜索公司总裁向海龙表示，百度坚决拥护调查组的整改要求，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绝不打一丝折扣。（５月９日新华社）
“魏则西事件”，触发了全社会对网络搜索引擎、商业广告、企业经营管理及行政监管等全方位的讨论与反思，这当然是从“坏事变好事”的正确发展方向。不过，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魏则西事件”、百度搜索、“莆田系”等个案，还要从更深远的角度，深思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的道德思想结晶——“义利观”，方能从深层次之精神价值的基石上，让我们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能够得以更和谐地调整与优化。
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观中，“义利观”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古人说，义者，“事之所宜也”；利者，“人之用曰利”——前者是指至高无上的道德律，后者多指世俗物质利益。而如何处理和看待二者关系，便形成了中华传统道德中的“义利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说：不义之利“不苟得”。很显然，重义，乃以道德为上，这是儒家思想的首要追求。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家们，已完全弃利若敝履了呢？其实，并非如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荀子也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也”。由此可见，他们并不否认利的客观存在性，及其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性，这是儒家对“义与利”朴素辩证关系的一种客观认知。在此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主张“先义后利”“以利制义”——这正是宋儒朱熹所强调的“必以仁义为先，而不是以功利为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其能对商业社会关系予以更好地中和与调整。像百度等在网络时代发展起来的超体量大公司，显然，“逐利性”是其固有的特点，这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特征。但作为同样建基于社会契约、市场诚信、法治市场基础之上的商业公司，如果其眼中只有对金钱无所不在的追逐，却忘记了企业文化、社会效益与公益形象，那么，其只会走入逐利忘义的“单行道”，像“魏则西事件”之类危害消费者与社会的现象，就有可能发生；这也同样会砸了企业自己的“脚后跟”，最终令其寸步难行。
首先，可趋利，但不可唯利而向。沿着利之所向的一条道走下去，显然并没有真正的前途与未来，要让双脚同时伸出，一获利、一取义，正确处理好“义利观”，是市场经济下，每个经济体都应深思与追求的目标。首先，逐利并不可怕，反而应提倡。但是，决不能将利放在了唯一或最重要的位置。要见利时须思义，做到“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予我也不受，这正是古人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其次，放宽眼界，“先义后利”，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获得多。如果一家企业、个人或集体，能有“先义后利”的思想，事实上，其往往可以做到“义然后取”——因为，“利不克义”，利与义并非天然地矛盾着；相反，当义置于头顶，如许多大企业将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或将社会慈善事业作为其发展的重要部分，反而赢得社会的良好声誉，最终促进其更好更长久地发展。
再者，公利天下，而后才更能利己。无论个人，或是社会机构，欲做成“百年老店”，若无对“义与利”的正确看待，特别是没有“义利天下”的思想，其或会有一时之兴，但走向一世之盛，则难上加难。因此，我们的企业道德文化中，还有要“公利大于私利”的至上境界。
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荀子也说：“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这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显然对当下市场经济中，人们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体与社会、利益团体与国家公利的关系，有着极好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因此，愿百度们在推动自身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将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当代市场规律、法治思想、文明进步等核心价值有机融合，谨记“利厚或一时，义高可一世”之训，方能经营不倒、价值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