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我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谈几个观点。
先说一个指标。我们计算过一个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也叫巴拉萨指数。它的含义是你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你的出口份额作为分子，世界的同一个份额作分母。从2003年—2013年下降了36%，因为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下降导致经济不能继续增长，而不是因为世界经济降下来了，不是同步的降，我们降得更快。我们比较优势下降，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在单位劳动成本上。最近日本媒体和学者做了一个结果，我们两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已经逆转了，所以用美元计算，1995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2013年中国就超了日本，2014年继续超。这个说法有一个错的地方，两个对的地方。
先说错的地方。我们判断中国还没有超过日本，2013年没有更新的数据。但是到2013年，它说我们超过了。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29.7%，是韩国的36.7%，是美国的38.7%，是2011年日本的39.5%。后来汇率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汇率发生变化趋势又返回来，我们判断目前还没有超过。
对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决定企业、产业和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优势不仅仅看劳动力成本，还要看你的劳动力生产率，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分母，劳动力成本是分子。用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是更合理的，比按工资还合理。
第二个对的：地方中国单位劳动成本提高非常之快，远远快于比较发达经济体和大的制造国。这些国家单位劳动率成本基本上是有波动的，但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是单调的提高，因此说超过它们也是指日可待的，这是对的地方，应该值得警惕。
解决办法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方面采取措施，分子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分母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有这么几条建议，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绝对数上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那么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也开始负增长了，这个趋势一直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让它转移。去年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几乎是零了，也很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还有很多非工资的成本。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因为我们搞劳动的，知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保护最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最后一个劳动生产率。分母是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它是保证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慢一些，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终极源泉，归根结底还是要上升。但是我们想赢得时间，因此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这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下人口分析，2011—2020年期间，我们新成长劳动力，每年是以1%的速度递减，而新成长劳动力就是所有各级毕业生加起来，因此这部分人口的递减，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是缓慢的，缓慢到什么程度？这就看新成长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总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我们发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实际上变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用的人力资本是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手段，提高资本劳动比，企业都会干，政府也会干，但是这种办法是有限的，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会导致报酬递减，不可能长期使用。日本在失去的10年和20年，它的劳动生产率的确还在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也就是说在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中，94%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那么还有21%的贡献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改善，加起来都超过百分之百了，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以15%的速度下降的，因此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日本失去的10年，20年，30年。
第三个手段，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我们最快的速度就是部门重新配置劳动力，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去年农业转移劳动力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后可能更难。那么接下来是在产业内，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要创造性的破坏，要消除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