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继伟 财政部部长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1980年—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比较高。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来自于要素数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近来情况有些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率在停滞，看到有一些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从）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0%、66%，167%，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实际人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0年，不然的话，它的人口在减少等一系列问题矛盾会更突出。我们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在停滞。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显著地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推动工资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一点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立足于标准工时制的，实际上外向型的代工制的是灵活用工，不可能签订长期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能力极早地退出。我们早晚是工资上涨最后要退出，但是退得太早了。
企业有一个成本问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先让你回家，有订单了再招回来给你一个临时合同，那不行做不到了。
第三，法律强化了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特护性保护，再一个对于寻求更换工作的劳动者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构成了实质性的歧视，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损害很大。
第四点，再一个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员工，为什么缺呢？企业不愿意培训，因为职工可以不说任何意愿和原因（而）提前通知企业，就可以走人——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让他走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所以技能工人难招。工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进行技能培训，往往倾向于将操作经验积累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因此）无法满足技术公信的要求。所以逼得以后出来一个劳动派遣工的制度，这个制度更不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合同法在企业内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我认为是对的。在一个劳资双方比较平衡的制度下，个体劳工是弱势的，所以应该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劳动合同法还规定推行区域级谈判和行业级谈判，这个幸亏没有执行，要是执行的话我们将陷入南欧诸国那个悲惨境地。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的条款原则保留，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体现双方面的平衡，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推行太慢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人无常心他就不愿追求技术，早晚要走掉，企业不愿意培训人，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法律的基础要及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