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锦
（一）“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 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从字面理解，指侧重于“供给”。“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消费侧，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需求共同发力。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正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淡化。“供给侧”涉及供给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思想体系。
“供给侧”，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国家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中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更为大胆，从而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怎样搞“供给侧改革”？找到最基本的脉络，我们就会恍然大悟：
新供给的主体是谁？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
新供给的形态？生产，是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搞好企业，增加新型供给。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资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
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好的，放权、减税、让利、引资——我们要做的事，用8个字可以概括。
“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哪里？“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供需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内在动力在哪里？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这是中国企业对“供给侧改革”的回答。
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选择，也是中国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轰轰烈烈而又步履艰难的国企改革找到了外延，也找到了内涵，对准了目标。从目标看，“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具有同一性，从内容看，“国企改革”重点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而“供给侧改革”重点解决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他们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
（二）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贯穿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前两个月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便是一场制度性变革，为“供给侧”的改革做了充分的准备与动员。
如果细读9月13日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国企改革搞了好多年，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建议也是五花八门。到底怎么办？《指导意见》，最终还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 理解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才能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国企改革。从国有企业角度来说，尽管《指导意见》要斩断国企与政府之间的“脐带”，对于部分国企来说存在一定挑战，但《指导意见》对于国有企业推进按照市场原则实施产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人员实施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束缚等改革措施，将使国有企业整体上迎来巨大发展机遇。从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国家治理角度看，《指导意见》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思维。这势必增强现有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显然，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国企改革破解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重新焕发中华民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细读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建议》突出“创新”的作用，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源，整篇《建议》体现的都是怎么从“供给侧”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
（三）供给学是一种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的理论
“供给侧”这一理念来自于中国的“新供给”，“新供给”是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一套理论话语。
在实践上，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它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措施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三个一批”。
长期以来，经济增速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一直为针对当前经济增速下降、诸多行业面临周期性衰退等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的确立，该从速见成效的需求侧入手，还是立足长远倚重供给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而犹豫，而徬徨。
现在要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还是基于当前客观现实，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做出的一种时代选择。频繁出现的“代购潮”、“海淘热”、“疯抢潮”早就说明，随着人们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供给经常满足不了人们需求。连买个指甲刀都要让人从德国带回来，连购个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疯抢，国外货如此走俏，跨境电商生意红火，这都在说明，是到时候以新的供给来释放新的需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了。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深层次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供给学派则强调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政府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必须让企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在调整生产力诸要素的基础之上，让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供给学派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给社会发展的主人——企业，给予史无前例的重视。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交给企业，交给中国工人阶段。这是我们感谢供给学派的地方。
（四）“供给侧改革”与国企市场化的历史借鉴
中国“供给侧改革”是在人类发展重要阶段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当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的正确决断。从世界范围看，我们面临的经济局面，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英经济停滞危机上台时面对的局面，非常相似。
在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探寻美英在80年代重振的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不无启发。
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企改革增强活力，成为供给学派的道路选择。
先说美国。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1981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2）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3）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再说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企业部门暮霭沉沉，创新精神明显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和滞胀，被世界经济界称为“英国病”。通过1979年推行的“民营化”，掀起了西方政府管理国企的一场革命。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成功地在英国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首先是撤回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撒切尔夫人上台有句名言：“价格我不管，让市场管。工资我也不管，让劳资双方去谈判”。英国接连推出国企改革几大动作：（1）交易出售。（2）中长期特许经营。（3）股票上市。（4）附加措施。包括特别股、立账、暴利税等。其中特别股又称黄金股，即ZF在一部分私有化企业中保留或持有的特殊股，以保持对关键行业私有化企业的控制权，防止恶意收购或兼并国有企业。
据统计，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20世纪70年代，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而在1980～1988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2%，
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当然，美英有些国企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恶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如一些行业私有化改革后出现的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近年间，他们不得不重走重组合并的路。
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这些，正是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面临的任务。
中国与滞胀期间的美国不同在于，情况更为复杂，属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因此，不仅要消化前期刺激出现的“后凯恩斯症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同时要提防增速换挡期间过快下滑。
（五）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的高度吻合
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改革来看，竟然那么吻合。
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可以看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显然，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探讨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恰恰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四个层次，是是国企改革中三个一批的任务。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这正是企业创新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创新一批”相对应。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这正是企业发展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发展一批”相对应。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这正是企业兼并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重组一批”相对应。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这正是企业清理退出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对应。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三个一批”，实际上是“四个一批”，因为创新发展一批，包含了创新与发展两个层次。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运行趋势向下阶段，就是因为中国目前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创新发展一批，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业产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在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放松政府管制与干预，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但是，这并非仅仅靠改变某些经济政策就能实现，而是全面地改革，改变政府部门抓住权力不放的行为习惯，改变国企本身安于现状、不思改革、总是等着上面催逼的状态，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诚信，遵守法治，公平竞争，勇于创新。
（六）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
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开始”？消化过剩产能。
是否消化过剩产能？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曾经有两种相反的结论：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令需求扩张去迎合现有产能；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通过价格、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来清理过剩产能，因为“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现在去产能主要有四大路径:1、从解决僵尸企业入手，加快清理退出；2、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3、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4、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核心就是企业可盈利。这应该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致力达到，或者衡量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2000年到2013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差不多24%，但今年1—10月份下降到2%，下降幅度太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习近平在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论述是一个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目前，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减产能方面应该切实加大力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产业过剩很严重。PPI已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这五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70%到80%。
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是严重过剩行业在减产能方面要有实际性的操作。但因为这些重化工业行业里面主要还是国有企业，除了涉及减产能和稳增长之间一定程度的矛盾，还有人的问题和债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样仅仅靠地方、企业、市场恐怕很难解决，还是需要国家出面采取一些措施。推动企业减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来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
清理退出一批，不能简单重复90年代的下岗故事。很多决策者对去产能闻之色变，认为去产能就是“破”，意味着砸机器、倒牛奶、社会动荡。不应该简单地用以下岗分流方式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去产能也可能是“立”，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有效缓解去产能的阵痛，同时重塑企业活力。如何进一步细化生产力要素，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是我们着力点。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困境，政府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寻求新突破：
一是推动大巨头整合重组，可以从央企整合开始。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行业寡头的整合和超级巨头的诞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
二是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监管机构放权，减少行政审批。
三是发挥投资经营公司对僵尸企业的整合和监管职能。
四是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从企业并购到形成新的盈利点之前，可以由政府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
五是细化生产力要素，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
（七）国企“三架发动机”是“供给侧改革”强大动力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何在？在于企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宏观调控，培育企业这一供给主体。最终决定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强弱。
企业如何提高生产能力，供给侧管理的手段，可以从三方面努力，做好了，就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架发动机。国企“三架发动机”是“供给侧改革”强大动力：
第一架发动机:是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府与国企实施市场化改革。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如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工作，如何做到国资监管部门以“管资本、管股权”为主，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如何破除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斩断行政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输送营养的“脐带”，如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如何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是国有体制改革的根深目的。
第二架发动机:是在产业因素方面，调整供给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而结构是和总量相对应的，所谓结构，是指比例，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供给”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经济结构性改革”是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为这一改革划出四大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从本质上说，调结构不属于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这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三架发动机，是在产品上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供给质量，让中国的供给能力能适应领先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将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不能从供给侧去激活新需求，很多人还是会到德国去背回一个烧饭锅具，还是会跑到国外商店里买下一个价值不菲的包包。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又怎么可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经济结构又怎么可能得到优化重组呢？
中国转型升级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生产”。创新需要研发投入。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2.01%，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精致生产”就是把活做细，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工匠精神”。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摊子已经铺开了，但整个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低，这在中国的潜力很大。
在这三架发动机中，国企改革是起决定性的动力。制度供给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国企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轴。重点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国企改革”，与解决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将相伴而行，共同促进，并行不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