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过去需求侧改革而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思路。
有经济学家指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唯一药方。
行动
国务院三箭连发力促产业升级
供给侧改革大幕拉开
■梁敏 李苑 报道
“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幕拉开，政策接连落地。
继上周国常会部署加快消费升级的政策后，近日召开的国常会再次部署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会议确定，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
为此，国务院出台了三个方面措施：一是，发布工业企业技改升级指导目录，编制年度重点技改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引导社会资金等要素投向；二是，简化前期手续，推动并联审批，加快项目落地。第三个是财税金融支持措施，这是一个“组合大礼包”。具体内容包括，创新中央财政技改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地方财政加大对技改升级的支持；完善金融服务，健全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激励机制，鼓励银行开展贷款重组，加大技改升级信贷投放，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鼓励采用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等融资聚智，突破技改升级难题。
“这对相关行业来说是积极利好。现在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面临着比较大的经营压力，政策的出台将给这些企业未来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学智认为，过去那些靠低端附加值以及能源消耗的企业会加速退出市场，特别是一些“僵尸行业”，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先进技术，过去靠一些政策扶持和银行贷款存活的企业在新的条件下很难获得政策支持，从而退出市场，最终有助于整个行业恢复活力。
在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看来，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部分。
章俊分析称，“加快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短期内看可以在需求端拉动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长期内看更多的是供给端的拉动，通过产业升级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产出下降而出现问题。”
这两个月，“供给侧改革”已成政策高频词。中央高层在谈及中国经济时多次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改革，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曾作出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如此看来，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使“中国制造”强筋健骨、提质增效，形成竞争新优势，无疑是改善供给和扩大需求的重要举措。
其实，国务院早已从多个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上周召开的国常会就部署从供给侧的创新来实现居民消费的升级。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后续还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等两大重磅文件。
意义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肖玮 南淄博 报道
国家高层领导人9天内3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足以说明这是眼下中国经济的一剂对症良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此外，中国不仅要发挥自身自贸区及吸引外资的优势，还应当搭乘亚太这艘经济“巨轮”，与区域内经济伙伴在RCEP、“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
习近平APEC会议再提供给侧改革
近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再度强调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整个亚太也应当推进改革创新。他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本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也表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也是中央首度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就在整整一星期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成为了供给侧改革的倡导者。17日，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与此前不同的是，李克强在提法上将供给侧和需求侧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供给、需求“两手抓”的论调一时风头无两。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看来，高层领导人9天内3提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在外需不足、内需潜力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将从原本的重需求逐步转变为供给需求共同发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中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如供给体系总体呈外向型、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等，其中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更早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王军表示，刺激需求侧主要着眼于短期，但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着力点发生偏移是必然结果。他还特别强调，其实中国一直在进行的体制改革等都属于供给侧改革，此次是对此类型改革进行的一次总结和归纳，并形成统一提法。
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说法，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想在世界经济大潮中站稳脚跟的中国经济。习近平在此次APEC会议上也表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和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也经历着改革的阵痛，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
而在业内看来，刚刚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中国经济既需要磨练自身本领，也需要吸纳外来经验。习近平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效益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要把发展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而在对外开放领域，习近平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他特别提到，中国将继续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大量吸引外资并不意味着国内投资已经疲累不堪，需要依赖外部刺激。“很多国内企业并不缺钱，缺的是大批好的投资项目，许多企业正在做的‘走出去’就是很好的例证。”白明表示。
他还认为，就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而言，吸引外资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的考量。“外资进入中国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需要国外企业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作为参考，另外，外资入华还能带来国际先进的产业链，这对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是一项利好。”白明说道。
亚太“巨轮”同舟共济
但中国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习近平就表示，“面对世界经济中的激流险滩，亚太这艘巨轮必须校准航向、把好舵盘，亚太各经济体必须勇于担当、同舟共济”。他还特别强调要推进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
实际上，中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之间存在许多互联互通的“纽带”。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已接近完成，中澳、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有望于年内生效。但白明认为，尽管我国已经签署14个自贸协定，但许多自贸协定含金量不足，未来的主流趋势应当是升级已签的自贸协定，以高规格高标准要求新签的自贸协定。
此外，目前“一带一路”已得到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势头已起，效应初显。而预计将于年底前正式成立的亚投行也即将“开门迎客”，为区域内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批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白明表示，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从紧迫性上，中国都应加紧与亚太的合作关系。“美国的TPP实际上已经拉拢了半数的APEC成员国，中国就算是出于化解压力的考量，也必须加紧如亚太自贸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设。”但他也表示，加强亚太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其实对区域内的国家都有好处，就以亚太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为例，中国希望打开更广阔的对外开放空间，美国同样也觊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
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出5+4+3行动方案
■ 陈勇敢 报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8日在财经年会论坛上表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对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杨伟民称，应该从改革要求、时代背景及改革内容等方面认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尤为关键，目前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问题。
国内国际两维度要求供给侧改革
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问题，《建议》当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作为《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而之所以推动供给侧改革，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杨伟民介绍称，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可以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这使得我国建立起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然而，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去债务化，靠债务支撑的世界市场缩窄，我国的产能一部分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不仅如此，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低成本这样一些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个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
因此，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我们的增长、贸易及投资等发展机遇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国内。杨伟民表示，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的经济仍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供给侧的重要性凸显。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杨伟民表示，基于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第11次会议上提出了5+4+3的行动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从过去的我们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体政策可以逐步的往里头添，但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而“3”是三大原则。杨伟民介绍称，这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第一个原则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大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个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是生产力能不能解放好、发展好，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第三个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一个是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业家的精神。第二个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第三个是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当前供给状况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杨伟民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对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杨伟民称，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杨伟民亦表示，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