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大力
古人感叹“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满心都是伤感与无奈。我品味这句话时，则又叠加上了愧疚与忏悔。
1983年，我父亲英年早逝。正在上初三的我六神无主，痛苦万分，但还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对于生活压力与世态炎凉，我也只是略有感觉，远没有妈妈和姐姐们那种深刻的体会。
然而，2005年失去妈妈时，我却掉进了痛苦的深渊，多年难以自拔。
那年春节过后，妈妈经常说身子没劲儿。我却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认为是她没有休息好的结果，就劝她少操心，多休息。等到我爱人发现妈妈明显消瘦了时，我们才慌了神，赶快带着她去医院检查。
遵照大夫的建议，我们给妈妈查了血，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脑电图和食管镜检查。结果，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现。大夫就开了些妈妈平时吃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药，嘱咐妈妈保持心情愉快，适量运动，注意多休息，并叮嘱过一段如果不见好就再来检查。
我放心地穿梭于郑州和广州之间，全身心地争取广本4S店。
冬春之交，妈妈受了凉，并伴随发烧。去看大夫，确诊为普通感冒。可是，吃了几天药也不见好。更糟糕的是，一天凌晨，妈妈居然感到了呼吸困难。
等我们把妈妈送到医院时，她竟然不能说话了，我们也接到了急诊科下达的《病危通知书》。
我的好兄弟兆云不仅第一时间赶到了急诊科，而且立即联系省医的心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高血压科和普外科大夫进行会诊，抢救。
六点多时，妈妈终于苏醒了，说：“娃儿，我饿了。”我和二姐、弟弟拉着妈妈的手，抱着妈妈的肩膀，哭了起来。
下午，疲惫不堪的兆云面带愁容地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阿姨虽然现在病情稳定了，但情况可能不妙。在她体内发现了腹水。已经送到检验科化验。”
我不懂医学知识。但是，从兆云忧心忡忡的脸色和“腹水”字眼来判断，我确信妈妈得了大病。我的好心情保持了不到10个小时，内心好不容易闪现的希望之光也被浓浓的愁云遮着了。
回到病房，我假装轻松与高兴，跟妈妈、二姐和弟弟谈笑风生。大姐和妹妹下午赶到时，我也告诉她们：“咱妈没事。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三天后，检验结果出来了：小细胞肺癌。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看不清化验单上的内容，听不清兆云的劝慰。我感到一股冷风直透脊背。
我相信兆云，但不愿相信医院的结论。我脑海里只回旋着五个字：转院！再检查！
兆云同意我的意见，但建议我不要着急，以免引起妈妈的怀疑和不安。他还建议，让我们的好兄弟安军先拿着检验结果去301医院找专家看看，然后再决定咋办。
然而，安军带回来的结论让我痛彻心扉：301的专家说，化验结果能够确诊为小细胞肺癌，不需要再检查。
我只好和兆云一起跟大夫们商量治疗方案。
化疗之后，第一个疗程就结束了。根据大夫的意见，我们接妈妈回家休养。
妈妈的状态好了许多。加上儿女们都在身边，小孙女活泼可爱，笑容又回到了妈妈的脸上。
可是，妈妈又消瘦了许多，还经常感到困倦，无力。我们用虫草、老母鸡、香菇液、西洋参等给她食疗，但她老人家已没有了往日的好胃口。
我开始怀疑治疗效果，经常上网查有关小细胞肺癌及其他癌症的治疗方案、保健知识、病人及其家属的有效做法、正反意见等，尤其关心大夫在其家人患癌后的做法。我发现，对化疗、放疗持反对意见者居多，大夫也一般不用这些方法治疗他们家人的癌症。我还发现，有些人在得知患癌后干脆不治了，要么顺其自然，照常生活，要么到处旅游，放松心情，后来有的居然也好了。
我感到茫然。我相信医学科学，但哪种方案是科学的呢？毫无疑问，哪种方案能治好妈妈的病，哪种方案就是科学的。但问题是，哪种方案能治好妈妈的病呢？
我纠结于继续化疗还是停止化疗，纠结于让妈妈生活快乐些（哪怕活的短一点）还是活的长一些（可能很痛苦），纠结于自己做主还是跟兄弟姐妹商量，权衡治与不治时别人的看法。
我想带着妈妈去旅游！让妈妈快乐地活着！
可是，跟兄弟姐妹和朋友、大夫沟通后，我选择了继续给妈妈化疗。
妈妈的第二个疗程开始后，我开始吃素，到黄河和铜山湖放生了几只甲鱼，对着观音菩萨许了愿。
然而，放生和求佛的效果没有立即显现。出院后的妈妈更加消瘦了，两眼无神了，彻底地孱弱了。按姐姐们的说法，妈妈的魂儿跑了，出相了。
我也丢了魂儿。虽然仍在争取广本4S店，但已经失去了心劲。
我的兄弟姐妹天天守着妈妈，给她说话，陪她散步，给她捶背、洗脚、剪指甲，熬中药给她喝。她们还让孩子过来看妈妈，逗妈妈开心。
这期间，我们给妈妈照了好多相，有妈妈的单照，也有跟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们的合影，有在外面照的，也有在我家照的。这些照片至今被我们兄弟姐妹珍藏着。他们几家都把照片挂在了各自的客厅和走廊，说是啥时候想妈妈了都能看到。我没有这个勇气，到现在都把妈妈的照片放在床头柜里。我也不愿在他们家看到瘦削的妈妈……
这让妈妈意识到了什么。她老人家反复嘱咐我：“娃儿啊，要是我的病治不好了，可千万不能在城里把我烧了！你一定得把我送回家，全着身子跟您伯埋到一起。”
我每次都打断妈妈的话，劝她别多想：“兆云说你的病很快都好了。”
然而，第三个疗程过后，妈妈就已经几乎不能起床了。我的姐姐、妹妹和弟弟整天陪伴在妈妈身边。我和爱人虽然每天都去医院给妈妈说说话，但晚上从来都没有在医院陪伴过她老人家。我多次想给妈妈梳梳头，剪剪指甲，擦擦身子，像我小时候妈妈伺候我一样，可是，我终究什么也没做。
秋冬之交的某个下午，我正在公司开会，研究部署迎接广本到公司考察的事宜，妹妹却打来了电话。她非常不安，哭着说：“哥，大夫说咱妈不行了，让咱办理出院手续。”
我的头“嗡”地一声，一时竟不知道该给妹妹说啥。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姐姐和妹妹竟然已经办完了出院手续。
我要找大夫理论。孱弱的妈妈说话了：“娃儿呀！别找人家了。谁都不怨，我知道我的病。我知道我不死你就不会让我出院，所以，我让您姐她们先办的出院手续。咱回家吧！我想回小康村了！”
我知道妈妈的心事，就说：“妈，你放心住院吧！无论到哪一步，兆云都能安排救护车把你送回家。妈，相信我，啊！”
“回去吧！我想家了！回去了我放心！”
我的心真地碎了！碎得一塌糊涂，碎得无法收拾，碎得六神无主，碎得血直往嗓子眼喷涌……
我向兆云求救。兆云也没有其他办法。他很快安排好了救护车，路上陪护的护士，几瓶氧气，几大卷纸，还有妈妈的一个礼拜的用药，足够的杜冷丁及注射用的针、棉球、酒精、碘伏，等等。
他让人抬来了担架，用无可奈何地忧伤地眼神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回到了家里，我爱人和女儿都在紧张而伤心地候着。
我和弟弟抬着担架上的妈妈先到了她老人家住了几年的房间，看了看她的床，衣柜，吊灯，还有她亲自挑选的装饰画。那一刻，我看到了盈在妈妈眼里的浑浊的泪水。
之后，我们把妈妈抬到了客厅里。我们围绕在她老人家身边。妈妈用干瘪的手艰难地抚摸着我女儿的小手，有气无力地说：“娃儿啊！奶奶要走了，回老家了，以后再也没法领着你玩了！”我们都泣不成声。妈妈也终于哭出声来……
天黑时分，妈妈催促我们：“走吧！天不早了，该回家了。”
我的女儿可能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哭着说：“奶奶，你不要走！这儿就是咱家！”
妈妈痛苦得喘不出气来……但她还是认定要赶快回老家。她老人家留给孙女的最后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娃儿啊！要听听爸爸妈妈的话，别想奶奶！啊！”
我们赶到老家时，已经是农村的深夜。狗“汪汪”地叫着，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鸡子也惊慌失措，扑扑愣愣地冲出了鸡笼。
叔叔、哥哥下午已经得到了消息，为我们收拾好了屋子。村里的乡亲们在哥哥家的院子里安静地等着我们。我们到时，抽泣声夹杂着“婶儿啊”“娘啊”“嫂子啊”“王妞啊”等等的问候，弥漫在黑不见底的夜里。
等安顿好了妈妈，我才想起兆云和一同回来的护士、司机，张罗着婶子们给他们做晚饭。可是，兆云坚持说不饿。他到妈妈床头给妈妈听了听心脏，号了号脉，说了一箩筐安慰妈妈的话，乘机教我咋给妈妈打杜冷丁。我送他们走时，他反复安慰我，还不忘交待我照顾妈妈时的注意事项。（这种恩情，我终身不忘！）
当夜，妈妈时而昏迷，时而恐惧，时而呓语，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妈呀！走不了啊！孩儿们不让走啊！”我们兄弟姐妹守候在妈妈身边，边抽泣，边安慰妈妈，呼唤妈妈……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发现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乡亲。他们都不说话，都安静地坐着。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阳出来后，妈妈的状况好了许多。我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使足了劲说：“快！快请人家进来！多冷的天啊！”
乡亲们进屋后，妈妈让我们把她扶了起来，靠着床头的被子一一地给来人打招呼，逐一问候人家的家人。乡亲们也一个一个地过来坐在妈妈床边，说些怀旧的话，安慰的话。妈妈的心情好了许多，精神也好了许多，似乎也很开心，很满足。
后来，老家和郑州的朋友知道了妈妈的情况，纷纷到小康村看望妈妈。妈妈对人说“感谢！”并宽慰地对我说：“娃儿啊！你有这么多好朋友，妈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回老家二十多天后的一天夜里，妈妈无缘无故地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且一直沉睡不醒，不说话，也不吃饭。
2005年11月7日上午11:20，妈妈终于睁开了眼。她老人家安详地环顾了一下守护在身边的儿女们，才放心地合上了双眼……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六，立冬。书上说：“立冬之日，水始冰，地始冻。”
妈妈走了近十年，我却始终走不出良心的谴责，心如冰渍。无奈与愧疚、悲伤与忏悔联合起来轮番折磨我，让我深刻体味“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
我反反复复地想：如果不是争取广本4S店这个卑鄙的工作纠缠着我，我可能就会带着妈妈去北京、去上海抑或去国外做检查，妈妈的病就可能早早地被发现，早早地得到最佳地治疗，而不是被我耽误了；如果在省人民医院确诊后，我亲自带着妈妈去看大夫，而不是拿着诊断结果去找专家，301医院可能就会确诊妈妈没有患上癌症，而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妈妈的病可能就被治好了；第一期化疗后，如果我不去顾忌别人的闲话，不去跟兄弟姐妹商量，而是坚持己见，不再让妈妈化疗，改为带着她老人家去旅游，也许妈妈会活得更长久更快乐；如果我给她老人家梳梳头、剪剪指甲、洗洗脚，她老人家就能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儿子带来的幸福与温暖；如果我坚持让妈妈在医院住到最后，或者让妈妈在郑州的家平静地走，她老人家就不会遭受从出院到合上双眼这一段时间地折磨与煎熬；如果……
然而，我都做反了，做错了，再也没有“如果”的机会了……
再过几天就是妈妈的十周年忌日了。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让妈妈高兴，才能让妈妈宽恕我的不孝。我只能告诉妈妈：妈妈，您走后这十年，大姐的孩子们都很争气，她也做了奶奶和外婆，生活很幸福；二姐的儿女们从事着体面而受人尊敬的工作，且成绩斐然，二姐今年也做了外婆，生活幸福且满足；妹妹和妹夫恩爱和睦，也搬到郑州来住了，一双儿女各有体面的工作，过得顺心如意；弟弟和弟媳干着体面而安稳的工作，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您最牵挂的孙子也茁壮成长；我们一家，恩爱和睦，添人添福，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着，日子过的轻松、惬意而幸福；我们姊妹几个遵照您的嘱咐，经常聚会，互帮互助，无论谁家有事都集体商量，和美得连我们自己都引以自豪。
我还想告诉妈妈，儿子逐步认识到：人生注定是一条射线。沉湎于过去的愧悔与悲伤，既非孝心地体现，亦非智慧地选择，不过是软弱与愚蠢的标志。勇敢地坚定地向前看，向前走，快乐地工作与生活，幸福地创造与奉献，才是对您二老的最好报答和告慰。您说对吗？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