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凤发
“三湘四水”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媒体还是人们在日常交流中都爱用“三湘四水”来代指湖南。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最顽强的对抗发生在湖南、标志抗日战争结束的“芷江受降”在湖南，因此湖南抗战是一部悲壮而又伟大史诗。
自“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大举侵华。1937年，上海、南京、太原相继陷落，1938年武汉陷落。然而，在湖南战场，侵略者遭遇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前进的步伐被滞阻。1939年9月，长沙会战开始，日军动用兵力10万，却遭到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顽强抵抗，损兵2万，长沙依旧在我军手中。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虽然长沙一度失守，但10月1日， 国民革命军第六战区在正面战场上主动发起1941年以来惟一一次主动进攻作战，歼灭日军7000人。是役日军伤亡2万。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至次年1月6日结束，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取得大捷，共毙伤日军5万多人。成为“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1943年11月2日——12月，常德会战， 在日军30000优势兵力进攻下，国民革命军第57师官兵9000余人孤军誓死抵抗长达16天。最终国民革命军收复常德等阵地，毙伤日军2万人。长衡会战，国民革命军在衡阳进行了长达48天的抵抗。1945年4月——6月，湘西会战 ，国民革命军在战役中对日军进行了包围，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毙伤日军10000多人。最终在国民革命军的反攻下，日军伤亡20000余人，被迫撤军。据日方战后统计，在侵华战争中，他们共损兵46万。而在湖南战场，伤亡就超过了12万。
岳麓山：见证长沙保卫战
岳麓山是长沙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坐标，其主峰海拔300.8米。
抗战时期，岳麓山“与长沙城隔江相望，对长沙有瞰制之利”的地形地势，使其成为长沙战场极其重要的一个军事制高点。
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湖南第九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由长沙二里牌搬至岳麓山“爱晚亭附近几个房舍里”，以就近指挥；战斗中，岳麓山所布重炮旅，利用山顶“观测条件好，易于发现火力”的地理优势，俯瞰全城，多次给东岸城区最密集的日军以摧毁性打击。
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政治部科长的杨正华，在《长沙保卫战始末》中回忆，“尤其我军在岳麓山的重炮手们，在平时早把长沙四郊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过……当时我岳麓山的炮兵，只要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出炮弹，准确性极高”。
对此，日方也曾有记载：
“当天（1942年1月3日），第3师团横田大队左侧面已暴露在岳麓山的重炮阵地之下，从正面又受到优势兵力的反攻，终日在反复地死斗中。”
“……重庆军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以重炮应战，猛死轰击，下午（第6师团）各部队虽继续在城墙外围反击，由于重炮的集中轰击，我方不断伤亡。”
此次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取胜告终，成为当时全球新闻焦点。蒋介石自称，“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当年，为长沙而战死的将士，多葬于岳麓山。山上的抗战墓有55座。其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是73军公墓。
73军是湖南地方部队，即所谓杂牌军。这个军的建制未划属集团军，是机动部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哪个战区情况紧急，便往哪个战区调动”。因此，73军在第六、九两战区的对日作战中，“几乎无役不从”。
1941年12月，当时驻扎在湖北第六战区的73军77师，“在烂泥深坑里，两天两夜走了三百多华里”，抵达长沙岳麓山附近，参加守备长沙作战。77师官兵几乎全是湖南人，本土抗战，尤其英勇。
73军公墓下方，还有为第四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的麓山忠烈祠。湖南师范大学老校门二里半处，原有第10军公墓，现已不存。
据称，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10军守备长沙城。从军长到士兵，均于战前预立遗嘱：“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据岳麓山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回忆，“1942年1月1日，师长方先觉在战前写下遗书，派人送到后方家眷手中，遗书称‘蕴华吾妻：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与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第二天，遗书全文在当时的《长沙日报》头版登出。全城唏嘘。
同日，预10师第28团官兵，在长沙城今东瓜山一带与敌激战，“肉搏，白刃拉锯11次，最后7人守住南端小东瓜山阵地”。该团大部官兵壮烈殉国，仅50余人生还。
整个14年的抗战史，有资料显示中日双方军队曾有22次正面战场的殊死交锋。其间，反复出现的一个地名就是——长沙。
22次战役，自1939年开始，有3次直接以“长沙”第一、二、三命名。还有一次“长衡会战”（1944年），作为前期决战地的长沙，因其军事制高点岳麓山失守，两军对决仅1天1夜，城池即被攻陷。而在这4次会战之前，1938年11月，一场“文夕大火”，长沙几成焦土。一座千年名城，如此高频率笼罩于战火的反复肆虐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有战史资料，将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同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损毁最严重的城市。
老兵回忆“常德会战”
他们年轻的时候与日寇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如今虽已耄耋之年，但将他们在1943年常德会战中可歌可泣的血与火记忆汇聚在一起，那就是一部伟大的抗战英雄城史诗。下面记录的是二位抗战老兵的回忆。
马景刚，湘阴县人，1923年出生。1939年考入衡阳机械化学校，毕业后即参军进入到抗日洪流中。
马老告诉记者，1943年他所在的66军参加了常德会战的外围作战，部队先后克复了南县、安乡、津市、澧县和湖北的公安、沙市、松滋等地，当时军指挥部就驻扎在松滋河畔。
当马老回忆自己参加常德会战的情景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说到难过的地方时不禁老泪纵横。马老在会战期间负责军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被褥和军饷的补给。虽然马老所在的部队在战争中仅仅负责常德会战的外围战，但他仍能看到这场战争的惨烈。他说：“日本鬼子见人就杀，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当我走进常德城里，看到战后的常德城较完好的房屋已经屈指可数了，记得常清街上只有王麻子刀剪号和一家书店还存在。当时城里的大街小巷遍地皆是军人的尸体，全城没有一堵墙是没有留下弹痕的。我在城里看到的是中国军人不怕死，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死守常德城，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壮烈牺牲惨状是无法形容的。”
“战后的常德城，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南门十字街聚兴诚银行，这家银行的大门前会战前建造的那座水泥碉堡，在会战后已经面目全非残缺不全。碉堡的四周躺满了日本鬼子的尸体，说明常德会战时敌我双方争夺得十分惨烈。”
马老说，从这些鬼子的尸体中他发现，这些鬼子都佩戴有一个比火柴盒还小一点的护身符，护身符袋子里面装着一尊金黄色的佛像。“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侵略者是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他们仍然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天坤，生于1920年12月，湖南省桂阳县燕塘乡小冲村人。19岁那年我主动报名参了军。在73军77师29团某营步机连当了一名机枪手。
据刘老回忆，1943年常德会战打响，战争相当激烈，他也不记得打死了多少鬼子。只记得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查哨，碰到了一个鬼子兵，鬼子比他高，又比他壮实，可能还有武功。刘天坤与他肉搏了很久，也没有打赢他。
“我急中生智，开始攻他的下盘，抱住他的大腿拼命往上抬，终于被我打倒在地。我死死抱住他的腿，把他拖到附近一个茅厕里，把他的头按下粪坑里，过了一会儿，他就不动弹了。”刘天坤对记者说。
“还有一次，两个日本鬼子在打仗的空隙出来找粮食和姑娘，被我们碰上了。我们有五个人，但鬼子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五个人都对付不了他们两个，有一个鬼子被我的机枪射中了大腿，才终于把他抓住，另一个鬼子则逃走了。我们把这个鬼子交给连部，后来才知道这个鬼子来自于东京。”刘老回忆道。
在常德差不多有一年多，其间大小战斗不断，全连不时有伤亡，刘天坤也差点被炸死了。
“一次战斗中，敌机在我身边丢下一枚炸弹，我想这次肯定没命了，谁知这是一枚臭弹，打仗就是这样的，只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刘天坤淡然地对记者说。
芷江机场见证日军最后疯狂
位于怀化市芷江城东1公里处的芷江机场见证日军在湖南的最后疯狂。
据当年在机场给美军飞机加油的孙正炳老人回忆，抗战时期，鉴于芷江的地理位置，国民党政府从湘西十余个县征集3．5万民工，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日夜兴工赶修机场。机场边放着的石碾，每个重30吨至40吨，修机场时，由100多人拉动一个，一寸一寸滚压机坪。1942年芷江建成了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也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成为抗战时期重要军用物资集散地，自然也成了日机重点轰炸目标。1943年后，日机每天都要轰炸芷江一次，最多的一天轰炸20多次，城区百姓死亡近千人。1944年6月后，机场容纳了几个飞行大队在内的500多架飞机，空军部队多达6000人。战斗最激烈时，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芷江机场腾空而起……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也以此为基地，迎击日寇，击落敌机2600架。1945年4月上旬，日暮途穷的日军，调集8万人发起以摧毁芷江机场为目的、企图打开西南通道的“芷江攻略战”，中方以何应钦为总指挥，调集20万人马布防雪峰山脉，双方展开惨烈的拉锯战，史称“湘西大会战”。激战两个月，中国军队大获全胜。
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侗族聚居区唯一的机场，芷江机场一度“退役”。2013年3月1日下午，伴着阵阵轰鸣声，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在芷江机场降落，让这个“退役”半个多世纪的机场重新启用。
八年抗战终于芷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蒋介石钦定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全权处理受降事宜。1945年8月21日，日军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我国历史上抵御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中国八年抗日战争,始于宛平卢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
1945年8月21日11时，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冈村宁次专机，抵芷江上空。11时25分，日机打开舱门，今井武夫缄默无语，面带戚容，走下飞机。在中方人员引导下，降使坐上中间插有白旗的两辆车，在驶向空军总站宿舍长约两公里的路旁，站满了中美两国军民，欢呼胜利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战犯”、“严惩战争罪犯”。一路上百姓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鼓掌声、鞭炮声经久不息，今井武夫一行人汗流如注，面色惨白。下午4时，日本投降礼正式开始。中方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中将萧毅肃，美方是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准将柏德诺，日方是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少将今井武夫。芷江受降历时3天，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投降文件，包括日本派遣军总陆、海、空兵力部署图表。并在全国指定16个受降区101处地点接收日军缴械投降，将降书签字地点定在南京。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举行。
湖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湖南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一直站在斗争前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掀起持久、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武汉失守后，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从事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协同国民革命军进行六次正面会战和数千次敌后游击战争，并在兵摞、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战以有力的支援，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湖南在八年抗战中，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长衡、湘西会战共六次正面战场的作战，大部取得了胜利。这些正面作战胜利的取得，当时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归结为“将士忠于用命”和“人民动作协同”两个原因。湖南人民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有100余万人（次）组成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和慰劳队，担任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劳军济饷，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破路设障，直至参加战斗。
湖南人民游击战争的开展，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促进了正面作战的胜利。
湖南对全国抗战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居全国第二位。抗战前期，湖南肩负着支援全国兵源、人力、财力、物力和战略撤退中转的重任。由于上海、武汉等战区工厂迁湘，特别是湖南军民将日军抵御在新墙河以北，争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湖南工矿业得到较快发展，近代工业企业由1938年前的90多家发展到1943年的500多家，仅次于四川，居国统区第二位的衡阳工商企业发展到5000余家，成为国统区仅次于重庆的工业中心和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个金融中心。湘西、湘南迁建和新建了一批军需民用工厂，出现了洪江、辰溪、祁阳、新晃等新兴城市。农业生产有所回升，棉花、油菜有所增长。这些对支援全国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湖南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湖南进行的六次正面会战大都取得了胜利。这六次会战占全国22次正面会战的四分之一强，先后抗击日军力60余万人次，击毙击伤日军20万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扭转重庆政府动摇畏敌情绪，坚定其继续抗战的决心，打击西方国家出卖中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挫败重庆政府内部的投降派，首次造成日军厌战情绪，均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进行的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推动了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再次使日军士气低落;又是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接连惨败时唯一取得胜利的战役，对提高盟军士气，鼓舞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心，支援英美军在南方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促使华中战局稳定数年之久，为湖南和西南各省人民争得了发展生产，支援全国抗战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战略上配合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有利于广大敌后根据地军民渡过难关进入反攻准备阶段;常德会战的胜利牵制了十万日军，支援了盟军在南洋战役的反攻;衡阳保卫战坚持47天，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对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的反攻起了呼应和配合作用。湘西会战的胜利是日军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收缩的转折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芷江洽阵宣告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彻底失败，标志着中国人民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湖南人民在抗战中承担了惨重的民族牺牲，死亡92万多人，重伤170多万人，共计伤亡群众260多万人，在湖南战场伤亡的军队32万人，毁房94万多栋，毁粮4000多万担，损失耕牛64万多头，造成经济损失12万多亿元(法币)。湖南是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谱写抗日御侮壮丽篇章的主要省份之一，并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