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从任何意义上来思考，从任何一个角度和侧面来考察，从任何历史维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它颠覆了人类以往几乎一切宗教信念、道德圭臬、社会意识、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货币、金融和信用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始终饱受质疑、批判、憎恶、仇视、颠覆，无数人渴望以一种崭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资本主义。一些人高声赞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财富奇迹，另一些人则厉声谴责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贪婪、剥削、收入不公、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对人文精神的践踏、对人类高尚文明的毁灭。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理论模型和历史逻辑，雄辩地证明和宣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必然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代替。凯恩斯则企图说明人类既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带给人类的福利，亦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苦痛和灾难。熊彼特深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追求某些最神圣和最高尚的部分格格不入，却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它所特有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佳利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财富观念。物质主义取代神圣精神，主导了人类的全部生活。毫无疑问，今天支配人类文明的主要理念是国民生产总值、利润、企业市值和个人身价。纵观全世界，GDP早已成为比较各国竞争实力乃至制度和文化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利润和市值成为较量所有企业兴衰成败的近乎唯一标杆，财富身价则成为衡量个人和家族成功的近乎唯一标准。精神和财富的地位完全颠倒过来，财富凌驾精神之上。对金钱和财富无穷无尽的追逐甚至成为某种新的宗教信念。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观念变革。
古往今来一切宗教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和教条，那就是始终警告物质主义和唯利是图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和腐化。佛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概莫能外。摆脱世俗生活和物质财富的羁绊，是佛教修行并最终到达彼岸，实现“寂静涅槃”，成为佛菩萨的基本前提。贪嗔痴三毒则是人类一切烦恼和罪恶之渊薮。儒教孔子最著名的格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者必多怨”，孟子著名的格言则是“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基督教《马太福音》最著名的格言则是：“让一只骆驼穿过针眼，绝对比让一个富人进入天堂要容易得多！”。古希伯来教的《圣经》干脆直截了当地断言：“热爱金钱乃是世上一切罪恶之总根源。”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梭罗则宣称：“许多罪恶深重的人那么富有，道德高尚的人却那么贫穷。”所有主要宗教始终时刻警醒人们防止追逐金钱财富必然导致的腐败堕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借贷和利息的谴责和禁止持续了千年之久。
然而，当人类跨入18世纪之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逐渐蔓延整个世界，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忘记和完全不再理会世界主要宗教对财富和金钱的警告和谴责。当然，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似乎为同时追逐金钱财富和追求上帝之爱铺平了道路。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则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起源直接归功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工商巨子—洛克菲勒传》的作者荣切尔诺则宣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简直就是提前写好的洛克菲勒精神传记。他认为洛克菲勒的一生，完美展示了一个最虔诚的清教徒如何通过矢志不渝地追逐世俗财富，利用世俗财富去献身上帝多期许的事业，从而为上帝增光，并最终赢得上帝的垂青。切尔诺如此写到：“难怪洛克菲勒一生最为人所熟知的名言是：‘我赚钱的才能是上帝赋予的，与他人无关！’”
财富和金钱观念的划时代转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一切经济金融活动，而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政治和文化精神活动。我们随后将清楚地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财富理念随之与时俱进。早期殖民掠夺者到世界各地疯狂掠夺黄金白银和各种稀有物资，重商主义者的财富理念（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为财富象征）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观念依然重视真实物质财富。重农学派的名言是“土地是财富之母”。那个时代特许公司、合伙人和小业主的利润，亦是表现为黄金白银的累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财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纯粹的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逐渐被金汇兑本位制所取代，纸币的发行、商业票据、银行票据大行其道、部分储备银行制度的崛起、债券和股票市场兴旺发达，大公司的利润日益体现为银行存款甚至是账面会计利润，公司市值开始成为衡量公司业绩的重要指标，人们的财富观念逐渐呈现“虚拟化”趋向，“账面利润”、“账面市值”、“股票价格”日益取代那金灿灿、沉甸甸的黄金白银，成为财富的衡量标准和象征。
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产业资本主义逐渐蜕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内部经理人主导的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外部社会股东主导的资本主义，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仅仅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融资手段，而且成为创办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做大公司市值实现兼并收购，以发行股票和期权来激励职业经理人，以股票期权方式吸引和竞争优秀员工，股票分红成为全民社会财富和福利保障的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导致人们财富观念的又一次极其深刻的变化。财富不再与金灿灿沉甸甸的贵金属相联系，而是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上海、法兰克福等全球金融中心的股票价格涨落相联系。市盈率、股价、市值、身价成为财富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绝大多数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关心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关心的是公司的股价和分红。他们之所以关心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只是因为它们会影响公司的市盈率、股价和市值。“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奋斗”、“一切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公司经营新的信条和圭臬。凡是不能给股东创造价值的CEO和管理团队，随时可能被股东解雇和被恶意收购者所驱逐。
市值文化、市盈率文化、股价文化影响所及，几乎笼罩了现代公司和经济领域的所有方面。财富与纯粹的账面数字和虚拟数字（人们经常称为“纸面富贵”）相联系。那耀眼夺目的市值和身价数字，与人们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与公司真正社会价值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虚拟财富和金钱数字与人类真实生活需求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市值文化、市盈率文化和股价文化，构成真正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虚拟资本主义。从市值、市盈率和股价衍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多人从纯粹虚拟经济的投机炒作中发财致富，他们压根儿不再关心自己的投机投资活动与人类的真实财富创造之间，还有什么关联。恰如华尔街的现代格言所说：“如果你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每年就只能赚5万美元；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你每年就可以赚500万美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虚拟经济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之日益背离，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财富观念之持续异化和深刻变迁之结果。它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货币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宏观经济政策之效果、乃至产业分工结构。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探索资本理念的异化。资本理念和财富理念的异化，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基本根源。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主题亦是资本的异化，即资本异化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手段。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在于，他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做一个充满自我矛盾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一个要素和每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处于不断自我异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之中。资本异化为创造剩余价值和资本家利润的手段；劳动异化为创造剩余价值和被剥削的工具；资本和劳动、资本家和劳动者这一对矛盾，从最初的统一到分离（背离），到资本支配（剥削）劳动、资本家支配（剥削）劳动者，直到最后剥夺者被剥夺，劳动者掌握全部生产资料（资本），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资本）的最终统一。本书则认为，财富理念的变迁和异化、虚拟经济日益与真实经济背离，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基本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开启的第二个基本信念，是经济持续增长、财富持续积累和人类普遍进步的信念。1700年之前，增长、积累和进步的观念闻所未闻。1700年之前数千年时间里，从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角度看，几乎是完全停滞的历史，人类经济进步和财富积累是如此缓慢，以至于完全难以察觉。经济史学者估算的结果，1700年之前，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是如此之低，要经历漫长的630年，人均收入才有望增长一倍！1700年之前，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性程度非常低，它主要源自战乱和少数游牧民族定期的大规模迁移，而不是源自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劳动力转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类似的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理念绝不只局限于中国。根据英国经济学者阿瑟杨的估计，直到1772年（即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前4年），整个地球上只有不到4%的人口是能够自由迁徙的。这样的估算当然不可能准确，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想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新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一切。第一工业革命之后，全人类人均收入每半个世纪就要增长一倍。对于那些引领工业革命的先进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则要快得多。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人均收入平均每40年翻一番，日本则只需要25年。某些年代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总量每10年就可以翻番，譬如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德国，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1960年代之后的亚洲“四小龙”，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原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将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理念深深渗透到人类思想意识之中，逐渐上升为支配人类一切活动和制度安排的首要理念，甚至成为政权和制度合法性的基石。亚当斯密《国富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探讨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著作，他所标举和鼓吹的经济政策理念，皆是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从劳动分工、市场扩张、资本积累、自由贸易和“看不见的手”，无一例外。经济增长理论从此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分支之一。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个别企业生产的高度组织性和高度效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和低效率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生产的停滞和衰退。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由，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全社会有组织和高效率的生产，从而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更快的社会财富积累。熊彼特毕生致力深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他的伟大发现就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创造”。它们是资本主义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熊彼特深信这个引擎永远不会熄火，尽管它会出现周期性的停顿或减速。凯恩斯甚至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般增长，将最终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经济困境和财富贫乏，将人类从经济枷锁里彻底解放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对于哲学、艺术和崇高精神享受的追求之中。1930年代，凯恩斯预言一百年之后（2030年），人类就有望实现这个类似“伊甸园”式的目标。
一言以蔽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乃至一切经济理论的最终归宿，就是要寻找到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避免经济危机和周期性衰退的良药妙方。极端而言，整个经济学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破解经济增长之谜。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另一些国家却始终深陷停滞和衰退泥潭？国富国穷的根源是什么？对于矢志探索这类经济问题的学者而言，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人类绝对有希望而且应该能够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办法。
20世纪之后，追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愈来愈多的国家甚至修改宪法和法律，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的首要责任，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成为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石。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由以下基本制度和机制构成。其一，全球产业分工和原材料供应体系；其二，全球商品贸易体系；其三，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其四、维持全球和平的政治和军事体系。
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最成功的主要法国有四个：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所以人们通常就有所谓“英国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之区分”。哈佛大学杰出的商业史大师钱德勒称美国资本主义为“竞争性资本主义”，英国资本主义为“家庭式资本主义”，德国资本主义为“合作性资本主义”。还有学者将日本资本主义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的划分，钱德勒考察资本主义的重心乃是它的组织创新能力，尤其是现代管理资本主义和大公司的决定性作用。
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深受该国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环境、政治制度和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任何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演变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路径依赖”。然而，经济学的基本追求就是寻找人类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纵观全球资本主义300多年的发展，至少有七个共同特征，它们分别是：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法治秩序；企业家主导（非资本家主导）经济活动；永不停息的创新（以科技和制度创新为主要领域）；以公司为主导的组织动员能力；信用和金融体系（以信用而非货币为主导）。
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全球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没有私有产权之保障，就不可能有过去300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奇迹。或许，私有产权不是财富奇迹的充分必要条件，却绝对是必要条件。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和贡献之一是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奈特、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贡献异常重要，基本就是说明私有产权对于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道格拉斯诺斯和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从产权和交易费用角度研究西方世界兴起的著名著作，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亦得到相同结论。没有逐步完善的稀有产权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伟大奇迹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各国私有产权保障的历史步骤和完善程度千差万别，法律制度千变万化，基本目的却是大同小异。从最早期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私有产权之保障，一直到今天对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障之强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否定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去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马克思经济学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忽视了私有产权对刺激和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的极端重要性。保障私有产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它对于今天希望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所有国家，依然具有最高的重要性。过去数年来，中国一直在持续进行“国退民进”之争论，国退民进争论之本质，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保障的争议。
自由竞争或自由市场。毫无疑问，所谓自由竞争里的“自由”，永远是一个程度问题，从来就没有毫无条件、毫无限制、毫无约束的绝对自由，市场竞争亦如此。然而，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自由竞争，毋庸置疑是全球资本主义另一个基本特征。我们都熟悉著名的“科斯定理”，斯蒂格勒曾经毫无保留地高声称赞科斯定理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地位堪与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得定律相提并论。张五常名著《经济解释》第三卷《制度的选择》就是对科斯定理全面崭新之阐释。简而言之，科斯定理就是阐述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之关系。根据科斯定理，妥善保障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竞争是同一个意思。关键是私有产权保障到何种程度，所谓“妥善”保障完全取决于各国的法律制度和制度的执行力度。科斯定理之所以对法学有着如此深远之影响，之所以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问—法律经济学，就是因为它将私有产权、市场竞争与法律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许多国家和地区虽然有私有产权之名，却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奇迹，原因就在于名义上或法律条文上的私有产权保障，并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具体执行层面上的私有产权保障，有等于无，是不会创造任何奇迹的。就好像中国政府多次颁布保障民营资本产业准入的“旧36条”或“新36条”，却很难有具体严格的落实，我们就很难说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充分的竞争。许多国家（亦包括中国）亦非常强调知识产权保障的重要性，亦有多项法律条文，却没有严格的执行，知识产权就很难得到真正保护，技术和知识创新就难有起色。
法治秩序。理论上说，私有产权、市场竞争和法治秩序是“三位一体”，没有法治秩序，私有产权无法得到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就谈不上。一个真正的法治秩序之建立，谈何容易。很大程度上，法治秩序的完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贡献和最重要的保障，经历了数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可以说1688年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资本主义法治秩序之起点。法治秩序对经济活动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在于它降低商业活动的风险，稳定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法治秩序对资本主义创新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必定是面向未来的活动，预期之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3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表明，凡是法治健全、政治稳定之国家，长期利息就处于较低水平，资本形成和创新活动就能够持续。法治秩序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妥善解决商业纠纷，确保合约秩序。英国哲学家洛克、经济学家斯密、法国的孟德斯鸠等人首先系统阐述了合约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合约精神是现代市场社会和市民社会之基石，宪政和宪法就是合约精神的集中体现。美国建国之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汉密尔顿给美国设计的全套经济制度，核心理念就是合约精神。法治秩序就是为了确保合约精神之实现。今天的中国，合约精神的缺失，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障碍。法治秩序的第三个重要功能就是约束政府，防止过度的政府干预损害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和各自职能的划分，从来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争论的主要焦点，可算是过去200年全部社会科学的基本课题。过去30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过度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损害，总是远远超过过少政府干预的危害。法治秩序的基本功能就是避免强势政府破坏市场秩序。
企业家主导（非资本家主导）。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是同一类人，当然，许多企业家一开始就是资本家，许多企业家最终成为资本家。然而，为了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演变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必须将资本家和企业家区分开来。在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日益重要的今天，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尤其重要。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的素质。
永不停息的创新（以科技和制度创新为主要领域）。全球资本主义30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永不停息的创新，尤其是科技和制度创新的辉煌成就，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创新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可预见性，没有人预测到铁路的发明，没有人预测到汽车工业会彻底改变人类面貌，没有人预测到飞机会将地球变成真正的“地球村”。没有人预见到电脑的发明，没有人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没有人预见了一个比尔盖茨的人和一个叫做乔布斯的人会彻底改变一个行业，没有人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会“创造性地毁灭”掉许多传统行业，或者彻底改造他们。永不停息的创新，确实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灵魂和本质。我们不能不赞叹熊彼特的伟大洞见，他首先认识到创新或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他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首先认识到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首先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家的特殊本能，首先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家区分于资本家的本质特征，首先认识到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动态、、非线性、演化的核心原因，因为根据定义，创新本身就是不确定、不可逆、动态和不可预期。
以公司为主导的组织动员能力。全球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个最惊人的成就和现象就是公司制度成为经济社会占据支配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历史就是公司制度的创新历史，从15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起步，公司制度到19世纪后期完全摆脱了皇权特许和无限责任的约束，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时代潮流，公司制度成为人人都可以运用的创业组织方式，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声赞扬“股份有限公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商业历史大师钱德勒毕生致力研究公司制度的演变，他多部经典著作包括《看得见的手》、《战略与结构》、《规模与范围》。核心理念就是，以公司制度为主导的组织动员能力，乃是资本主义创造经济奇迹的最大秘诀。确实，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历史上开始涌现庞大的公司组织和跨国公司，它们迅速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和创新活动的领导者。今天，全球性伟大公司真正支配了全球经济。
信用和金融体系（以信用而非货币为主导）。全球资本主义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信用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创造，就不可能有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和奇迹。
（选自作者新著《新资本论》第1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