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过去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领悟过去那个时代的悲惨和伤痛，也永远难以感同身受侵略战争的罪恶和灾难。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让今天的人们记住，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最残酷壮烈的战争，发生过侵略者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有过先烈们浴血抗战的惊天壮举，有过“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悲壮历史，却是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应当放弃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国之歌。
黄崖洞 鲜血铸就的兵工奇迹
■ 刘鑫焱
出山西黎城县城，向西北一路行进，风光旖旎，车辆盘桓于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间。一个小时多的车程，行至黄崖洞镇赤峪村，一座牌楼巍然而立，上书有邓小平同志1985年的亲笔题词——黄崖洞，曾经声震侵华日军的黄崖洞兵工厂就在眼前了。
巍巍太行，雄壮黄崖。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当时年产的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
黄崖洞兵工厂的前身是1938年9月由115师和129师的修械所合并而成的总部修配所，原址在榆社县韩庄村。当初，只能修理损坏的刀枪，兼造地雷、手榴弹，设备简陋程度还不如“王二麻子”的剪刀铺。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次年5月，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的决定，成立军工部，决心发展太行区的军事工业。
1939年，曾留学莫斯科的左权将军，凭着职业军人的敏锐和实地勘察，发现黎城的黄崖山悬崖林立、沟壑纵横，易守而难攻，笃定其为“理想的兵工厂厂址”。其山上有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大石洞，故名黄崖洞。
7月，韩庄修配所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为摆脱“背着工厂打游击”的局面，迁进黄崖洞，居山创业，建成拥有700名工人、机器设备40部的兵工厂，年产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彭德怀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如今，我们沿着修好的石板路步入其中，仍能感受到行进之艰难。随行的八路军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杨尚军说：“因为景区建设，道路已被抬高、改建，通行状况已改善很多了。”而八路军就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黄崖洞兵工厂。
杨尚军介绍，当时这里多是道路险阻之地，要靠人力肩挑背扛、靠毛驴运送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一些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只能拆成数块，一人扛一部分运进去。当时的锅炉就是分成11片，一片一片地搬到黄崖洞，再铆起来重新组装，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
二
“黄崖洞下有黄崖，桃花寨上无桃花。英雄魂魄千古在，战鼓催开胜利花……”这样一首山歌依然在黎城黄崖洞周边传唱。
70多年前，就在黄崖山的断崖深谷间，曾经发生过闻名中外的攻坚防御战——黄崖洞保卫战。1941年11月，驻潞安地区日军第36师团主力山地、葛木两个联队等共5000余人，装备精良，以4倍于守备力量——八路军特务团的兵力，杀气腾腾，向黄崖山奔袭而来。
曾经参加过黄崖洞保卫战的老战士郝维烈说：“当时，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地雷战、肉搏战先后打退敌人10多次冲击。”郝维烈回忆说：“当时，我在太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二营当卫生员，驻在黄崖洞。彭德怀是总部副总司令，左权将军等首长亲自勘察地形，审定作战预案，并在作战前动员，极大地鼓舞士气。”
日军兵分多路向兵工厂进发，其主力向我中心工事的阵地猛扑过来，坚守工事的王振喜班长带领11名战士，从三面扔出手榴弹、滚雷，让进攻的日军尸横遍地，毙敌70余人。遭受重创的日军用火力掩护几个火焰器射手抵近中心工事，狂喷火焰，王振喜等12名战士猝不及防，全部壮烈牺牲。战后，他们被追认为“黄崖洞保卫战十二勇士”。
整个黄崖洞保卫战，历时八天八夜，总部特务团以不足一个团的1500人兵力，抗击了5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的疯狂进攻，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其中毙敌850人的战果；而我军只伤亡166人，以6∶1的战绩，开创了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同时，保卫战过程中，按照预定方案掩埋了机器、转移了人员，粉碎了华北日军妄图摧毁我军工生产的阴谋，书写了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荣战史。
“黄崖洞保卫战，我们打出了八路军‘小米加步枪’的威风，特务团受到表彰，延安《解放日报》以《黄崖洞大捷》为题报道了这则消息。”郝维烈老人颇为自豪地讲述着。
三
走入兵工厂生产场地，诸多的遗迹依然留存，生产研制的各种武器一一陈列。就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岁月里，黄崖洞兵工厂人靠着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工奇迹。
当时，兵工厂的车工甄荣典，从当学徒时候起，一直干车炮弹外圆的工作，别的工人大多因体力扛不住，三两个月就要调换工作；而他一直在水力轮带旁坚守了五年，最终达到了一天480发五〇炮弹外圆的纪录。他先后获得“炮弹大王”、晋冀鲁豫边区“新劳动者旗手”等多项光荣称号，并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在从兵工厂去往黄崖洞军火仓库的路上，杨尚军讲到了另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山里的普通村民——彭清理，他曾经帮助过八路军掩埋过机器，日军闯入后，用刺刀将他全家人押到了一座山崖上，逼他说出兵工厂机器的埋藏地点。彭清理没有屈服，全家人先后被敌人用刺刀挑下悬崖。最后一个被敌人推下山崖的他，侥幸被一棵树托住而得以活命，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回来路边的悬崖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文字：魂归黄崖洞，太行兵工老战士沈丁祥、李林夫妇之墓。沈丁祥曾担任兵工厂下辖的子弹厂厂长多年，战争胜利后居住在北京，并在生前立下遗愿：把骨灰撒到太行山黄崖洞，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最终，沈丁祥与老伴实现了自己魂归黄崖洞的遗愿。
如今的黄崖洞，不仅是著名的革命圣地，也成为美丽的旅游景区。一路走来，满眼是逶迤起伏的美景，每一处险境背后更藏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
八路军老战士讲抗日故事：地道突击拔炮楼
听８５岁的刘新增讲当年的抗日故事，记者感觉要是给他一杆枪，他依然能上战场杀敌。
１９３０年９月４日，刘新增出生在河南濮阳邢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３８年２月和１９４０年６月，日寇两次侵入濮阳，制造了烧杀抢掠的惨案。刘新增下定决心参加革命抗击日寇，连续两次躲过日伪军的封锁盘查找到了八路军，却都因年龄太小被劝回。
刘新增准备第三次出发去找八路军，却被日伪军抓壮丁到了炮楼。炮楼伪军队长作恶多端，人称“活阎王”。刘新增发现士兵李义和孔繁华有正义感且对伪军队长极为不满，就积极做他们的工作。一个多月后，三人带头打死队长，烧了炮楼，带上所有武器投奔八路军。刘新增终于如愿以偿走进革命队伍。
虽然年纪最小，“人小扛大枪”的刘新增坚持要下连队打鬼子。１９４４年夏，冀鲁豫军区决定对边区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和据点继续发动攻势，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刘新增所在的清濮游击大队和独立团合并为冀鲁豫军区第五团，开赴山东梁山周围地区。他顽强作战，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１９４５年初，刘新增所在营接到攻打三官庙伪军炮楼的命令。三官庙伪军炮楼居高临下，我军包围炮楼后向伪军喊话，敌人毫不理睬。我部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被敌火力压制在壕沟外。
“炮楼下有所平房，看来里面有人住。如果我们把人抓出来问清炮楼情况，不是更好吗？”刘新增向排长杨新春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同意。
部队组织突击队，从壕沟挖地道推进。刘新增主动请缨，第一个紧握铁锹冲了上去。通过地道，官兵们向炮楼和壕沟之间一间石头房偷袭过去。刘新增一脚踢开木门，十几支枪口对准了房子里一个惊惶失措的中年女人。
夜色掩护下，官兵们迅速把她带回营部。经过审问，这位女人是县保安团派到炮楼来搞情报的。她交待说，这座炮楼里的伪军内部不和、军心不稳，但又不相信攻打炮楼的是八路军正规军，所以不愿投降。
“你们真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在听官兵们讲形势、政策之后，女人相信了。教导员放她回去传递消息，又连夜从其他部队借来两门大炮和几挺重机枪，做好两手准备。
天蒙蒙亮，炮楼里伸出一个伪军的脑袋，手里拿着一条白毛巾摇晃：“我们长官说，你们要是八路的正规部队，就打几炮看看。”教导员大吼一声：“打死了你们，可别后悔！”大炮和机枪一阵怒吼，不一会儿，伪军炮楼里举起了投降的白旗……
战斗缴获１１挺轻机枪、一批步枪和两门小炮，部队的装备得到了较大改善。刘新增因为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提升为班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东平、张秋、二十里铺、长沟、白寺、玉楼、三官庙等战役战斗。１９４５年，年仅１５岁的刘新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新增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尉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宣传抗战历史，是他离休后的主要工作。
“我就是要提醒人们：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刘新增说。（王洪山 肖志伟）
92岁老兵忆抗战：与日军面对面拼杀 负伤仍奋勇杀敌
“不做亡国奴，是支撑我在抗日战场上战斗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不怕死！”8月13日，八路军老战士武恩在中山文化产业园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说到动情处，他拄着拐杖站起，向在场的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掌声中，武恩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被日本人一脚“踢”上了
革命道路
学校里教日语，上课前喊“天皇万岁”，走在路上要给日本人让道……你们能想象这种屈辱的生活吗？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以后，在当地推行奴化教育。1940年，17岁的我正在天津读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上街，迎面走来一个日本人，带着两个八九岁的日本小孩。因为我们让路的动作慢了点，一个日本小孩踢了我几脚。可我们不敢还手，也不敢做声。
回到学校，我们越想越气愤，就把这事告诉了老师。老师说，唐山正在进行工人反日大罢工，于是我们几个人直奔唐山。
到唐山后，我们遇到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冀东抗日游击队队员，在他们的感召下，我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日寇的刺刀刺伤我的胸膛
但我没有害怕
1942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受肖克司令员指示，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各庄一带解救被困群众。
到了李各庄，只见火光冲天，哭声震天！原来，日军把百姓的衣服脱光，还逼他们钻进麻袋，互相搂抱。老百姓受不住这种侮辱，有的自杀，有的精神失常。见此情景，我们战士的心里只有两个字：杀敌！
敌人的援兵就在对面山上。连长喊一声“弹上膛”，我们立刻把子弹上膛，发起冲锋。很快，我和一个日本兵就对峙上了。他抄起明晃晃的刺刀就向我刺来！由于他们的刺刀长，我的衣服被刺穿，胸口也冒出了血。
但我并不害怕，脑子里回响的是连长大喊的“弹上膛”！我扣动扳机，用枪里仅剩的一发子弹击毙了这个日本兵。（说到这里，武恩敞开胸前的衣服，那道颇为狰狞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当时，日军拿的是“三八式”步枪，穿着整齐的制服；我们则使用汉阳造步枪，枪比日军的短，有些人还穿着便装。日军认为我们不是正规部队，还很得意。谁知却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得知抗战胜利
我们拔起草当礼花往天上扔
1943年，我所在的根据地遇上了旱灾，又逢日军“扫荡”，军民粮食都供给困难。一次，部队好不容易截获了一批日军的物资，大家欢天喜地。谁知我所在的连队分到的却是一点粮食和几千斤海带。粮食吃完后，我们混着野草、树皮吃海带，别提多难受了，但不吃又可能面临饿死。
这时，连队党支部召开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吃野草、树皮和海带，还要和群众“比赛”。这个办法确实保存了不少有生力量。
抗战胜利时，我们可高兴了！当时，我还随部队驻扎在晋察冀边区，抗战胜利的消息隔了几天才传到。但我们还是欣喜若狂，营地里都是欢呼声。
那时，物资匮乏，我们没有东西能拿来庆祝，又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便拔起地上的草，当作礼花往天上扔。草没了，就折断树枝往天上扔，还抬起战友往天上扔！那种快乐，我至今难忘。(重庆日报)
人物简介>>>
武恩，出生于1923年3月，山西汾阳人。1940年9月参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冀东抗日游击队，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面对面与日军拼杀并负伤。1949年8月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后勤政治部。1983年10月在西南石油管理局驻重庆办事处离休。
重庆兵工厂：
“洞里乾坤”撑起
八年抗战军火库
■ 新华社记者 韩振 周文冲
在山城重庆的山体岩石之间，如今依然有很多隐藏的防空洞完好如初。甚至连本地市民都很少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量武器弹药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防空洞里生产出来，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战斗前线。
在中国对外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内迁至重庆的兵工厂，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枪炮，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
六成内迁兵工企业搬至重庆
“中国的近代兵器工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时期，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夕，已经初具规模。”重庆大学教授、史迪威研究中心专家敖依昌说，当时主要的兵工厂分布在沿海及中部地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政府即开始着手研究兵工业内迁。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保存中国的兵工实力，支撑长期艰苦的对日抗战，１９３７年９月，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金陵兵工厂之枪弹厂奉命首先内迁。”重庆档案馆接收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说，“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共有兵器工业及其分厂１８家内迁。其中，迁到重庆的有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等１１家，占整个内迁兵器工业总数的６１％。
这些兵工厂迁至重庆后，很快投入生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速度。当时为了支持抗战前线，内迁的兵工厂几乎夜以继日地工作。比如２１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的带领下，刚迁到重庆不到１个月，就已经开始投产。
八成以上抗战军工产自重庆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但投产神速，而且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技术力量强，品种齐全，很多武器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以中正式步枪为例，这种步枪以１９２４年式德国毛瑟枪及弹药为原型，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仿造，是近代中国军队武器通过借鉴、消化、制式化的典范，性能甚至优于日本‘三八式’和‘九九式’。”敖依昌说。
品种方面，重庆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几乎涵盖了近代常规武器的各个门类，如轻重机枪、迫击炮及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掷弹筒、手榴弹、战车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的１７家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１３４００枝，轻机枪２５０挺，重机枪５００挺，各类枪弹２１２０万发，各种大炮３８２门，炮弹２４．０２万发，手榴弹２０．５万颗，枪榴弹１万颗，掷榴弹３万颗，甲雷２万颗。
这些数字用一个定性的说法：基本能满足前方战事的需要且略有节余，“重庆提供了全国抗战８０％以上的军工。”敖依昌说。
人才汇聚
齐心合力构筑抗战“军火库”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仅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而且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创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武器，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广大兵工厂工人的艰辛劳动，也得益于一大批兵工专家的带领与奉献。”唐润明说。
兵工署第２１工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服务兵工事业３０余年，他主持下的金陵兵工厂（即后来的２１兵工厂），不仅完成了该厂的内部整理、艰难的内迁和迅速的复工，而且使该厂规模不断扩大，出品日益增多，械弹逐步精良，最终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由于李承干是中共党员，因此他又被称为“红色兵工厂长”。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俞大维，长时期担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为抗战时期各兵工厂的内迁、建设与生产，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这些人才杰出的管理才能，以及中华民族在危机时刻迸发出来的创造力，让重庆成为供给中国正面战场抗战各种常规武器的主要基地，为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敖依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