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让隐藏危化品
成为炸弹
■ 新京
天津这起爆炸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在于，危化品竟然是可以隐藏的，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炸弹”。这样的问题在危化品储存运输环节尤为严重。
天津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发生爆炸后，救援人员调查发现，该仓库内共存有7大类数十种危险化学品，且混存情况普遍，在这些物品当中，有的是易燃易爆物体，有的是活泼金属，有的是强氧化剂，还有一些是有毒物质。此前这些储存的危化品经常可闻到一些化学气体的味道，“由于担心危化品爆燃泄漏，物流园区内的许多物流企业曾到相关部门举报，但一直未果”。一位天津港内物流企业负责人说。
瑞海物流仓库隐藏着大量危化品，且这些危化品混存在一起，一旦发生事故，处置起来难度极大。可根据《财经》报道，对于这么具有重大安全风险的隐患，监管部门平日似乎浑然不觉，甚至等到人家举报上门，还不闻不问，这样的监管麻木与怠惰，令人吃惊。到底是什么人把企业举报冷处理，这个细节不能被忽视，必须查个彻底。
天津这起爆炸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在于，危化品竟然是可以隐藏的，有多少热知道，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炸弹”。以爆炸发生的瑞海物流为例，不仅附近居民和企业被蒙在鼓里，且由于它是危险化学品的周转仓库，所以危险品种类和数量都不固定，不要说政府部门不了解详情，甚至企业心中也是本糊涂账——相关部门爆炸后对企业的台账信息和相关的管理人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对比，就发现情况不太统一。可见，这些危化品的监管几乎形同虚设。
有环保部人士对媒体表示，在每个地区危化品存储容量、等级等，主管部门并不掌握，因为这主要依靠企业自行报批，但报批数量、等级是否真实并未做进一步核查。这几年来危化品引发的事故不断，相关部门不断发文要求强化危化品管理，但现在看来，对于危化品的监管，源头上并没有摸清，政府部门没有全面建立一个对危化品的动态监测记录系统，公众对于身边的危化品也缺乏足够的知情权。
这样的问题在危化品储存运输环节尤为严重。业内人士表示，这几年来危化品产量不断增加，危化品仓储却整体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危化品仓储供不应求再加之一些仓储设施布局不合理，导致一些非法经营者大肆发展“黑仓库”无照经营。这些仓库设施简陋，管理混乱，规模不大，数量不少，分布在各个角落，给城市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在危化品的运输中，许多运输车辆都属于“挂靠”车辆，驾驶员缺乏安全知识培训，不了解危机处理方法。
危化品事故的频繁发生，不断冲击着公众的安全感，但正如国务院应急专家刘铁民所说，危化品出事，我们不能怨危化品杀伤力太大，而是我们没有管好它。而“管好”危化品其实并不复杂，关键是要让危化品有一笔明白账，不能再让隐藏危化品成为“炸弹”。任何危化品从生产线下来后到使用终端，企业和政府部门都应有着全程的监管记录，公众也应清清楚楚知道身边的风险在哪里，如此，自然能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新药审批只求快
无异于谋财害命
■ 张田勘
我国的药品审批在2006年以后，从急行军陡然转入“堵车模式”。申万宏源最新的行业研究资料显示，从2011年到2014年，我国1.1类新药申报上市的平均审评时间，从26个月升到42个月。与美国相比，中国药企的等待时间是前者的三倍以上。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发布了“最严药品审评令”《关于征求加快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的若干政策意见的公告》，到8月15日结束征集，历时半月。
CFDA征求解决药品审批慢的意见，能集思广益，有助于为解决这一问题获得好方法。但药品审批有其规律，更需科学研究的证据和原则，一味图快，有可能揠苗助长，不利于保障公众的健康和生命。中国新药的审批积压有多种原因，如审批的技术人手和经费严重不足，属于CFDA的药审中心在编制上只有120人，真正的技术审评岗位只有70人左右。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的人员约5000人，年评审经费也是中国的10倍以上。
很多新药重复申请、占用审评资源。有些药企抱着“有枣无枣都打一竿”的做法，希望侥幸过关。新药审批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必须要有临床1~3期的试验结果。但目前申报的新药临床试验数据和信息，存在相当程度的造假，申报资料可以找人代写，甚至花5000元就可以买来一份，而且专门有人搞这种申报材料。统计表明，2008年以前申报的药品中有不少都缺乏临床数据，这种现象已成为行业的公开秘密，迄今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于门槛低和造假普遍，申报的各类新药越来越多，以致需要排队审批。2014年，我国1.1类新药、3.1类新药及6类新药的平均审评时间分别为42个月、42个月和25个月，申报临床的平均审评时间分别为14个月、28个月和28个月。但相同情况下，2003年~2013年，美国、欧盟、日本新药申报生产获批时间的中位数依次为304天、459天和487天。
鉴于此，CFDA不仅出台了上述征求意见，而且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年第117号)，要求所有已申报并在总局待审的药品注册申请人，均须对已申报生产或进口的待审药品注册申请药物临床试验情况开展自查，确保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可靠，相关证据保存完整。这一举措的目的之一是，让不能提供临床数据的企业自动撤掉申报，减少大批积压的申报药品。
即便有了临床试验科学数据，新药申报也未必是越快越好。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一项研究很能说明问题，药企不能提供严格可靠的科学研究数据，是新药审批慢和难以通过审批的重要原因。而且，公众也宁愿这种慢，而不愿意让那种没有严格科学数据的新药快速通过审批，否则就是对公民生命和健康的不负责、亵渎和戕害。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伦纳德·萨克斯等人，对2000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之间向FDA药物评审中心提交的所有新分子实体药物(332个)上市申请，进行了一项全面的因果关系的调查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药物研发所做功课不足和不好，以致让审批不顺利或延迟了审批。
其中，药物的有效性是影响药物获得批准的最重要因素。在151个未通过的药物中，有20个的临床结果不令人满意，一些药物的临床结果不能很好评估药物治疗效果，一些药物的临床结果指标采集的时间点存在问题。显然，药物临床试验结果不达标，才造成药物审批缓慢，甚至难以通过。
药物并非食品，稍有不慎，就会要人命。从是药三分毒的原则看，科学原理和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的药物危害性更大，通不过审批或慢点通过审批，比快速通过审批要好得多。
比较而言，对临床三期试验要求非常严格的美国，在药物审批上都较慢和慎重，而且主要是由于药企提供的科学研究结果证据不足造成的，在中国一些新药没有临床药物试验数据，有些数据还是弄虚作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药物审批加速，无异谋财害命。
人民币汇率走低
影响何在
■ 欣华
央行宣布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在我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人们对外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将对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产生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对普通百姓来讲，人民币贬值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出国旅游了。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游突破1亿人次。记者咨询凯撒旅游等多家旅行社了解到，目前出境游的报团价格尚未调整，但毫无疑问出游的成本会增加。尤其是对于热衷于购买化妆品、名包、名表的人来说，可能要多掏点腰包了。
“按照人均在美国消费5000美元计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2到6.4的话，增加的花费也就1000多元。对有能力去境外旅游的人群来讲是可以承受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表示，目前人民币贬值对个人消费的影响有限。
虽说影响有限，但影响毕竟是有的。已有四年“海淘”经验的北京市民吴丹告诉记者，她给女儿在美国购买的衣物以及日常用品，一般价格比国内专柜便宜30%左右，人民币贬值后购买的境外商品价格就会随着提高，再加上运费，“海淘”优势就打了折扣。“毕竟‘海淘’费心费力，国内购物更省事，还可以试穿。”
对于孩子在外留学的家庭来说，负担将会增加。中国银行的一位业务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天兑换美元的人有所增加，但并没有预期的多。
在赵庆明看来，目前的人民币贬值对个人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金融资产的管理上。对于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来说，要注意不要把资产集中在单一货币上，可以适度增加美元资产。
除了个人生活，人民币贬值客观上将对进出口企业产生影响。央行此前已经明确否认人民币贬值是为了刺激出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指出，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百分之二、三的贬值不可能对出口有太大的刺激，但对稳定出口客观上有一定的帮助。
招商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张一平表示，纺织、家具制造等中低端制造业从人民币贬值中将有所受益。
人民币汇率贬值，应该如何应对？年轻白领小陈因为计划出国旅游，担心人民币继续贬值，已提前兑换了1万美元。“如果消费者短期内要用到美元的话，可以考虑尽快兑换。如果是长期用的话，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短期震荡后人民币汇率将会达成新的均衡。”中国银行的一位业务员建议。
此外，不少人出国喜欢刷信用卡购物，如果人民币升值，延期还款能够少还点钱。但如果人民币贬值，那就不如提前还款划算了。
而对出口企业来说，不能仅看到人民币贬值带来的短期利好，而是要看到汇率波动的风险，主动加强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企业应树立正确的汇率风险意识，积极管理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要正确认识汇率避险工具的作用，不能把汇率避险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应作为管理风险的手段，对外汇敞口进行适度套保而避免过度投机。
转基因食品
是否安全谁说了算
■ 杨建顺
“国内转基因能研究不能生产的局面有了破解口……有多个转基因抗虫玉米品种正在进行申请安全证书的冲刺。拿到安全证书以后，如果顺利通过品种审定，就可进入产业化种植。”这条消息足以让转基因支持者为之振奋。和其他转基因研发的举措一样，这条信息也招来转基因反对者的抨击。在“反转”呼声不绝于耳，且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不信任的背景下，政府有关转基因的抉择显得底气不足。
转基因技术与从前的品种改良在根本上的不同，在于其从最初就瞄准了目的基因，且可以将完全异种的生物基因进行转换，使微生物的有用基因导入生物。转基因生物不能直接投放市场。转基因玉米等转基因植物能否最终进入产业化种植，取决于其转基因安全性是否得到保障和确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转基因可以说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新技术、新的产业”。而新食品安全法则增加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该法也对未按规定进行标示的设置了罚则。这就为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经营设置了法定义务，也提供了法律支撑，也设置了相应的适用规范。
实际上，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有严格的程序，然而，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本身具有较强的不确实性，加之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不到位，导致转基因领域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很多科学家不出来说，说了也没几个人听，而非科学的、名人的话谁都听，结果公众很疑惑”的现象在所难免。农业部官员认为，转基因安全有定论，即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但是，在黄乐平诉农业部转基因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中，农业部的观点似乎缺乏这方面的信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部只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审批，对进口数量没有审批权限，也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实际上进口数量属于市场化运作，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掌握具体的进口数量。
为建构让消费者放心、安心、可信赖的转基因食品监管机制，应当在转基因生物进口规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种植等重大决策的程序完善上狠下功夫，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不能是个人说了算，而应该是专业的权威机构说了算。农业部官员的该论断有道理，应当予以支持。对政府的举措一律持反对排斥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仅有“权威机构说了算”还不够，还要搞好公众参与，切实做好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如此抉择，就没有必要避讳政府信息公开了。并且，从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的角度考虑，应当做好宣讲工作，让消费者充分了解转基因生物。
风险是新技术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而转基因生物的风险管理还包括其对环境、生态系、农业经济的影响。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强调“权威机构说了算”“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和把关”，又要注重建立健全风险交流机制，导入利益衡量机制，将该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可能性)与不利(风险)进行综合比较。为确保风险交流机制的实效性，“要让正反意见客观呈现”，创造该领域的专家与各相关方面人士“以对等的立场进行讨论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