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经济增速的放缓；第二，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凸显；第三，收入差距的问题亟待解决；第四，二元结构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应对四大挑战？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进入到一个新的新供给时代，应当由中国制造加上中国创造，加上创业，加上创新，把企业的市场供给和政府的制度供给合在一起去应对挑战。
■ 金海年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控股首席研究官
本文从科技创新作为根本源动力的角度来论述经济发展的问题。
首先，众所周知，当前的中国经济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速的放缓。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劲儿有些不足；另一方面是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存在缺失，原来粗放型的增长的模式需要改变；再有是由于内外部经济以外的一些综合的压力导致。
第二，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凸显。柴静发布纪录片《穹顶之下》，将社会对污染的关注推向高峰。对大气、对水、对土壤的污染问题，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和谐发展的矛盾，同时，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承载力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不仅是中国所面对的，也是全球都会面对的矛盾和挑战。
第三，收入差距的问题亟待解决。收入差距本身应该也需要存在，但差距过大就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根本的解决需要依靠市场本身博弈力量的均衡，而现在这些力量是不均衡的。同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仍很不完善。在国际产业分工方面，中国还偏重于制造这个环节，在创新等增值较多的环节还处于弱势地位。
第四是二元结构问题。城镇化仍在途中，农业现代化亟待实现。这两个方面既有内生原因，又包括外部因素。
从根本上看，经济增长的源泉源于创新，这也是新供给学派的理论根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量来自于供给一侧，是因；需求是被动的，是表象、是果——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供给，而需求管理往往在危机等非常态时刻才发挥主导作用。供给一侧一方面是量的增长，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包括科技的创新、流程的创新来提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个质的突破，对于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的颠覆性的创新。
在此，我们提出新的一个概念：GIP（国民智力总产出：Gross Intelligence Production），经济增长的源泉源于创新，创新的产出源于社会智力资源的投入，GIP就是衡量社会智力资源投入产出的指标。社会智力资源产出（GIP）与劳动力的人口比例、就业率、教育指数、财富创造指数（生产力水平）和创新指数密切相关，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如果我们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上，就能看到社会财富不仅来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商品供给，还包括第四产业——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事实上政府的产出推动全社会带来巨大价值，还有第五产业（非盈利社会组织），包括一些公益性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在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所有这些产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源于社会智力资源的投入，而社会智力资源的投向受到社会价值导向的引导，一方面是物质价值的导向，它改变了回报的水平，激发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好的生活，提高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是文化价值的导向，改变人们的动机，使幸福有更多、更清晰的内涵，更好地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的需求特点，从较低发展水平时的生存安全的需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更多追求社会的尊重、认可和自我实现，社会价值导向决定了社会智力资源的投向和产出效率，与法律政策等有形的制度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的发展。
当前已经进入到大分化时代：
在全球角度，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在发生新的分化，发达国家经济在危机后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在放缓。
在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分化，2015年前两个季度连续的数据表明，我们第二产业占比较快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三产业上升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就是能耗下降，第三产业一般比第二产业单位能耗更低，对于资源以及承载能力的压力降低；第二是治理污染的空间扩大，由于能耗下降也带来环境污染方面的影响改善，第三产业对于环境的压力一定会比第二产业要轻一些；第三是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工资的提高会因工业生产效率的瓶颈遇到限制，但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尤其一些高附加值的智力产业，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
中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因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发生质的分化。需求从最基础的消费不断提升，更注重质量和档次，进一步扩展到旅游、文化等高端层面，这些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劳动力供给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分化。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已连续三年下降，劳动力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进一步从农村向城镇、在欠发达和发达地区间转移。如何提高劳动力人力、智力资本的产出，是供给结构面临的一个核心课题。
资本供给结构也在发生分化。长时期以来，企业融资以信贷为主，造成中国杠杆率的持续走高，利息支出已经对企业利润造成较大的侵蚀，股权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而股权融资渠道的发展严重滞后。如何加快发展和开拓股权融资渠道，建立和完善更多层次的资本体系，是改善资本供给结构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创业创新的必要前提。
自然资源是供给生产的重要要素，其供给结构也在发生分化。资源需求根本上来自人口的增长，中国大量的人口规模带来很多资源的压力。所以，需要资源供给的创新和转型，一方面需要寻找新资源，另一方面需要绿色资源的供给。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以煤为主，短时间很难根本改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长期课题。
再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的企业组织全球化和产业的国际分工正在经历新的阶段，人民币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去年我和姚余栋所长一起提出了中国文化全球化融合（Chinalization）的概念，不仅从经济角度，还要从文化角度认识这个全球化的进程，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新的历史时代。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两个趋势：一是市场的趋势，一是制度的趋势。我们提出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PPP方法论（Private+Public=Potential），有市场、有政府相互结合的共同趋势，会造就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趋势。只有市场没有政府制度的支持，往往会被压抑和限制，市场的潜力就不会被体现出来；只有政府的引导，又不符合市场的趋势，往往又是短期的行为，不会长久和持续。只有这两方面很好的结合，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会把所有的潜力释放出来。
这次演讲的一个重点是未来科技和市场发展的潜在趋势，我试图用一张图系统性地把人类未来科技发展的创新方向体现出来。有的人会谈互联网，有的人会谈生命技术，这些多种多样的科技方向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内在联系？我认为基本的主线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善和生存方式的改善两大方面，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善，这三个方面的改善是未来创新发展的总趋势。生存方式的改善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来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来决定的。
人的交往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改变了文明记载和传播的方式，事实上它跟原来纸的发明是有一样的重要性，甚至比纸的传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还重要。
生存方式的改变主要包括对于健康和寿命的改进。机器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四肢、甚至大脑进行的延伸，智力和意识的研究也对人的生命形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生存方式的改变会带来很多科技的革命。
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三个方面的改善就会体现在衣食住行和能源五大方面，未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创新发展大致都会沿袭这样的系统路径。
因此，综合以上的市场趋势分析，结合政府的制度方向，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新供给时代，中国制造加上中国创造、创业和创新，企业提供市场供给，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以此应对当前的四大挑战，中国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将通过资本市场的建设来促进这样的转型，需要把握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需要应对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挑战。
在这样的新供给时代，为支撑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为支撑从制造到创造、从创业到创新，在中国必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体系，让资本市场能够为已经建立和即将建立的几千万家企业提供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支撑，正如美国的风险资本支撑了硅谷的创业创新一样。
创新创业是中国人的梦想，生活的改善是中国家庭的梦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是整个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需要翅膀才能腾飞，才能实现，我们希望这些梦想可以插上资本的翅膀，一定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