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孙成民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曾担任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他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中一个重要时段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知情者。
令人感动的是，四十年来他的知青情结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愈加浓烈，化作了他立志研究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不懈动力，并成为了四川知青史研究专家。十多年来，无论是酷暑烈日，还是数九寒冬，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查阅资料、搜集资料。目前他已经搜集了上千万字的史料，大量的图片和实物。与目前以知青上山下乡为题材的多如牛毛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口述回忆不同，孙成民是以学者的眼光、以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现象。他的目的就是撰写一本《四川知青史》，详尽、真实、全面地反映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那个时期的这一特殊事件，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
2010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四川省社科院图书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孙成民打开了记忆的阀门，披露了他的知青情结和十多年来研究“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程。
■ 口述：孙成民 采访整理：张家钊 黄泽勇
三弟兄都是知青
问：很早就知道您有知青经历，难得一摆，请您谈一谈刚下乡时的一些情况，好吗？
答：我是1969年12月从开江县城下乡到这个县的红岩公社四大队三队的，是当地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学校没上课，老三届学生有的在社会上冲冲杀杀，有的在校闹革命，有的在家闲耍等待就业。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令后，城镇开始了动员，我就第一批报名下乡插队落户了。当时想法很单纯，根本没想到下乡后能干多久、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些问题，只是想到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应该响应，而且下乡总比待业等待要好。就这样简单。
我家三弟兄，我是老大，是开江中学初67级的学生，当时18岁，大弟成政是初68级的学生，才16岁，小弟成宪还在读小学。我是与大弟一同下乡到同一地点插队落户的，1973年9月他考试加推荐到了东北工学院读书；小弟1975年8月也下乡到我所在的大队知青队，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我在农村共呆了近10年时间，到1978年6月才算正式离开农村。
我插队落户的红岩公社位于开江县城和普安镇之间，属浅丘陵地区，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在当地还算中等吧。到了生产队，社员对我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陈姓社员家中，他们的房屋本来也不多，但几弟兄分家后留下的堂屋只是堆放了些杂物，因此就腾出来给我们居住。这是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安放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方桌子、两个凳子、一个便桶，有一个装粮食的柜子，还有就是社员给打的一口既能烧煤又能烧柴的灶，这就是我们的家。在这里住了3年多时间后，生产队在邻近新宁河岸边为我们新修了一间房，加上原抽水机房，大约15平方米面积，这样我们的居住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参加农业劳动这是必须过的“第一关”。首先是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对犁田、插秧、薅草、打谷等活路不懂；其次是劳动强度较大，一天干上10多个小时这是常事。这些，我觉得倒都不要紧，不懂就请教老农，边干边学；年轻体强，劳累一天后睡上一觉就没事了。最让人不适应的是，单身插队的知青收工回家之后，还要自己作饭。特别是到了“抢收抢种”季节，一般是早上5点就出早工，上午9点才收工，半个多小时后又得出工；下午不到天黑不会收工的，收工后还得分粮食、扛柴火等。回到家后，本来就饿得发慌，又精疲力竭了，还得手忙脚乱地做饭吃，经常是晚上10点后才吃晚饭。幸好我们是两弟兄在一起，分工配合，做一顿饭吃一天，也算减轻了一些家务。
当时一个全劳动力一天评10个工分，我第一年评9分，大弟8.5分，这一年我们出了满勤，另外还加上从城里挑粪下乡交给集体计算的工分，我们两人共做了4200多个工分。由于下乡的第一年，国家对知青每月供应贸易粮35斤、肉食1斤、菜油4两，知青还可在下乡安置费中每月开支6元生活补助费。年终分配时，我们除扣出大春口粮分配的支出外，还分得现金60.40元。当年能做到自给有余，我们非常高兴。用第一年的收入，我们特地买了一台价值42元的“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农村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每天通过收音机获取外界信息这是我们当时的最大乐趣，这也成了不少社员愿意到知青家来坐一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能与当地社员增进感情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个收音机，我们用了5年，一直舍不得丢。
除了参加劳动外，在1971到1972年间我们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农业科学试验活动，主要是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良种良法。在自制土化肥“5406”和土农药“920”试验中，从菌苗的接种到营养基的培育，从试制成功到大田对比，都是开江县搞得最好的试验基地之一。我们在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上分别进行了多项对比试验，效果十分明显，穗大粒多、结籽饱满，平均增产20-30%。县、区、公社多次来队召开现场会并组织参观学习，我也多次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第一次感受到了“知识”在劳动和科研中的价值。
插队的收获
问：在农村插队，您感到收获最大或最深的是什么呢？
答：要说最大的收获，要算经过这些年的劳动实践，使我了解了农民、熟悉了农村。这不仅是因为我直接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掌握了农业生产基本技能，而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最基础的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切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可以说，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个人来讲，最深的收获还是自己从下乡开始就没有放松过学习。前面我已说到，农村活路是十分繁忙和艰苦的，但是再忙、再苦、再累，我都努力坚持每天自学1个小时左右，基本上从未间断过。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天晚饭后、睡觉前，一般是晚上10点半以后；再就是利用农闲时的下雨天、逢场天抓紧时间学习，只要不出工也都是我的学习时间。1971年8月，我母亲病逝，这之前我和大弟还常回家看看，但至母亲去世后，父亲住在学校，我们回家的时间就少了，小弟当时已读初中，家中无人，他也常利用节假日和周末到乡下，帮我们煮饭，与我们共同学习和劳动。
当时本来可看的书籍就不多，我们带到乡下的也主要是几本政治理论的书籍。在1970—1972年期间，我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其中还精读了部分文章；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后来还配合辅导材料自学了一些马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这些书都是我父亲在下乡时和后来送给我们的。我父亲是开江县任市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师，我母亲也是开江县城关小学的教师，他们一直对我们要求严格，主要是要我们好好读书，强调掌握了知识就会大有用处的道理。在“文革”的一段时间里，学校不上课，当时我还没下乡，父亲就在家给我们讲授一些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讲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由于有一些基础，加之对学习这些书籍也增添了一定兴趣，因此我在农村自学这些内容也还是学得进去的。
不光是学习，还要写读书笔记和学习体会。每天晚上，我都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和读书笔记，从下乡第一天到离开农村时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写有日记，共近20本，约60-70万字。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真实地记录了我下乡近10年的经历，记录了我这一段时间的很多感想和体会，它是当时原始心态的自然流露，也可以说它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情反映，它是我个人知青经历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浓缩反映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点点足迹。这些史料，实录了我的青春脚印，记载了我人生的重要时点，它伴我走过了40多年，其间虽经多次搬家，但我至今保存完整。
再就是学习初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由于“文革”的耽误，我和大弟初中的课程都还没学完，就下乡了，正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同时也带上借来的数理化书本到了农村。首先是把初中还没有学的课程全部学完，并巩固这一阶段的知识，然后就是有计划地自学高中阶段的课程，在1971-1973年期间，我们两弟兄靠着刻苦钻研和互帮互教的精神，硬是自学啃完了高中的数理化课程，特别是在数学上做大量的习题。1973年全国大中专开始招生，大弟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后来因张铁生交白卷，使得考试成绩仅作录取的参考），加上他在农村的突出表现，被推荐招收进了东北工学院无线电电视专业读书。这一年大学招生，各级也推荐了我，但我没有去，继续留在了农村。
在农村艰苦的劳动之余，我没有放松学习，坚持日积月累，这对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也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
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
问：您能分段回顾一下个人的知青经历吗？
答：好的。从1969年12月下乡到1978年6月离开农村，我的知青经历共有9年半时间，可大致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从下乡起到1973年3月共3年多时间。这一段主要是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搞农业科技试验、办农民夜校、做大队理论辅导员等，各方面都积极努力，踏实肯干，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社员们的普遍赞扬。确实，对知青来讲，劳动出勤多，能吃苦耐劳，能与社员打成一片，能做一些推进粮食增产的科研活动，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社员们都会看在眼里，就会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可。
1972年6月，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这样我接触的事就多一些了，不仅要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参加大队会议、组织活动等，当时团支部搞得多一些的活动，主要是建立青年农科小组，组织农业科技试验和推广；组织青年突击队，搞生产竞赛；办农民夜校，开展扫盲工作；组织文艺宣传队，开展巡回演出等。由于表现突出，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县先进知青代表大会并作了大会发言，参加了县和地区的团代会并在大会上交流经验，还分别当选为团县委委员、团地委委员。
从1973年4月到1976年8月是第二段。从下乡开始，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递交了3次申请书，1973年4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入党是个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是我下乡之后的新起点。这年8月，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2月又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这时的我，既是知青，要参加农业生产，靠劳动评工分，又是农村基层干部，要从事公社、大队的一些领导工作。因为我不脱产，所以我在公社党委主要分管共青团和知青工作，重点分包我所在大队。我经常白天劳动，晚上走村串户，打着手电走田坎是常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所在的大队1974年粮食亩产超800斤跨过了“农纲”，1975年粮食亩产超千斤，并一直保持着全县先进大队的称号。在知青安置工作上，我所在大队率先进行集体安置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1975年全公社实现了集体安置，建立了10个知青农科队，成为省、地、县知青安置教育的先进典型，全省各地前来参观和取经的人员络绎不绝。
当时，各级党委对我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和实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多次受到省、地、县委的表扬和奖励，其中在省委1973（92）号文件中得到点名表彰；多次参加省、地、县团代会和知青先代会并作过大会发言，其中在1975年11月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上，我与孙传琪、巫方安、梅耀农等一起被四川省委树为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标兵。
在这期间，我还先后担任了开江县委和达县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四川省委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兼省革委知青办公室副主任。除参加地、县知青领导小组相关工作外，还重点参加了若干全省知青工作重大会议和决策调研等工作，如1973年8-9月参加省“两委”知青工作会议，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政策制定工作；1974-1977年多次参加全省知青工作会议和各市、地、州知青办主任会议，研究部署知青动员安置教育工作；这期间还多次陪同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到重庆、达县、乐山、宜宾等地调研，进一步研究落实统筹解决的政策措施和总结集体安置的经验等；1975年前后有近半年时间在省知青办协助工作，为相关会议作准备、拟写动员宣传提纲，以及筹备四川省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如撰写“倡议书”和经验交流材料等。这一段的工作经历是十分丰富的，它让我开阔了眼界，也使我增长了才干，无论是参与省、地、县知青领导工作，还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我都始终是一个知青，都始终保持着通过劳动拿工分的农民身份。
第三段是1976年9月到1978年6月期间。尽管我在省、地、县知青工作部门都担任过一定职务，但都没有脱产。1976年9月，我担任了红岩公社党委书记。作为一个知青，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职务这在全省也是很少的，当时我刚过25岁，在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况且我所在的公社一直是全县的红旗单位。身上的担子重了，工作压力很大，但我的知青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户籍关系仍然在农村；我住进了公社为我安排的寝室，同时我在四大队知青队仍然保留原有的住房，两边都可以住宿，方便工作和劳动；主持公社的全面工作后，我不可能再长期蹲在知青队劳动了，国家每个月给我补助35元钱，我可以拿回知青队评工记分，参加队内的分配，也可直接作为工作期间的生活费，我的办法是二者的结合，即参加知青队的粮食分配，用所发的生活费购买粮食，再换成粮票用于我在公社和外出期间的用粮支出。从这以后，我已经不是完全意义的不脱产了。我也参加劳动，但不再是在原大队和知青队劳动了，而是劳动在全公社10个大队、91个生产队；我的劳动已经不再是直接挣工分了，而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务工作。
我所在的公社地处县城和普安镇之间，工作十分繁杂，“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就总揽全局、条快结合、分工负责，抓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点。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农业学大寨，虽然“一大二公”的体制性弊端已经凸显，但各项工作仍在传统思维及管理方式上惯性运行。我与党委其他同志一起，从加强劳动管理和经营管理入手，作业到组，展开竞赛，定额管理，合理计酬，全公社的生产管理水平一直走在全县前头。1977年全社粮食产量达到1121万斤，比上一年增产35%，成为全县第一个平均亩产超千斤的公社，多种经营收入比上一年增长45%，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7.5%。1977年，我们公社被分别评为达县地区和四川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我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在两级农业学大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当然，农村工作也是十分复杂的，各种纠纷矛盾不少，我很少呆在公社办公，而是一有空就到大队和生产队，到农民家中去坐一坐，或调查研究，或帮助解决问题。全公社干部和社员都知道我是知青成长起来的干部，没有当地的地缘、血缘关系，没有过多的偏见，做事还较客观、正派，因此对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愿意对我反映，我都尽力尽快帮助解决。当时解决得多一些的问题有邻里纠纷、分配不公、计划生育、孤儿抚养、五保户照顾等问题，以及干部作风粗暴、侵贪集体利益等问题。
这期间，公社党委书记是我的实职，我仍以农村工作为主，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基层岗位上度过的。至于说在省、地、县还兼任的职务，1976年10-11月我作为省知青办副主任参加了一期省委党员负责干部轮训学习，而后在省知青办公室工作2个月，先是协助分管宣传教育，后又协助分管动员安置等工作。由于实职在身，责任重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我回到了红岩公社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从此以后，除了上面有会议通知参加外，其余的社会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也使我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农村基层领导工作。1977年12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出席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还被当选为新一届省革委委员。随着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和知青大返城的洪流，1978年6月经上级批准，为我直接办理了转为国家干部的手续，户口也由农村迁到了城镇。不久，我当选为共青团开江县委书记。
“知青情结” 由来已久
问：您当知青近10年这是很不容易的，经历的事情也很多，您准备如何来抒发自己的“知青情结”并对后人以启示呢？
答：我确实有较深厚的“知青情结”。我现在已有41年工龄了，其中有近1/4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我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农村，我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是在知青时期度过的，知青经历对我个人的影响确实很大，它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培育了我奋斗的基石，酸甜苦辣、艰难曲折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知青情结”如要浓缩到一点的话，那就是要写出一部反映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历程的书来。其实，这一考虑和想法已经由来已久。1996年2月我经过公选招考到省社科院担任副院长以后，这一想法就开始萌生了。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岗位，使我跳出了有过18年之久的地、县工作繁重复杂的事务圈子，沉积于心底的“知青情结”油然而生；从“半路出家”搞科研到评上研究员职称，使我对崇高的事业更加尊崇，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沉，心底的“知青情结”更加升华。
我曾经是一名知青，是一名有近10年“知龄”的知青，知青岁月难忘，对这段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我既亲身经历又耳闻目睹，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写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我曾经是一名知青工作者，是一名在省、地、县知青工作领导岗位工作过的知青工作者，知青工作经历宝贵，我参与过一些全省知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解一些四川知青工作中的重大事情，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写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我现在是一名社科研究工作者，是一名有着浓厚“知青情结”的社科研究工作者，对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我来说，挖掘史料是为了以史为镜、资政育人，再现历史是为了总结过去、昭示未来，我感到，我有使命去写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义务、责任、使命，促使我去探求新知，去撰写《四川知青史》，为谱写当代四川历史增添一砖一瓦。
再现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的全过程，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这一段历史，早已成为我孜孜不倦的追求。到社科院工作后，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和专业研究之余，我没有放弃对四川知青史料的广泛收集，做到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不论是节假日，还是集中休假期间，我都充分利用。在酷暑，穿着背心、短裤的我，汗流浃背地独自遨游在图书馆的资料收集中；在寒冬，穿上棉衣、戴着手套的我，挤上公交车到档案馆去查寻浩瀚的知青史料。现在，我已积累了各种有关知青的资料上千万字，并已将其中部分重要资料进行编目、归类和存档。这些都是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一页一页地翻阅、筛选得来的，也是一字一字地摘抄、打印出来的，十分珍贵和难得。与此同时，凡是涉及知青的书籍，不论是书店的还是地摊上的我都买，还搜集了一批反映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回忆录、文稿等原始资料。这些，为我深入挖掘四川知青史料打下了重要基础，也为撰写《四川知青史》作了一些必要的资料准备。
尽管经历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个人留存的有关知青史料也基本没有散失，如在农村写的日记、发言材料、工作笔记，以及劳动照片、会议代表证、奖状奖品和各种报刊剪集等，都是我的永久记念。我夫人也曾是知青，她很支持我写四川知青的历史和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她是重庆人，1969年5月下乡到邻水县农村9年多，曾作为四川知青代表出席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她这方面的资料也是较丰富的。
开展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完成《四川知青史》这部宏篇巨著，已经成为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这不仅是“知青情结”的使然，更是义务、责任、使命的必然。我深知，完成这一部著作还有很多的难度，但我会一直努力的。
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段
问：您能分阶段地谈一下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些情况吗？都有些什么特点呢？
答：好的。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底前后，即从四川团省委发动和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算起，一直到1981年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结为止，前后持续了25年多时间。我认为，可以把这25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梳理思路。
第一个阶段即从1955年下半年起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这一期间。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这年8月底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欢送全国第一支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时作了《向困难进军》的极富鼓动性的讲话以后，四川各级团委积极响应。
1956年初，重庆、成都、合川、泸州、屏山等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边疆、山区垦荒。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推进，全省教育事业加快发展，但仍远不能满足中小毕业生升学的需要，1957年5月四川省人委发布的《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工作的指示》，全面阐释了对中小学生升学就业问题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从精简下放干部充实农业第一线，到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立业，成为当时工作的重要内容。
196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发后，四川迅速掀起了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热潮。1964年5月4日《四川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一条广阔道路》的社论，报道了李敏其1961年由城市到农村、由大学生到公社社员的事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成都市11中高63级毕业的孙传琪、巫方安于1963年12月底自愿离开大城市到凉山落户当农民，为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到农村树立了榜样。
在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安置方式上，一方面，全省较普遍地实行了小集体插队或成组集中插队方式；另一方面，积极在山区建立社办场集中安置城镇知识青年；在最初安置时也组织了部分知识青年到国营农林渔场去落户。在这期间，全省动员组织城镇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共7.2万多人，其中集体插队落户方式安置6万多人，社办场安置1万多人。这一阶段的动员组织工作，从总体上看是正常的，国家将下乡上山作为知识青年就业安置的一个重要途径，动员工作强调自愿原则，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去。这一阶段的时间界定在“文革”以前，它标明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与兴起。
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止，这是第二个阶段。这实质上是指“文革”中的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
以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指以此时点为基准往前追溯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革”的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全省已经下乡的知青也大多从就地闹革命到返城“造反”，与此相对应的是，坚决制止经济主义倾向，动员知青返乡“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上山下乡方向不动摇。这一时段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程虽然一度被“文革”的狂潮所淹没，但它却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足迹，它蕴藏着新一轮狂飙的蓄势。
后一段是指以此时点为基准往后延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止。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当年的红卫兵“说走就走”，四川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69年底全省“老三届”毕业生大多到了农村，到1971年底全省动员知青下乡人数就达66.2万人。上山下乡高潮过后潜伏着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显现，如知青生活困难特别是不能自给问题突出、知青安置特别是住房问题甚多、迫害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现象严重等。1973年8月，四川召开“两委”知青工作会贯彻毛泽东给知青家长复信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激化，进一步推动着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进程。这期间的知青安置，也经历了一个由分散插队安置为主到建立知青点集中安置为主，以及再到试办知青队（场）安置的过程；动员单位与安置单位紧密结合，也经历了一个由分片安置到对口安置，以及再到推广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的过程。在此间，一方面积极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学大寨作贡献，其政治色彩愈加浓烈；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宽知青招调病退回城的渠道，其下乡政策开始逐步松动。
从1969-1976年间，全省动员知青下乡人数共达到134.3万人，其中到云南支边知青4.1万多人；这些年通过“三招”调走或病退回城等知青共69.9万人，到1976年底在乡知青有64.4万人。这一阶段的时间界定在“文革”期间，它标明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与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指1977到1981年期间。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教育工作继续惯性推动，但其问题和矛盾愈益突出，如动员工作难度增大、知青生活不能自给成为顽疾，特别是1972年下乡的老知青婚姻问题更加凸显等。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四川在拨乱反正进程中初步调整了一些知青政策，在安定团结氛围中统筹解决了一些知青困难，如坚持集体安置方向，巩固办好知青场队；扩大选留范围，缩小下乡规模；尽力解决知青困难，逐步减轻农民负担等，为进一步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78年底召开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顺从民意调整知青政策，按照“四个面向”对城镇学生进行毕业分配，进一步缩小下乡范围；把知青工作重点从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置方面来，广开门路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在解决知青就业安排上，优先解决1972年以前下乡老知青的就业问题，采取条块结合进行统筹安排，放宽政策广辟知青就业门路。此时，云南支边知青“回城风波”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四川作为云南支边知青的重要动员地区，对这场风波十分关注，及时制定相关政策，妥善解决支边知青的实际问题，并优先安置农场知青返川回城，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作出了积极努力。与此同时，坚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全省在清理知青经费及处理离乡知青住房等物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结存经费统筹解决知青困难，妥善处理知青遗留问题，并建立生产扶持资金，帮助知青场队发展和建设知青就业基地。
1981年9月，省知青办公室正式合并到省劳动局。到1981年底，全省下乡知青已基本安置或返回城镇。这一时段界定在“文革”以后，它标明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整与终结。
以历史、辩证的眼光看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问：您如何评价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它探索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发飙于60年代末期，波澜于70年代前期，调整于70年代后期，终结于80年代初期。这场持续25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涉及四川150多万名知青，它在四川当代历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
要评价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发表见解，但要客观、全面地作出评价，也并非易事。就每一位曾有过知青经历的个人来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是坎坷也好，顺境也罢，也不论是蹉跎岁月也好，青春无悔也罢，它们都是这一代人宝贵的人生经历，都是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经历和记忆，以至感受或见解，就可谓之“知青情结”，只不过这种情怀被赋予了各有差异的内涵而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发展和终结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各有其背景和历史印记，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和认识不同阶段的问题。邓小平曾说过：“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用这样的思想来认识和看待知青问题，就会比较客观实际和符合史实。我认为，评价当代四川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既不能离开全国的大背景，也不能脱离四川的实际情况，要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唯物的态度去认识和看待这一重大事件。要从事件的内在矛盾中去把握其本质，从事件的外在联系中去探寻其趋势。
在评价四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不能忘记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因为它是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能遗忘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以解决知青就业安置为初衷的，因为它是中国式劳动就业之路的一次探索试验；不能忘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曲折过程中而逐步推进的，因为党和国家为解决好知青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不能忘怀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因为它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出这一代人为国分忧的重要篇章。对这一问题，我将在撰写《四川知青史》中结合丰富的史料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发。
(全文转自《当代史资料》2010年第2期。口述者简介：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整理者简介：张家钊，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黄泽勇，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