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6月30 日下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结合当前改革发展实际的《零边际成本社会》读书研讨会。参加此会的主要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国有经济深入改革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以及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中央党校报刊社和《经济学家周报》的有关专家学者。现刊发其纪要，以期把讨论引向深入。
■ 经济学家周报
■主持人：陈禹（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今天的讨论会主要围绕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今年的课题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我们想借此机会在小范围的深入交流和研讨。今天的讨论从这本书即《零边际成本社会》说起，由杨培芳和舒华英老师做主要读书体会介绍，很希望这个项目引发出一些有影响的成果。
我们在酝酿课题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看法和反思，这件事议论的顶峰是今年二月底在朗润园的会议，大家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传统的经济理论要不要彻底的改变，我们认为要改变；有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认为没有必要改，这个问题将来还会继续讨论。从这个视角引伸出第二个大问题，既然我们认为有必要改，那么怎么个改法，就需要从根本上来探讨，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念至少有不完善的地方，至少要重新思考。这里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方面。例如分工、价值、供需等等；然后就转到了第三个方面——这本书《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确实已经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理念问题，至于里夫金的看法到底怎样，待会儿杨老师会展开介绍。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能有一定的突破，我相信会对一些现实的政策问题提出一些新思路。
■杨培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新思路——读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几点体会。
据说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总理都很重视并推荐了这本书，作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里夫金，里夫金不是经济学家，他应该算是一个社会学家。30年前写了一本书在国际上就很轰动，有很多新思想。这本书出来以后，专门到中国来了一次，汪洋副总理还接见了他。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希望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的背景下，研究深入改革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究竟下一步应该怎么改，往何处改？前几年我们学会出了一本书《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也和经济学界、产业界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总的想法是要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年代，经济理论也要创新，否则就难以适应今天的经济形势。
《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我感觉很有意思，做了一些摘录，给出了一些简评，在座有不少人都有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这本书第一个带政治色彩观点，叫做“从市场资本主义到协同共享”。他既不说“协同共享主义”，也不说是“协同共享经济制度”，但是在后面他说“资本主义时代逐渐离我们远去，新经济体制将应运而生，就是协同共享”。市场资本主义对应的不应该对应协同共享，而应该是协同共享主义或者协同共享社会制度，但是他没这么讲，我们应该查查原文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又说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个问题他说得非常到位，但是也让人打个问号：这个预测有没有新理论支撑，能不能支撑得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里夫金认为主要就是因为“许多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几乎可以免费获得。结果就是企业利润开始枯竭，所有权概念淡化，经济稀缺逐渐让位于经济过剩”。前不久，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上学者们争论比较厉害，有人提出“信息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将来物质会极大丰富，什么都可以免费获得，各取所需。而传统经济理论一个重要假设就是稀缺经济，而信息社会是过剩经济，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里夫金认为“与通信互联网一样，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前期成本巨大，但是生产太阳能和风能的单位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和生产信息一样，投入固定成本以后，可再生能源几乎可以免费”。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企业的定价就是靠两条曲线，一个是边际收益，一个是边际成本。大部分的工业企业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边际收益是下降的，边际成本是上升的，中间有一个交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边界，或者说生产规模的边界，这一个典型的曲线。但是在某一些领域，尤其是在信息经济领域，边际成本不仅仅是趋近于零，而且可以等于零。电话开通了以后，你一天打一次和打一百次消耗的成本一样，边际成本就是零。边际成本为零最明显的是软件服务。过去你买一个软件可能还需要有个光盘，现在你在网上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十个人同时下载或者一万个人同时下载成本是一样的，软件公司没有任何成本增量。里夫金认为互联网进一步的普及，不但使得软件、数据信息边际成本趋于零，而且整个商品生产和服务，包括能源的边际成本也趋于零。我认为做为一个发展大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和免费还扯不上关系，因为还有一个庞大的固定成本需要有人来支付。
《零边际成本社会》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超越市场和政府之外，“我们习惯将市场和政府视为管控经济仅有的两种方式，忽略了两者以外政府和市场都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模型。一项对4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非营利共有组织运营支出达到了2.2万亿美元，有8个国家的平均非营利的支出占到了GDP的5%。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的持续补充，市场和政府就无法获得足够信任而发挥作用，然而人们还是将社会共有轻蔑地归为第三领域，好像没有市场和政府重要似的”。我为什么把这段话引出来，因为我们国内主流学者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还有没有第三只手？我早在2000年就提出，“网络协同”是“挽在一起的手”，里夫金在他的书里提出“互助之手”。
里夫金谈到，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句名言说“这不是你建的”！共和党的人就攻击这句话，里夫金是肯定奥巴马这句话的。“他说成功的企业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基础设施必不可少，包括电力线、油气管道、通信网络，道路，学校。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普遍的误区，认为所有的经济成功都归功于企业家的智慧”。究竟基础设施是不是公共物品，我们韩教授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基础设施是全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他这个地方，好像归为全公共物品，统统可以免费。
里夫金反对科斯的一些观点。大家知道有科斯定理主要就是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斯主张“自然垄断行业应该制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通过市场竞争收回投资获取利润，政府不应该进行补贴”。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自来水、电力管道、铁路、交通都是作为自然垄断行业的，有的是政府给企业一个垄断的地位，有的就是直接政府来经营。这些行业后来按科斯理论主张把它私有化，或者说完全市场化。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电信行业能不能完全市场化竞争？里夫金说“尽管科斯取得论战的胜利，但是事实上这种论调非常虚伪。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补贴，另外一个方面却对私营企业近乎以垄断地位从事公共事业的现象视而不见，大量政府税收补贴被这些企业收入囊中”。国际上类似的批评也很多，英国铁路私有化以后，票价提高了，但服务质量没有上去，企业照样亏损。显然里夫金是站在这一头的，他举的例子就是从2008—2010年天然气和电力获得了310亿美元，通信获得300亿美元，油气管道获得了24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我们一般认为美国是最市场化的，但是美国兰德公司有两个研究人员曾到我的办公室探讨基础设施领域的普遍服务问题。其实美国从克林顿到奥巴马都是强调基础设施要有普遍服机制，政府要给一定的补贴和政策优惠。我说，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机制，基本要靠企业自己去发展。他们说，“这样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还彻底”。我说，那你们美国还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我们是在很多应该市场化的领域比如没有市场到位，但是在许多不应该市场化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反而走向了市场化。
里夫金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互联网的所有者是谁？他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不多，大部分的资金来自数百万的消费者和纳税人。谁是互联网的所有者？每个人都是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尽管互联网的物理路由一些大公司铺设电缆提供了有线和无线连接，可是还有很多的非营利网络组织提供了内容服务，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的信息，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所以他认为互联网已经找不到直接所有者。
里夫金反对公共资源私有化。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主张“无线频谱资源私有化”。我国的手机用户达13亿，每部手机都占用一定的频谱资源，我国的频谱资源是有偿划拨，大约每个号码每年要收50元人民币。但是美国是拍卖给私人公司，很多国家也频谱拿来拍卖。
过去说频谱资源是稀缺的，拍卖才能更有效使用。但是现在通信技术也已经把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里夫金指出，工程师们证明，“即使频谱资源不是无限的资源，也是一种能够持续开发的可再生资源，使用成本也几乎为零”。
过去通信业内人士都知道，“有线资源是无限的，无线资源是有限的”。有线主要指光纤，成本下降很快，带宽可以无限，不存在稀缺的问题。但是移动通信3G和4G/5G，占用频谱越来越宽，就没有光纤的频谱那样富裕。但是无线频谱本身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措施，利用相位、频率调制和空间分割技术，可大大增加频谱复用度，所以无线频谱也不像原来那样稀缺。
里夫金认为，要逐渐“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实现网络协同的新管理模式”。对网络的管理正在慢慢的走向一种新的模式，而且“出现市场和政府对第三模式做出让步的迹象”。他可能是指国际互联网根服务器机构（ICANN），原来是美国政府控制的，现在要把它放给社会变成一个中立的机构。“市场和政府以外的第三种模式将发挥主流模式，协同共享模式已经登上世界舞台”。
关于网络中立的问题，我和舒华英教授都认为网络中立是方向，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力求早日实现。因为只有实现网络中立才能真正提速降费，让全社会享受更廉价、更快速的上网服务。网络中立包括释放闲置的频谱资源，以及接入带宽甚至还包括大数据平台，都应该无歧视地向用户开放使用。但是美国、中国的电信运营商都持反对态度，他们都想在上网流量上搞精细化收费。就好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谁多付了过路费，我就优先给谁放行，谁给钱少，就得在后面排队。
最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网络中立的议案，最高法院一旦通过，就不允许搞网络歧视。所谓网络中立，就是强调社会公平，既不是政府管控，也不是市场自由竞价。
里夫金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有权到使用权的转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核心讲的就是协同共享，里夫金认为“一切皆可共享”。举的例子就是汽车共享，这个大家都熟悉。我们国内搞快的打车，使私家车变成了公享出租车，抢了原来出租车的生意，搞得沸沸扬扬。最近据说Uber提了一个观点，我们根本不想毁掉出租车行业，我们的目标是干掉私家车！里夫金说，“汽车可以共享，玩具可以共享，家具、住房、花园、领带、时装、珠宝都可以共享”。有人要出席高规格的会议，可以租一个高级的领带，时尚女士也可租一个珍奇珠宝戴上，租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就可以了，没必要自己买下来。“成千上万的家庭将会清理他们不需要的财产，他们会发现我怎么买了这些东西？一些人开始置疑，不停积累财富的价值何在？协同共享将使所有权成为历史”。
产权应该是分成三个层面，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支配权，一个是使用权。现在学界都认为所有权在淡化，支配权和使用权在强化。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在初期阶段，主要的决策层就是股东大会，所有者说了算。第二个阶段大公司上市了以后，真正的决策层就是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长股份可能很低，甚至可以是没有股份，起作用的不一定是股份的持有者。到第三个阶段董事会也不起决定性作用，起作用的是监事会，监事会主要为社会负责。
里夫金提倡社会企业家精神，什么是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我们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里夫金说，“社会企业有三重底线：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企业营利。但是对社会企业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还是有不同的看法，非营利组织更信奉人与星球高于营利，环境和社会责任高于企业营利。不管营利和非营利社会企业之间有怎样的区别，他们好像正以多样化的方式靠近。社会资本在慈善资本和逐利资本两个极端起着关联的作用，需要思考的就是哪一种社会资本或者资本搭配最有效？如今社会企业家精神在营利和非营利企业之间的地位趋向均衡，未来几十年在协同共享的模式下，社会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倾向于非营利企业”。
我有几点简评：
第一点：我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有新思路
通过研读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我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有新思路。里夫金作为美国的社会学家，他提出了协同共享经济模式，与我们前些年研究的一些结论有很多重合之处。比如我们很早提出了“第三只手”，除了市场和政府以外应该有“社会协同”这第三只手，他在这本书提出了“互助之手”。我们很早提出来互联网时代需要“社会协同治理”，包括网络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包括社会上的不诚信、坑蒙拐骗的一些老大难问题，传统思路和方法不解决问题，需要通过网络破冰，来个社会协同治理，他在书里提的是“协同网络管理”；我们提出来“社会化的企业”，由行政化企业、资本化的企业，再过渡到社会化的企业，他提出了“社会企业”。
里夫金指出物联网的零边际成本规律促进协同共享的趋势，但是对协同共享的内部机理感觉研究的非常不到位，有些描述还是非常模糊的。尤其是免费共享的理论，到信息社会，什么都可以免费，信息共产主义？大有乌托邦之嫌。我建议把里夫金、斯蒂格利茨和纳什的新经济思想做一些系统的研究，理清一些东西，扬弃一些东西，找到我国下一步深入经济改革的思路。
第二点：里夫金的理论有三根软肋
1、边际成本定价是典型工业经济理论，里夫金将零边际成本的东西也按工业原则定价，得出免费结论，那么固定成本咋办？零边际成本的东西应该按固定成本收费，而非免费。他否定不了科斯的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理论。
2、创新还是回归？在第18页他写道：“资本市场受私利驱动，而社会共有受集体利益和与他人分享精神驱动。--我们正建立一个全球高科技平台，从而使这一悠久的体制重新焕发活力”。又说“农业社会，共有经济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模式”。难道里夫金的愿景是开倒车，类同于封建共有制社会？
3、里夫金最后倾向把公共物品还给政府，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凯撒的仍归凯撒，上帝的仍给上帝”，缺少新元素。他最后结论又提出“新经济模式将是政府、市场和共享的混合体”，但是他对共享机理的描述非常模糊。
第三点：需要深入研究几个经济理论问题
一是国有经济能不能跳出行政化和资本化的误区，能不能走上“党政引导、市场决定、社会协同”和新型“社会企业”的改革道路，通过在座各位一块来努力，有没有可能树起这样一个框架。
二是厉以宁最近也开始强调“社会人”和“第三类平衡”.大家都知道，我国主流经济者一直强调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理论，主张政府少管和完全市场化。但是厉以宁开始变调了，我们学会创始人乌家培老师几年前就提出“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观点。最近厉以宁也提除了社会人和第三类的均衡理念，除了市场和政府均衡以外，他所说的第三类均衡和我们讲的也不一样。这是否意味改革要有新思路在我国主流经济学者哪里也会形成新的共识？
三是产权明晰和淡化所有权是不是有矛盾？有人认为所有权淡化是不对的，将来不单是物质产品的所有权不能够淡化，而是包括信息和大数据的产权都应该明晰。比如平台企业掌握的大数据归企业垄断，还是归相关每个个人所有，还是联合共有？
四是免费是营销机巧还是经济模式，理论如何支撑？中国理解的免费是互联网思维里面的一个营销模式，或者经营技巧，真正的免费是里夫金讲的，就是政府买单老百姓使用，或者说是零成本免费，这可以继续的讨论。
建议我们经济信息学派能不能进一步深入的继续研究，在里夫金的基础上把协同共享经济机理做一些深入的挖掘，以及对“新产权理论”，“经济人转向社会人”，还有“网络并发多元博弈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力求有新的突破。
谢谢大家。
比特产品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非独占
■陈禹：谢谢杨老师，杨老师把这本书的一些要点提了出来，归纳出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咱们今天讨论会一个很好的开始。下一个请舒老师。
■舒华英（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我先就里夫金的这本书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我有一个感觉，里夫金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很多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有的地方就是把乌托邦的一些思想做了发挥，经不住深刻研究和推敲。我今天主要讲比特经济，比特产品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非独占，非独占就具有无限可共享性。换句话说在同一个时刻所有的人都可以共享，也可以分时段共享。如果说产品不能共享，或者说同一个时刻的共享，例如这个杯子我现在喝水，下一个时刻他拿去喝水，这也可以算是共享，但是这不是同时共享，这就是独占性的，在某一个时刻是独占的。既然是独占的，为了满足同一个时刻的需求，就没有办法做到共享，就需要生产很多的杯子，那么它的边际成本并没有脱离开目前理论经济学提出的所有理论和观点，都没有办法推翻。里夫金提出了通信能源矩阵，认为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代信息社会，通信能源矩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只不过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益也进行了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没有发生根本本质上的变化。从现在完全依赖于化石能源而转向生物能源，包括可再生的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等等，能源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获取的边际成本可以降的很低。但是有一个问题，首期的投入谁来出？如果所有的都免费，或者说接近于免费的时候，或者说都成为一个接近公共产品，把原子产品和比特产品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永动机问题。国家掏钱，国家的钱从哪儿来？都是很低的价格都不赚钱的时候，国家没有税收，没有财政收入，公共投入谁来解决？企业做到了共享的时候，它的钱又是从哪里来？这又到了欧文的社会里，找了块地封闭起来，大家在那里劳作，大家按照自己需要的进行分配，这是把社会学的理想和经济学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的概念。这是我读到第九章的时候，这里面出现的几个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当然了他讲第三次工业革命，社区网络连接更加分散，协同性更强的横向网络，这是未来的趋势，由原来的工业时代大集中进入到信息化社会横向的整合资源和分散，这是可行的。里夫金还提到高等教育向MOOC发展，人们可以网上进行学习。这里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基本的教育和后续的继续学习教育，他没有分开。
今天我报告的内容是“比特产品及其经济学现象研究”，为什么定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零边际成本，如果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问题，不论现在有多少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首先，我们从一个产品看，换句话说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看，从一个产品最基本特征、特性和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定价、交换来研究。为什么没有讲商品而讲产品，这里也有区别。商品一定是用于交换的产品，而且是有价值的交换，或者说以货币形式的交换。产品就不一样了，产品不一定是要进入到流通领域，不一定要给它赋予多少交换价值，所以我叫做产品。这些产品带来的经济现象是什么，这些现象又如何去解释，有没有相应的数学方式和数据的方法来描述它。
我们既处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又处在一个精神的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在很多场合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容易区分。任何事物分阴阳，分虚实两个世界。我们今天用的则是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所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原子世界的；而信息，包括人们所有的思维方式，所有文化领域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比特世界里。现在理论界没有人推翻这样的结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三基元。里夫金讲了通信能源矩阵，也是这样的观点。人类认识从初级到高级，首先认识的就是物质客观的存在，认识能量推动物质运动改变，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信息能够指挥引导能量物质的运动，而且自己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我们当初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沿用人们都已经用到的信息产品，而称为比特产品？我在书里有详细的介绍。信息产品可以物化，例如把书本说成是信息产品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本身的边际成本不为零，但是同样的电子版的书，即它比特化了以后，边际成本就可以为零了。
比特世界出现了悖论，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原子世界基本的定价理论，边际成本定价法在比特世界已不存在，或者说不适用。由于复制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在比特世界中资源不稀缺，原子世界里面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在比特世界中资源是不稀缺的，消费者被众多以比特形式的信息资源包围，资源稀缺性的假设开始动摇。供给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在比特世界里供给可以是无限的，供给曲线消失了。先进的技术，超低的成本，使得供给可以随着需求快速的变化。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一，或者说产销合一，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且是在同一个时刻。这与原子产品含义不同，并不是我在工厂当工人生产某一个产品，下了班以后我是消费者我买同样的产品，不是这样的。在同一个时刻，我们在制作比特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消费。
我们把原子经济到比特经济的变化做了归纳。原子经济中物质资源起决定性的作用，无论3D打印也好，其他也好，没有原材料物质你什么也做不成，这些材料都是需要的，而这些东西是有限的。但是比特经济中信息资源起决定性的作用。原子经济中劳动、资本、土地是生产要素，比特经济中知识、网络是生产要素。原子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分离，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企业与企业分离。在比特世界中产品和服务边界模糊，生产者和消费者边界模糊，企业与企业的边界模糊。供给不足是原子经济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比特经济则是需求不足，所以大家搞眼球经济。原子经济中边际效用递减，比特经济边际效用一定的时候是递增的。原子经济供给方规模起主要的作用，比特世界是需求方规模经济起主要的作用，无论从阿里、腾讯、百度都可以看出这样的现象。原子经济中垄断受到限制，比特世界中垄断会降低社会福利到垄断会提高社会福利。
我们没有采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虚拟经济学这些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想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剔除，专门找到一些它和其他不一样的、独特的地方，对这些问题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凡是一致的地方，传统的经济学都可以解释。
我们研究了比特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者，比特产品的价格形成基础和影响因素，比特产品市场的形成，发展条件，比特产品的市场特征，功能、结构和运营机制。我们也总结了一些规律。但是在这儿说明一下，有些事物在被比特化以后并没有将其本质转变，只是承载方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电子客票，电子彩票、股票等票证，没有改变原有的特征，只不过载体有所变化。
我们定义的比特产品是信息产品中的一个子级。信息产品也好，数字产品也好，既包含了实物形状存在的硬件产品，也包含以非实物形态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产品，采用比特产品这一定义，可以避免以上这些研究中定义出现的概念问题。我这本书里划分了几类的特征，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非物质性、非稀缺性，是具有复杂性的，易复制性，易传送。使用上的特征是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非独占性，有无限共享性。没有损耗，任何的实物产品都有损耗，而它没有。经济上的特性，消费规模的经济，价格的不确定性，对比特产品的不同使用者，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天然之别。软件的购买者买的仅仅只是使用权，某种程度上即使把版权什么都拿去，但是它本身产品的所有权依然在开发者那里。所以大部分的时期，它的权属是非完整的。还有一个就是比特经济外部性，这里包含了网络外部性和经济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和经济外部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比特经济外部性涵盖了两个概念，既涵盖了网络外部性，又涵盖了经济外部性。
比特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性，生产成本很高，复制成本很低，这是比特产品成本区别于物质产品最大的特性。在这个曲线里红线是比特产品，蓝线是原子产品。比特产品的平均成本是这条斜着往下的这条，最后不仅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总成本也是趋近于零。比特产品的需求问题，由于它本身存在无限可共享性，供求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特经济中价格对供求的影响很有限，需求方促使市场和产品的发展。随着供给量的增加，正反馈现象开始出现，消费者的效能增加，需求价格越来越高，厂商由于平均成本的递减，供给价格越来越低。厂商供应越来越多的商品，获得巨大的利润，产生爆炸式的增长。
比特产品世界中，定价是不遵照成本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或其它定价。定价研究里面的盗版问题，盗版现象是好还是不好，一个阶段可能盗版是好事，对比特产品来讲不是坏事，所以为什么后来大量的一些比特产品干脆在一个初期阶段，或者在一个低版本是免费的，鼓励你用，吸引你，这是和原子产品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效用上进行了分析，从净效用的方面进行分析。我们还没有研究完的问题是价值沟通的问题，对用户后认知价值的作用，以及如何定性分析。因为比特产品中很多都是体验式的营销，先有体验后有购买，这里价值沟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特产品的价值基础，交换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价值规律的思考，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是不是有意义？比特产品的交换价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是价值的表现。自然科学和创新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变的尤为重要，考虑到了比特产品的价值，必须得考虑更多的体现知识劳动贡献的问题。还有就是价值实现和分配的问题，交换过程中有去货币的交换，就是非货币交换，货币免费，微信和微博都可以称之为比特产品，所有的交换都是以非货币的交换方式来进行。这里使用者或者说生产者各取所需，使用者付出的是时间价值。我点了你，我看了你，我给你点赞，对你来讲我付出了时间的价值。但是我从当中我获取的就是必要的你这个产品对我的价值，所以说很多去货币的交换就不只是商品，不能按照商品来对待的。
比特产品的市场形态，比特产品有垄断性，是高投入，高风险的，尤其是平台类的比特产品有非常强的垄断性。包括我们现在的阿里巴巴天猫这类的平台产品都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一般形成垄断以后，后续只有通过其它更强的竞争手段和更高的投入才有可能超越，或者说技术上更加超越人家。这带来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市场有标准竞争和产品竞争，网络效应对标准竞争的一些影响等等我们都有具体的研究。比特产品是竞争性的垄断，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可垄断性，一个是可竞争性。虽然你垄断了，但是它依然是竞争的，这就是它的特点。我们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里有版权的问题，合理使用的问题。特别研究了比特产品的复制性，非商业目的的复制行为，还有商业性的盗版行为。
对比特产品来讲要考虑短期的社会福利，又要考虑长期的社会福利。盗版减少了厂商收益，降低厂商生产新产品的动力，消费者可以使用的产品数量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时期是下降。
还有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比特经济和原子经济生产对象是不一样的。原子经济的生产对象是地球上所有原子物质存在性有限资源。比特经济就是客观存在人类创造的信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作方式都会产生经济，这是客观存在的。在原子经济中是存在性的，在比特经济中是创造性的，是从无到有的。原子经济是循环的，从消费到人，原料到生产到产品到消费，一个是负效用，一个是正效用。比特经济中都是循环的，这是发散的。组合的，而且是级联的。经济关注点也不一样，原子经济中关注的就是资源分配问题，生产效率的问题，关注所有权的问题。在比特经济中，关注的就是创新和机会创造问题，还有机遇优于效率，关注使用权。我首先占住先机给你一个东西先用着，然后就不断的完善这就是机会大于效用。关注使用权，因为权属关系不是完备的，所以关注的是它最终能不能用，现在互联网上所有人关注的就是我能不能用，我怎么好用，我怎么可以用，这就可以了。至于你说到底归谁，这再说。生产比特产品首先生产的就是产品的原型，经过进一步二次的产品生产，还有三次个性化的比特产品生产，最后到产品消费。消费的过程中又回到了这样的过程，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消费方式中需要研究正本和副本的问题，比特产品和原子产品中第一和第二个是不一样的，正本和副本没有区分，我们想和国家出版总局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比特产品的正本和副本问题，怎样给它编码和加以区分，但是最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出现了搭便车的现象。
有几个主要的观点大家比较清楚，这两类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比特产品最基本的特征具有非独占性和无限性，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带来一系列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利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没有办法进行解释，所以我们想用新的理论进行解释。
里夫金的书里都是讲了大方向，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例如能源矩阵中，能源和原材料如何补充？原子产品有损耗性，补充的过程肯定就是需要新东西的，所以原子经济和比特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能把要素等同于产品，我们强调的是要素所有者关系
■韩小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零边际成本社会》和《比特经济》这两本书我的感觉共同的地方是都讲产品，没讲要素。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和产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研究国有经济也好，研究所有权也好，研究所有制也好，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的。无论是讲比特经济也好，还是讲边际成本也好，还是里夫金的这本书也好，都是讲产品的归属问题，产品的供给问题。其实产品是一个结果，是要素组合之后来做的，而我们今天关注的，包括这个课题要关注的，讲的所有权也好，讲了产权也好，或者说讲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也好，我们其实是在讲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品的供求关系，所以我说这是这两本书共同的地方。从产品的角度来看，舒老师的比较研究了比特产品和原子产品，而服务是什么？不是比特也不是原子，产品有三大类，物质产品、服务产品、比特产品，这是不同的产品种类。舒老师把比特产品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是独到的。里夫金的分析是从一般性的角度来分析的，分析了所有产品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从共性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想里夫金的分析和舒老师的分析可以看作一个相对宏观，一个相对微观，但是共同的缺陷是没有分析要素。把要素等同于产品，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统一成一个市场，利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我认为是错了，其实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我想在强调所有权弱化问题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要素所有权，是资本要素所有权的弱化，而不是产品所有权的弱化。产品所有权共享也好，独享也好，独占也好，是消费上的问题。里夫金的书，谁如果看的那么重，可以指导今天的什么东西，可能对整个经济问题的认识会走到一个误区。
“将责求利”和“大制造”（包括加工物质、加工信息、加工价值观）产业观
■管益忻（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这本书里强调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放在环境、利润之上，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发表过不下十篇文章，专门强调在责权利关系中责任的重要性。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企业应该从“将本求利”过渡到“将责求利”，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你让他尽了责任，那权利绝对不会忘掉的。但是，你让他先得利、权，那责任他负不负就很难说了，多年来，持久不衰的假冒伪劣满天飞就是例证。
讲到原子经济和比特经济，我想提一下我最近在哈佛大学同库泊教授对话谈到的“大制造”观点。我认为我们面前有三种制造、三种经济。其实，工业化是“三个加工”：一个是加工物质；一个是加工信息；一个是加工价值观。文化创意产业与既往任何产业都不同的一点，它受到全世界如此的重视，最突出之点在于它涵有着价值观的加工；它是一种直接同价值观融合进行资源配置的产业。加工物质大家很好理解了。今天，我们要高度关注的比特经济我理解的就是信息经济，就是知识经济、也就是ICT经济，这都是加工信息的经济。而不同于以上二种加工的文创产业是加工价值观的，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这里，特别应指出的是，既往的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价值观，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强调，马克思只是提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量的概念，没有讲质的概念，最主要的就是物化到产品中去的人的价值追求没有讲；而劳动价值和非劳动价值区别就是有没有人的人文追求。当然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一些内容间接的涉及到了，至少是我们这些后来人的理解和继承是不够的。
■陈禹：您说价值观的生产，这点现在涉及到的很少，尤其是讲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咱们的文化创意产业，计算方法和票房有问题。
■王俊秀（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
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非常大，美国硅谷分析家提出美国有1/3的人是做社会企业和文化企业的，这是有数字依据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里夫金定义是未来学家，不算是经济学家，他打动我的就是第一句话，他认为共享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这是第三种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系，这有别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我们要警惕另外一种趋势。原来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有反思。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全世界反思反思，对资本主义的前期进行反思。中国的胡适、梁启超都受到了影响，胡适这样大牌的自由主义者都受到了影响，后来整个中国就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所谓的改革都是改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危险是需要注意的，我们说资本主义不行了，反思到这个上面就麻烦了。张维迎的观点还是需要有适当的空间，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是对的，他们针对政府管制的很多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应当有适当的位置。
前一段发改委外包了一个价格改革的项目，准备2017年把价格全部放开，发改委说有几块不能放，一块就是自然垄断的不能放，一个就是网络垄断的，还有一个就是公益性的，讲了几个原则。有一个人提出，政府不管是改革，但是政府管了也是改革，就是在价格问题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和网络协同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除了市场和政府还有中间一块。
■梁春晓（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研究员）
关于协同和中间，在美国谈这件事情是右边往中间走，中国谈是左边往中间走。看起来都是谈同一个目标，但是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在美国谈这件事情，是在市场力量空间强大的情况下向中间的回归，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政府力量才是过分的强大，而市场力量不够强大。我们经常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就用，搞不好就相反了，都是中间，一个是从右往中间走，一个是右往中间走，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张维迎依然在美国强调这样的问题，那就过头了，而在中国强调这个问题就不过头。
《零边际成本社会》这本书中有三点很重要。第一，再一次强调了零边际成本，这肯定不是他发明的，很多年前就有很系统的阐述。《网络经济的指导策略》这本书已经有表述了，主要就是从产品定价的角度来谈的零边际成本问题。第二，共享经济。我这次到美国一个多月感受最深的就是Uber太方便了，它是绝对挡不住的，它最后共享的不是出租车的问题。第三，共享经济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机制乃至体制变革。这三件事情可以在一个脉络下谈在未来有相当强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共享经济一下子能够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关注，而且在实践上开始发展。有几个原因，第一，财富和资源已经开始极大的丰富。人类创造的财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已经是空前的巨大。如果说人均多少套房也是不少，但是分布严重失衡的。与此同时，我们再进一步依靠社会资源把财富再巨量增加有自然资源的瓶颈，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享，人类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中国平均每个人多少房子肯定很多。第二，边际成本极大的降低。第三，彼此之间的连接转化和共享成本也在大大的降低，这种降低使得原来不可能纳入交易经济活动一些微小资源可以进入经济活动。参加社会企业论坛我讲了注意力的问题，以前它太微小，把它转化成本太高了。现在看到免费的东西，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免费，但是你在利用你的注意力交换这样的东西。注意力，社会成本、认知等等这都是非常碎片化的东西，在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纳入经济分工范围里。现在小微企业贷款好就是社会资本利用起来，以前都是用不起来的。第四，社会责任和社会企业崛起，中国社会企业数量很多。
■杨培芳：互联网+已经把其他行业加了起来，所以这个趋势还是存在的，比如说3D打印。韩老师提到产品和服务，现在有几个缩写词汇，软件及服务、平台即服务、信息即服务，数据即服务、制造及服务。真正的生产这块比重越来越低，70%—80%都是服务业，这里面更多的就是生产服务。我们中国把服务的概念只理解为传统的商业服务，极不正常。你现在去郊区，农民割麦子都不是自己割了，找收割机为他服务。将来互联网+慢慢地向各行业渗透，可能都要转向新型的生产服务业。未来不单是产品要共享，而是生产资料也要共享，3D打印现在发展很快，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用于生产服务的公共平台。
■梁春晓：刚才谈使用权共享，未必是有所有权的模糊，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强的所有权不可能有一个很强的使用权的东西，这不是矛盾的。
■韩小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什么呢？要素和产品是不一个概念的，要素的角度来讲所有权是明确的，所谓产权明确是在要素所有权。物质资本所有权是弱化的，其它的要素所有权都是在强化的。
■梁春晓：强调使用权的共享，和强调所有权的模糊，逻辑上一点关系都没有。使用权的共享一定会进一步的促进所有权强化。
比特产品、原子产品应同时存在
■彭建国（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杨老师和舒老师讲得非常好，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谈几点自己的感想。
第一，比特经济在我们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但是我感觉比特产品和原子产品这是社会产品的两种产品。随着科技的发展，比特产品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不管发展到什么地步，原子产品也是会有的，两种产品都会有的。两种产品都会有的情况，两种产品的性质不一样，经济学研究的可能也会不一样。
第二，由于科技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推动制度的改变。
第三，我们今天做研究，就是想利用新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信息经济学会和国资委研究中心要搞一个课题，就是关于现在一些重大的理论创新问题。这些问题我感觉第一个就是很有必要，社会需求很强，现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我们探索了很多路径。我们讲三个自信，我们理论还是原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大原理是对的，但是马克思一百多年的理念拿到今天，科技发展了，理论怎么转化，肯定与现实距离有一点大。现在西方的那块也失灵了，金融危机说明他们的理论现在也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来创新。
现在党中央强调要搞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道路，提出了旗帜和制度，我们一定要有理论作为支撑。理论现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比较苍白，这个时候我们来研究这些理论特别急需，意义重大。不单单是有这个需求，而且也是有这个可能。研究中心为什么和信息经济学会共同研究这个理论问题，就是因为信息经济这个角度非常好。现在理论之所以要变革，就是因为我们科技的发展到生产力的发展，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进入到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所以我们从信息的角度出发，信息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这块可能是比较大的一块。很多的东西我们原来是梦想，很多东西现在都是现实。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是转型过渡阶段，不是原子产品为主的时代，也不是比特产品为主的时代，现在在转型交融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传统经济学也会起作用，新经济学也会体现作用，这样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计，可能是开拓性的，也非常有意义。从不同的角度拿出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出来有思路，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陈禹：我对翻译的词有一点不太理解，协作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这个词，翻译应该是协作公共，把这个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词恐怕至少从翻译上来说是有点不大明白。这里面乌托邦的味比较浓，书里和欧文的东西比较像。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春晓说了因为美国私有企业如此强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占领华尔街的情绪是一样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语境来理解。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经历了两个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确实非常值得总结。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打下很多基础不能否定，不然的话两弹一星上不去，今天说话都不会理你。但是很多人说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强调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吸引力，都喜欢往计划经济靠，所以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不断的来强调市场经济。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希望咱们学会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思维方式，我们能不能不限到这里面，别陷到不是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但是折中主义又最容易受到攻击。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就是提倡立场鲜明。典型的代表就是鲁迅，我们现在的理论讨论问题能不能真正的超越二元对立，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思路，能够把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有一个合理的协调。牵扯到了名字到底叫什么，我看到这个名字以后不是太满意，这个名字并不能代表我们设想的超越。
■梁春晓：把两个维度的东西弄在一起了，这需要再另外找一个维度，不要陷入市场计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要在这个维度里。
■王明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我理解里夫金所说的”collaborative commons”是指基础设施，一种平台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但是这个平台是谁建设的？以前的话我们觉得这种基础设施应该是政府来建的，而在信息时代，这个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是共同建设的，如在《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那本书中所说，在腾讯的开放平台上，如今已有几百万合作伙伴，数亿用户，很难讲今天的腾讯只是腾讯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建成的基础设施，这里有政府的作用，也有中小企业的作用，也有个人的作用。比如说大数据，每个人既是使用者，也是生产者。新的基础设施是协同建设和共享的，不是政府建的，也不是某一个私人企业建的，而是共同的力量形成的东西。
■杨培芳：出现了一个新的实体，原来的市场和计划经济都包不住了，而不是说我们理论超前了，是我们滞后了。新型公共平台企业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理论支撑。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很快，很快就要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在理论上不应该等着里夫金们都搞明白，我们在拿来用。
要树立“协同共享”新思维
■陈禹：丘成桐有一本书《大宇之形》，台湾人翻译的，是一本科普书，说他本人的经历，有一点像自传。讲了一个观点，几何空间的形状先于物理的定义，这个空间是平直的还是曲折的决定了这个空间的物理定义。这次在烟台的目的就谈这个，他们坚决地反对，他们说这都是数学家的意见。我看了以后有什么体会，我们说平面上两条直线不能相交，有平行性，但球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回事。丘成桐和杨振宁交流得出了六维的空间，微观的世界有六维空间，把很多的物理定义平衡起来。我的看法是，经济规律在人社会空间，人社会基本的理念和基本的结构是不是可以相当于空间形式，换句话说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中间，经济规律是会这个空间影响的。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变化，人的主意，今天的人和二千年前人的想法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之下它们的经济规律是不是也不同。环境变化的时候，文化变了，它的经济规律是不是有变化？不要试图找永恒的规律，这是我的想法。
■韩小明：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讨论市场和计划，其实背后是什么，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两种人的行为准则。
■陈禹：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
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
■韩小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遗传基因，我最早研究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为什么自由主义产生了罗马文化，就没有产生东方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东方的遗传基因，传统来讲背后贯彻的是国家主义的基因。到今天是东西方融合的问题，但是这两个基因怎样能够融合在一起呢，真正就变成了今天我为什么不愿意利用市场，或者说市场和政府对立，利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立，包含了文化传播的东西。西方人的看法和东方人的看法完全不同，表面上看我们都在讲一个东西，说这怎么可以不一样。但是当你理解它的时候就不一样，比如说西方认为市场或者说自由主义行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们的改革中市场是什么？是工具，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分析一下要发展怎么来做，其实在市场和政府，或者说市场和计划的对立中，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或者说抛开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扯，最后历史的发展一定在中间，不是折中的问题，而是自然而然走的，不可能偏向这边，也不可能偏向那边。但是理论到最后是什么呢？是一个总结性的东西，一定不是一个预见性的东西。经济理论的发展没有预见性，都是总结性的，陈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空间的问题，先有几何空间，然后才有物理学的规律阐述。这个几何空间是一个现实发展的内容，平行四边形两边扯往中间走，最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总结性的发现了这个东西。凯恩斯的理论总结了罗斯福的新政，不会超前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把现实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冲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出来不是偏左也不是偏右，但是它是不是客观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它的因素在里面产生的影响一定要考虑进去，文化、历史的传统影响，整个社会发展除了平行四边形以外，路径依赖是永恒的话题，永远受到原来路径的影响，左右的影响。经济学分析的都是行为理论，经济规律本身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行为或者说不同的空间下，它可能表现出的形式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认为经济规律可能到哪儿都是一样的，这是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研究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解决具体的问题。
■管益忻：马云讲了一个观点很有意义，他说要用未来指导现在，而不是用过去指导现在。你站在制高点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沟里往上看看是不行的。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又要看到未来。研究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效率不研究价值观，我们所有的经济学都是研究效率，不讲价值观，成为无头脑的经济学。从熊彼特创新效率到 弗罗曼创新效率，以致至今的工业4.0效率，都是不讲价值观，只追求帕特最优这是不行的。而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一定要讲价值观。不管是一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动漫，一定有价值理念包涵在里面，否则的话成不了（文化创意）产业，这就要求今天的一切都有一个价值观化的问题。
■方美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我们要解放思想，利用全新的观点看这些问题。我其实不大赞成韩老师的话，理论最后都是总结，其实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循环。我们先从别的学科和别的东西上学一个正确的想法，试着在我们这儿行不行，行了我们就用，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陈禹提到了《大宇之形》，我看了好几遍，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一方面用数学的工具描述物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利用物理来印证数学，我觉得我们这儿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在实践过程中间总结它的规律，形成一些理论，用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是相辅相成的。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探索一个区别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
■杨培芳：几年前，社科院有人提出“互惠经济”概念，后来有人否定了说不对，现在又有人提出“普惠经济”，我在2000年提出“协同经济”的概念。
■韩小明：重要的就是现有的东西怎么概括，实际的东西都有了，而不是说没有的东西我们说。无论我们在讲什么，现实中都有了，就是我们怎么概括说明它代表了未来的趋势。
■陈禹：分工、价值的判断、供给和需求的特殊性，利用物质产品来解释票房肯定会出问题。有信息的作用，有分配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会议纪要个人发言未经本人审核，小标题为本报编辑所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