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企业
要善于“站着挣钱”
■ 周人杰
在一次文化企业改制座谈会上，有人满腹疑惑：要求经营自负盈亏，又要内容注重公益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兼顾？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疑惑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给出了明确指向：着力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建立健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考核机制，在推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
其实，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了，文化企业第一位的任务是社会效益，其与经济效益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事实上，只有彰显社会效益的掌声常常响起，才有文化市场的久久繁荣。
无论演艺、出版，还是影视、广电、网络，当前大部分国有文化企业皆为公有制经济，理应“公”字当头。现实中，一部优秀的影视剧，一本充满正能量的图书，一件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都可能影响无数人的思想、行为，甚至深刻改变人的价值取向。曾有个别企业误入歧途，为了些许眼前利益，不惜哗众取宠、片面迎合不良情绪，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教训非常深刻。
当然，强调内容的导向性、公益性，不等于排斥市场规律，否定企业的盈利性。国有院团、出版社艰难的改制转企，就是为破除僵化的体制，遵循市场的供需法则。说到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市场化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因此，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非鼓励“赔本赚吆喝”，而是要运用好市场的货币投票机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应当看到，掌声往往连着票房，收视率是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无论是掀起收视热潮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老有所依》，还是创下票房佳绩的国产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或者是人们争相观看的话剧《红旗渠》、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近年来的“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再次有力地证明：正能量与市场化根子上必然一致。相反，那些靠花边娱乐刺激眼球、博出位的作品，又有几个经得住市场考验，拿得到长期的稳定收益？
不必讳言，文化类产品有着双重属性，既与意识形态相关，又有文化消费属性。这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两者很难兼顾，更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引起思想的混乱。实践证明，这种担心并无必要，但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在让文化走向市场的同时，如何在市场的大潮中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合格市场主体？如何树立起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如何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有文化企业更应有所担当、有所坚守。
知易行难。国有文化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相适应，免不了有个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抓得住”，坚持党管干部、党管导向，该给的补贴、减免要给到位、减到位，一方面要“放得开”，强调分类分层管理，竞争类、公益类需要划分清楚。而具体的运营中也要设定科学的考核，可量化、可核查，激励国有文化企业经风雨、见彩虹，在市场大潮中有定力地搏击、求胜，共同构筑起国家文化安全的钢铁防线。
谋利当谋天下利。引申触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是对文化企业的要求，也应当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全局性要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肩负着国民经济的命脉，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做强做大做优的市场化过程中，一定要善于“站着挣钱”，筑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的长青基业。
小米公司成立党组触动了
谁的神经？
■ 奇峰
近日，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委成立，并召开了公司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闻一经发布，便引来众多跟贴议论，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小米向共产党投降了”、“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今后我不买小米手机了”等等。对于这些观点和说法，笔者委实不敢苟同。
有资料显示，在我国非公企业中成立党组织，小米公司绝非第一家；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还未曾听说哪家大型知名非公有制企业，因为成立了党组织而出现明显的衰败迹象。反而是一些无党组织存在的家族式企业，由于创新活力不足，企业文化落后，加上经营管理不善，逐渐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最后不得不黯然退场。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支持其发展还来不急呢，有何理由要去添乱？而小米公司作为本土企业，与党和政府开展建设性合作天经地义、并无不妥？再者说了，小米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并非是凭借本土企业的牌子，靠政府扶持甚至个别人的“施舍”而发展起来的。它靠的是先进的管理理念，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以及科技创新使产品拥有较高性价比，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发展壮大。
在笔者看来，个别人之所以会由此唱衰小米公司，并非有拿得出手的依据；而是因为这与他们心里潜藏的世界观产生了碰撞，触动了其敏感神经。
其一，小米公司有了党的组织，将会团结全体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公司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还能影响和带动其他员工，在公司管理团队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良好的企业文化，让公司发展更加向好和持久。
其二，如果小米公司的发展因其建立了党组织而获得成功，将会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会让更多的非公企业步其后尘，加强与党和政府的通力合作。这将会让个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或者不希望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人，产生失落感和绝望感。
当然，作为公司党组织，还必须坚守组织原则，绝不能越权干预公司的正常营运。要大力支持公司的业务工作，多加柴、不添乱，带领党员队伍为公司的发展出智、出力。同时，努力探索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特点，把小米公司党组织建设成“战斗堡垒”，广大党员成为公司发展的业务骨干，“创造出有自身特色的党建工作品牌，成为业界典范。”
确保耕地红线
还应坚守无污染的底线
■ 徐甫祥
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发布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年）。这是我国首次对全国范围内耕地进行“体检”。报告显示，我国已查明无污染耕地达12.72亿亩，占本次调查耕地总面积的91.8%，主要分布在苏浙沪区、东北区、京津冀鲁区、西北区、晋豫区和青藏区。（6月27日《光明日报》）
应当说，这次调查是迄今为止我国系统组织完成分析元素最多、调查精度最高、执行标准最严的一次专业调查：对60多万件土、水、生物等样品的54种元素指标进行了高精度测试，获得了3000多万个数据，建立了全国及31个省（区、市）土地的地球化学动态数据库，对耕地的地球化学状况进行了评价。显然，这次调查为我国坚守耕地红线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统计基础，确实可喜可贺。
不过，调查结果远未达到高枕无忧的地步：我国1996年调查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而本次调查耕地13.86亿亩，其中无污染耕地仅为12.72亿亩，占91.8%；轻重度污染或超标耕地为1.14亿亩，占8.2%。余下未调查的5.65亿亩耕地，同样按91.8%的比例计算，无污染耕地为5.19亿亩。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现有无污染耕地为17.91亿亩，已经跌落到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标尺以下。
或许有人会觉得笔者是危言耸听，不是还有1.59亿亩耕地么？无非就是有污染而已。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引用国土资源部2012年相关通知中的一段话：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所谓耕地，显然必须能确保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而被污染的耕地，或有机质下降、或碱化、酸化严重、或重金属超标，如未得到有效整治，不仅产量质量得不到保障，甚至会生产出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作物，危害国民健康。这样的耕地，虚有其名，实则滥竽充数。
即使是现有查明的无污染耕地，并非就等于排除了今后污染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必有更多的企业（含采矿业）破茧而出，其中不乏会对耕地构成污染源的企业。如我们的有关部门没有绷紧坚守耕地红线这根弦，或者说经济利益的冲动压过了本就不够强势的环保理念，势必给污染源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
除此之外，对城市化的片面理解，亦会诱发无节制的“圈地运动”，造成耕地面积的缩减。而这些有可能被“圈”入建设用地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将是平坦、肥沃之地，因而此隐忧不可不防；另外，不少地区形成的打工潮，亦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耕地的荒芜，虽然数量仍存，然地不能尽其用，与废弃并无两样。
如果说耕地红线坚守的亩数是量，确保无污染、能有效利用则是质。所谓质量，即指两者不可偏废。但在量恒定的前提下，质乃是居第一位的要素。也就是说，没有同等数量的无污染耕地作保障，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内的土壤无污染，不妨多管齐下：首先，应把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部署，从行政意志上升到法律层面，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并以全国人大的名义发布。今后。除了山区地带为恢复生态，经全国人大批准，实施必要的退耕还林外，任何团体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触碰这条红线；其次，不妨像各处的自然保护区一样，设立红线内的耕地保护区，对耕地实施有效监管。同时，在红线四周划定必要的隔离区域，此范围内不得开办任何有排污可能的企业。已存在的类似企业，应当限期搬离；其三，对现行的非法占用耕地罪进行补充完善，加入惩治污染耕地的内容。凡对耕地构成实质性污染的企业，除对其主要负责人绳之以法外，可按修复耕地所需资金课以同额罚款；其四，对现有已形成实际污染的耕地，应按照环保部2011年牵头制定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严格实施。除消除污染源外，可采用植物修复法等多种手段恢复土壤活力。国家可适当集中人力财力，并将责任分解到各省（区），限期落实。
确保耕地红线与坚守土壤无污染底线应该同时并重。尽管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但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有已确认的12.72亿亩无污染耕地这个基础；同时，中央政府对坚守耕地红线的高度重视，新环保法的强势助力，加上早已对环境污染深恶痛绝的公众参与热情高涨，形成了三个利好。只要我们坚守耕地红线，做到不退缩，不动摇，持之以恒，并辅之以科学手段，就一定能够实现所有耕地无污染的既定目标。
“就是钱好”
不该是洋塑料泛滥的注解
■ 张立
在王秀英打工的天津静海县子牙镇以及河北省保定、廊坊一带的村庄，“干塑料”已成为一条巨大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进口商”那里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废塑料，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部分，然后进行粉碎清洗、加工造粒，使之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利用。而在巨大经济利益下，一些从业者以“就是钱好”式回答了外界对洋塑料产业的疑问。（6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王秀英赖以生存的分捡洋塑料垃圾作坊，是洋塑料泛滥的冰山一角。当众多像王秀英这样靠洋塑料垃圾谋生的劳动者，用损害健康和持续危害生命及环境的代价进行着这样的劳作时，分捡洋塑料垃圾现场的肮脏、恶臭和其背后所造成的危害，岂只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王秀英只是众多从事洋塑料产业中的一员，也只是最底端的一员。而在其上游，有“干塑料”的“倒料”商们，有走私者们，王秀英只是从中获得了极为低微的低端劳动报酬罢了。但这样的报酬显然与其劳动付出以及健康危害要不对等得多。有人曾对洋塑料垃圾的危害进行询问时，一位工人表示，“别问这个村因洋塑料谁得了病，你得问村里还有谁没得病”，如此这样的回答，足可以映照出洋塑料垃圾危害之大。
从王秀英的个案，管窥整个洋垃圾走私、分捡、再生产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整个产业链条有多长。而相关信息显示，美国加州产生的洋塑料垃圾，有70%被运往中国大陆，28%被运往中国香港，只有剩下的2%运往其他地区。倘若加上香港的28%的份额，那么，这么大的份额洋塑料，被运到中国，除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之外，就是一个群体所需要的经济利益了。
洋塑料屡禁不止之下，分捡后的洋垃圾最终只能付之一炬，加上清洗洋塑料所产生的废水，洋塑料产业形成了“空气不好、水不好”的恶劣后果。这中间，掺杂着的只是这个群体“就是钱好”的追求，掺杂的是对像汽车等商品的物欲需求。
洋塑料垃圾，其中一些成分确实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缺乏必要的监控和管理，有的洋塑料根本一点经济价值都没有，也会在洋塑料的整体打包中被运输进境，随同其进境的则是无穷尽的污染和危害。
洋塑料横行之下，是国内环境保护失之于宽的现实。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对全球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中国环保政策严格程度在全球140个经济体里仅排67位，前后分别是菲律宾和塔吉克斯坦；环保政策执行严格程度全球排63位，前后分别是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
洋塑料转移，冠冕堂皇地说，是换取一定的经济资源，苛刻的说则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但这样的分工，显然于个人、于地区具有难以根治的危害。
从广东到天津，到河北，到辽宁，洋塑料垃圾一路北上，一路向内地侵蚀，产业链的低端从业者们“供养”着走私商们，而所有的洋塑料垃圾从业者，无一不是为了或大或小的经济利益。当从业者们只是为了钱，而监管者的监督又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时，洋塑料垃圾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尽快让环保护境等相关法律“长出牙齿”来，不以牺牲环境、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谋求发展，海关等相关部门担负起应有的监管责任，真正将洋塑料垃圾拒之于国门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