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四大支柱里面，最关键的支柱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垮台几乎就是大灾难的全部原因和导火索。当金本位制轰然崩溃之后，人们宁愿牺牲另外三大支柱，以挽救金本位制，结果不仅金本位制没有得救，其余三大支柱亦悉遭毁灭！”
19世纪西方文明的四大支柱
卡尔·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开篇就写到：“19世纪的人类文明基于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欧洲的权力均衡体系，一个世纪以来，权力均衡体系没有让主要列强之间爆发大战。第二个支柱是国际金本位制，它象征和维系着世界经济的有效运转。第三个支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它创造出前所未闻的物质财富。第四个支柱则是自由的主权国家。四个支柱里，两个是经济支柱，两个是政治支柱；或者说，两个是国内支柱，两个是国际支柱。它们共同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的基本轮廓。
“四大支柱里面，最关键的支柱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垮台几乎就是大灾难的全部原因和导火索。当金本位制轰然崩溃之后，人们宁愿牺牲另外三大支柱，以挽救金本位制，结果不仅金本位制没有得救，其余三大支柱亦悉遭毁灭！”
当我们今天拜读波兰尼的这些论断之时，可能觉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金本位制对人类文明具有如此重要性吗？或者更一般地说，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文明具有如此重要性吗？然而，如果我们记住本卷前面引述的蒙代尔和德斯坦的著名论述，那么，我们对于波兰尼看似惊人的论断就需要反复思考。毫无疑问，为理解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我们无论如何强调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都不会显得过分。只不过我们长期囿于封闭经济体系的思维模式，所以往往忽略国际货币和金融对全球经济、金融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
波拉尼的基本逻辑相当严密。19世纪欧美经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由市场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对内是自由市场，对外则是自由贸易。19世纪的西方文明或欧美文明的基石正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这个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自由放任。国内的自由市场和国际的自由贸易，对内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国际的自由贸易政策，相辅相成，同生同体，皆要求一个自我调节和稳定的价格体系。
仿佛是上帝神奇精妙的安排，金本位制恰好同时满足了国内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双重要求。金本位制让国内的货币和信用供应量受到“自然力量”的约束，货币当局或政府没有能力随意操纵货币。稳定的货币环境确保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价格体系变动主要源自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货币供应量的随意变化所导致的破坏性的物价水平波动。
各国货币皆以黄金为价值基础和最后储备，各国货币价值皆以黄金含量确立和固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自然就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汇率安排，本质上是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和国际经济的调节机制。自从伟大哲学家和经济学界大卫·休谟首次完整阐述金属货币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即著名的“硬币支付流通机制”—以来，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就是整个国际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正是休谟的“硬币支付流通机制”。金本位制下，黄金是各国唯一接受的最终的国际支付货币（硬通货）。当一国出现贸易逆差之时，其黄金储备下降，黄金储备下降必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一方面导致国内名义需求或支出下降，从而进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国内物价相应下降，从而刺激出口、减少进口。需求和价格两个方面同时导致进口减少、出口增加，该国贸易收支就逐渐从逆差转为平衡或顺差（贸易收支或国际收支之调节究竟主要是依靠财富效应或支出效应，还是主要依靠价格效应，经济学者争论了数百年，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综合理论和实证证据，公正地说，两个机制应该都起作用。至于哪个机制更重要，确实需要结合各国或不同经济时期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对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精彩讨论，参见《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中译本第四卷，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上述调节机制只是静态结果。从动态调节机制看，由于各国无法自主随意操纵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价格或贸易条件，各国贸易收支主要取决于各国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能够以较低生产成本生产和出口大量商品，拥有大量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一方面可以用国际储备资产去购买本国稀缺的商品，提升本国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将大量贸易顺差转为国内资本投资、提升国内生产力和经济增速；或者大量进行资本输出、投资海外、赢得资本收益和扩张本国势力范围。19世纪的英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美国、德国、日本等等，皆长期以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和海外扩张。
易言之，金本位制就好像一只神秘而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既能够很好地调节国内资源配置、鼓励创新、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够很好地调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鼓励各国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对外经济开放（自由贸易）。波兰尼认为，金本位制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将自由市场体系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然而，波兰尼的主题并不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他将金本位制的功能扩充到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他认为，由于金本位制具有如此巨大威力和“魔力”，维护金本位制的运行就成为欧美文明各国的首要和至高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是文明的基本象征。
为了维持金本位制，首先就要约束政府的财政权力。因为财政赤字必然破坏甚至毁灭货币兑换黄金的能力（钞票发行过多，黄金储备就无法保证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因此之故，如何约束政府的行为就成为维持金本位制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代议制或君主立宪（自由的主权国家）就是必然选择。
与任何货币体系一样，金本位制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战争，尤其是列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技术失败，也不是财务或金融失败，而是战争；既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可以很容易被隔离），也不是大国强加给小国的战争（这些战争经常发生），而是列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或总体战。”为了防止列强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就想要建立和强化欧洲的权力均势或均衡体系。欧洲的权力均衡体系始自拿破仑战败之后的维也纳合约，某程度上确实大体保障了欧洲的“百年和平”（1815—1914年）。尽管百年之间，欧洲各国之间还是时常爆发战争。
到此为止，波兰尼建立一个极具吸引力和强有力的文明和历史解释架构，是一个逻辑非常严谨的分析架构。欧洲权力均衡体系和自由主权国际制度皆源自保障国际金本位制的需要，保障国际金本位制则源自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需要。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从多个角度和方向相互加强。金本位制确保各国实施谨慎财政政策，避免出现财政赤字；金本位制将各国贸易和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降低了各国之间肆意发动战争的动机和可能性，从而确保欧洲权力均衡体系的正常运转。权力均衡体系确保各国自由主权政府的稳定，从而发过来保障各国自由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各国国内自由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反过来又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运行。
就像一架环环相扣的精巧机器，19世纪文明的四大支柱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机器的每一个支柱都要悉心维护。某个支柱一旦坍塌，整个机器就将分崩离析。这架精巧机器的关键或枢纽则是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作用超乎想象
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同意金本位制曾经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今天，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手中的钞票与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有什么关系，虽然总有极少数人幻想有朝一日恢复金本位制，这多少有点儿像极少数人幻想有一天能够恢复君权神授的皇帝制度。
然而，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确实支配着西方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否支配着人类文明则很难说）。1870—1914年是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正是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是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黄金时代，是各国普遍开始迈向自由贸易的时代，是多个大国实现快速增长、快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人类科技水平和生产力快速提升的时代，也是物价总水平长期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一切的发生，即使不能完全归功于国际金本位制，至少有部分和重要的关系。我们只需要指出如下重要事实：
【各国纷纷迈向金本位制】
古往今来，金本位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货币制度，而是一个历史上相当短暂的现象。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大英帝国正式确立金本位制之后，欧洲大陆和美国主要还是采取复本位制和银本位制。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是复本位制，因为欧洲大国法国和美国采用复本位制。当然，由于金银市场价格比例之变化，使某些国家在某段时期从复本位制演变为事实上的金本位制。譬如，1792年4月2日，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的复本位制。美元（1786年，大陆议会采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被定义为24.75格令的纯金和371.25格令的纯银，意味着双金属价格比例为15。然而当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是法国。早在1785年，路易十四极为能干的财政部长卡罗纳将法国的双金属价格比例确定为15.5。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任美国财长汉密尔顿无法知道未来双金属价格比例应该是多少，他必须在国际局势极为动荡的形势下决定或猜测双金属的价格比例。后来证明他猜错了。1803年，拿破仑皇帝决心重整法国信用，他将双金属价格比例重新确定为卡罗纳时代的15.5:1。拿破仑的货币决策使得美国的白银价值高估而黄金价值低估。结果，美国建国后的头40年里，货币制度事实上是银本位制。到了1837年7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美元的黄金含量确定为23.22格令，成色标准从11/12 降低到9/10，于是双金属价格比例变成了16:1。现在，黄金价值高估而白银价值低估，白银流出而黄金流入，美国又转而变成事实上的金本位制。正如蒙代尔所说：“即使在复本位制世界里，多元主义是通则而不是例外，一些国家是真正的复本位制，另一些国家则是金本位制，还有一些国家是银本位制。”
奇怪的是，1870年之后，人类货币体系的主流趋势突然发生剧烈转向。主要大国纷纷正式实施金本位制。1873年，法国停止铸造银币。同年，德意志帝国决定实施金本位制。美国1879年停止银币铸造，正式迈向金本位制。紧接着，奥匈帝国（1892年）、日本（1897年）和俄国（1900年）实施金本位制。1900年，德国和美国以法律确认金本位制。这些国家代表了当时最主要的世界经济体，如果考虑到这些列强所拥有的庞大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必然采取类似的货币制度安排（附属国往往采取某种货币局制度），那么，金本位制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当时仍然采取银本位制的主要国家只有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蒙代尔说：“金本位制的确给世界带来了某种形式的货币统一，金本位制覆盖了世界货币交易的2/3。”
很大程度上，1870—1914年的国际金本位制是以英镑和伦敦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1872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英镑对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程度，难以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本位制时代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程度等量齐观，与英镑竞争的货币包括法郎、美元和马克。英镑在多个竞争伙伴里略胜一筹。
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更加重要。早在18世纪，伦敦就就取代阿姆斯特丹，跃居欧洲或全球金融中心之首位。到19世纪后期，伦敦已经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货币、贸易、信用和资本中心，以伦敦为中心和出发点，构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信用和资本网络。英格兰银行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尽管它仍然是一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和世界各国效仿的样本，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和外汇交易全球首屈一指，它还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黄金储备。金本位制是支柱，伦敦是中心，英格兰银行则是神经中枢。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算是全球金融的分中心。我们从罗斯柴尔德王朝的分支机构就可以看出当时全球金融势力的分布。罗斯柴尔德是整个19世纪首屈一指的银行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受任何国家管理。这个家族是国际主义原则的极端化身。家族成员只效忠自己的王朝。罗斯柴尔德所创造的信贷，成为各国政府之间唯一的超主权媒介，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超国界引擎。”
罗斯柴尔德银行财团的五大分支机构分别位于伦敦、巴黎、柏林、汉堡、维也纳（后来还有纽约），其中伦敦为最大分行和实际总部。
19世纪后期见证了人类第一次全球化时代，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急剧扩张的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飞速的技术进步，铁路、远洋轮船、电报和电话相继发明，人类相互沟通和人口迁移达到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滚滚而出的欧洲资本流向全球每个角落，印度的港口、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埃及的棉花种植园、俄罗斯的工厂、加拿大的水稻田、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山、阿根廷的牧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美国的铁路、油田和钢铁厂。
罗斯柴尔德、摩根财团、巴林兄弟、布朗兄弟、雷曼兄弟、库恩-罗布……他们叱咤风云、点石成金，将欧洲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地，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缔造了显赫的家族金融帝国，创造了超乎想象的巨大财富。
当然，金本位制笼罩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绝不是风平浪静，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才是家常便饭，时刻威胁着金本位制的生存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幸运的是，1870—1914年之间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总体稳定、有效运转。依今天的标准来看，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百年后的1970—2014年，恰好是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急剧动荡的岁月，从任何一个指标上看，都是人类货币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
从大历史视野和大时间跨度来回望巅峰时期的金本位制（1870—1914年），我们发现，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性货币制度，它至少从如下五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国际货币、金融、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演变历程。
其一，金本位制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助推多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1870—1914年，是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快速增长的时期，以美国、德国、日本的经济奇迹最为显著。19世纪后期快速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全球权力格局，某种程度上一直维持到今天。那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是全球权力格局剧烈嬗变和转移的时代。率先崛起的西方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势力，将早已持续数个世纪的海外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战争掀起新的高潮。以海外殖民和势力扩张为核心战略目标的帝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政治理念，老牌帝国主义和新生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世界，世界多数地区则沦陷为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既奠定了20世纪的全球权力格局和国际秩序，也为两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事实上，20世纪后半期开始引发人们高度关注的“不公正国际经济秩序”和“南北秩序”，正是19世纪下半叶已经定型的国际秩序。
其二，金本位制让所谓自主、自发、自动的市场调节机制成为主导人类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金本位制、自由贸易、低税收或零税收、小政府和大市场，堪称19世纪经济政策理念的四大支柱，最重要者是金本位制。自从休谟系统阐述金属本位制的调节机制以来，多数人坚信金本位制的调节机制是一个真正自动和自主的调节机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实际上，金本位制的调节机制并没有那么自动和自主，它的正常运作需要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各项政策、精心配合、小心维护。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依成格林的名著《黄金枷锁》和许多其他学者都曾经系统深入分析过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首先，金本位制国家的政府必须坚持实行谨慎财政政策，避免大规模财政赤字，一旦财政赤字高企，公众对黄金兑换的信心就会崩溃，疯狂的挤兑将迅速耗尽任何国家的黄金储备。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惨痛教训。其次，货币当局或金融业必须采取措施避免信用过度扩张，一旦信用过度扩张，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的危机，银行和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同样会严重损害公众对金本位制的信心，造成大规模黄金挤兑，摧毁金本位制。最后，金本位制各国需要精诚合作，相互支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磋商。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其他国家就需要及时提供暂时性的救助或支持措施，包括提供以主流储备资产计价的贷款或援助。1870—1914年的金本位制之所以能够相对平稳运行，客观地说，主要得力于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比较完善和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主要大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
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经验，揭示了一个基本真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或市场经济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必然需要规则、需要约束、需要法律、需要合作、需要救助。然而，金本位制巅峰时期的历史经验却创造出一个恒久常新的神话和迷思。这个迷思和神话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变成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与金本位制自由、自主、自发理念同时兴起的另一个基本政策理念则是自由贸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之时，就高举自由贸易大旗。19世纪初期的法国，有许多经济学者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然而，直到1846年英国正式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才逐渐成为欧美经济政策的主流思维。很快，自由贸易的理念被推上“神坛”，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观念，同时也迅速蜕变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护身符”。为推销所谓的自由贸易理念，或者以自由通商为旗号，帝国主义到世界各地发动了五花八门的侵略战争。殖民侵略、血腥战争、领土割让、不平等通商条约此伏彼起，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全球化、工业革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扩张，从来就不是彬彬有礼、温情脉脉的情人派对，往往是是赤裸裸的掠夺和瓜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精彩而深沉的描述和分析，同样适用与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其三，金本位制巅峰时期的辉煌成就，很快转变为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信念，无数政治家和金融家对金本位制的迷恋和热忱可以说达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其实，黄金作为货币本位或直接用作货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金币的历史起码源自公元前700年。随后几千年里，黄金一直是人类货币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演员或主要角色。尽管如此，只有到了金本位制巅峰时期，人们才对金本位制货币制度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
仿佛是有一种魔力笼罩着人们的思维，金本位制是那个时代最坚定的政策信条，是国家信用的象征，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是国家必不可少的荣耀。黄金是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生命线，是所有货币的价值之“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基石，是战争或动乱年代的安全庇护所或天堂，是当时银行家、金融家以至中产阶级的第二宗教信仰。中产阶级开始崛起为新财富拥有者和储蓄供给者，他们深信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制约和管理货币发行，才能保障他们的储蓄或财富不被通货膨胀“小鬼搬家”。国际银行家当然是金本位制最坚定的信奉者和捍卫者。从伦敦到纽约，从柏林到巴黎，从阿姆斯特丹到维也纳，银行家的共同信念是金本位制，一种宗教般的信念，一种超越时间和地域的信念，一个天赋的信念。
金本位制强化了所有审慎和保守的经济政策哲学，乃至一切谨慎和保守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曾经迷惑不解，为什么19世纪的许多欧美人对金本位制具有那种非常愚蠢且难以自拔的高度信任。1923年，凯恩斯发表《货币改革论》，将金本位制贬为“野蛮人的遗迹”、强烈呼吁英国不要回归金本位制，转而采取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他的新经济政策被英国精英人士普遍看做异端邪说。一个货币制度被如此深远和广泛地同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联系到一起，被赋予如此复杂的社会意义，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波兰尼以滔滔雄辩之辞阐述了20世纪初期的金本位制信条。“对金本位制的信任成为时代的信条。有人嘲弄这种信条天真幼稚，有人不遗余力批评这个信条，有人认为这种信条是鬼迷心窍，抛弃圣洁的精神，拥抱贪婪的肉欲。黄金自身的价值究竟是源自它所包含的劳动（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还是源自它的实际用途和稀缺性（主流经济学的主张），这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银行钞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黄金，这一点则是完全一致的。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斗不牵涉到货币事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在金本位制那里达成奇迹般的统一。
李嘉图和马克思处于统一战线，19世纪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俾斯麦和拉塞尔、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菲利普·斯诺登和凯尔文·柯立芝、米塞斯和托洛茨基一样接受金本位制。马克思费尽心力证明蒲鲁东的劳动卷（以劳动卷代替货币）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幻觉。《资本论》的货币理论与李嘉图理论没有不同，都是商品货币理论。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治家索科尔尼科夫以黄金为基准稳定了苏俄货币，他是战后成功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位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竭力倡导基于金本位制的稳健货币原则，结果让自己的政党深陷困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波尔所捍卫的货币原则，与他的死对头塞佩尔借以稳定奥国货币的原则完全一样。当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菲利普·斯诺登相信工党将毁掉英镑的稳定性之时，就断然决然转为工党的反对派。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以黄金含量规定了里拉的价值，并且勒石为证，决心誓死捍卫里拉的黄金价值。从坚信金本位制这一点来说，我们从胡佛和列宁、邱吉尔和墨索里尼的言辞里，实在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同。确实，坚信金本位制是国际经济体系有序运转的枢纽和核心，是那个时代所有人共同持有的唯一信条，无分国家，无分阶级，无分宗教信仰，无分社会哲学。”
正是这种“宗教式的”、僵化、绝对、片面的金本位制信条，诱惑和强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政治家和金融家完全不顾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基本现实，玩儿命朝着恢复金本位制的道路上狂奔，最终将全球经济拖入1920年代的股市疯狂、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很多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相信，1920年代各国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地恢复金本位制，是导致1930年代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崩溃、希特勒纳粹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或许我们会认为这种对历史的货币解释有些牵强和勉强，然而，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大量的历史证据，说明1920年代全球主要国家围绕金本位制的折腾和闹剧，应该为后来的灾难负相当的责任。
【和平的幻觉】
金本位制的信念远远超出货币金融和经济贸易领域，延伸到人类文明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作为金本位制信念的一个引申，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精英们深信：各国如此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1909年，英国记者安格尔出版一本小册子《欧洲虚无的幻觉》。小册子的主题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商业和金融联系已经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会胆敢发动战争，战争的利益是如此之小，如此之虚幻，战争之破坏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可怕，有谁会想到发动战争来毁灭如此密切的金融、贸易和商业关系呢？战争必然会击碎国际信用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关系必然陷入极度混乱，战争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将蒙受巨额损失。易言之，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商业、货币、信用关系，使得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有胜利者！因此，即使欧洲出现某种事故引发战争，它也会很快被扑灭或化解。
这名英国记者安格尔先生似乎是非常适合写这样一本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著作。他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游牧人士。安格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童年在法国度过，17岁时跑到日内瓦求学并成为当地一份英文报纸的主编。在日内瓦念完大学之后，安格尔却对欧洲的前途完全失望，于是跑到美国去碰运气。尽管身材短小、体质虚弱，来到美国加州的安格尔却几乎干过一切能够碰巧找得到的体力活：种植葡萄、挖掘水渠、挤奶工、邮递员、搬运工、测绘员，最后终于成为《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和《旧金山邮报》的记者。1998年，此公返回欧洲，继续报业生涯，担任巴黎《每日邮报》的主编。
1910年，安格尔将他的小册子改为书籍出版，标题是《伟大的幻觉》，结果取得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功。到1913年(仅仅三年时间)，该书就售出100多万本，被翻译为22种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和波斯文。安格尔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方式，战争已经丧失其功能。这不是因为战争太残酷，而是因为从经济上看，战争实在不值得。安格尔的新学说迅速成为那个时代欧洲的一个基本信条，人们竟然成立了40多个组织来宣传他的学说。英国外交大臣、奥匈帝国首相、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都成为安格尔的信徒，甚至以好战著称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尔海姆也对战争不再可能的学说表现出浓厚兴趣。
安格尔学说最热心、最坚定的信奉者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心腹——埃舍尔男爵二世。英国王室和政府曾经多次邀请埃舍尔男爵出任显耀职务，他却宁愿做一个幕后人物。布尔战争之后，埃舍尔男爵创办帝国防务委员会，成为大英帝国军事战略强有力的决策咨询机构。
1912年，该委员会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研究如果欧洲战争爆发，将对英国经济、贸易和金融产生何种影响。那时，绝大多数德国商船都是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客户。劳埃德保险公司主席在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德英之间爆发战争，皇家海军摧毁了德国商船，劳埃德保险就必须负责赔偿。埃舍尔男爵主持的委员会认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欧洲爆发战争是难以想象的。此时，离奥匈帝国大公被刺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了。埃舍尔爵士还跑到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宣称“新经济时代已经清楚地表明：战争乃是最荒唐和最不可能的事情！”“商业灾难、金融毁灭和个人苦难结合到一起，让欧洲战争成为永远不可想象的事情！”
金本位制的崩溃和救赎
当人们继续痴迷安格尔“战争不再可能”的学说之时，欧洲早已危机四伏。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需那么一点儿火星就将它引爆。它将炸毁庞大帝国，炸毁无数生命，炸毁欧洲经济，炸毁国际秩序。首先被炸毁的，就是金本位制。战火刚一点燃，交战各国立即宣布暂时脱离金本位制。
一战爆发的核心原因是新崛起的西方列强企图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地缘政治冲突永远是欧洲历史的不变主题。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惨败重塑了欧洲政治版图，德意志帝国的迅猛崛起破坏了旧的帝国主义秩序，德国决心挑战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和海外霸权。欧洲权力均衡体系命悬一线，表明和平却暗藏杀机。
战前的世界权力划分，已经与经济实力失去平衡。列强所控制的殖民地面积大小，依次排名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和俄国。经济实力大小排名却分别是：美国、德国、英国、俄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实际上从1880年开始，美国和德国相继取代英国和法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有经济史学家认为，美国自1872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大国。
美国和德国崛起之前，英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中心，占全球产出的20%，1870年，英国生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到1914年，德国生铁产量已经是英国的1.5倍。德国出口的生铁和钢材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德国企业出口的电子产品占世界市场的35%,化工产品的27%，染料的90%。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强国。在某些制造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产量，德国皆独占鳌头。
一战爆发，完全摧毁了世界秩序，政治、军事、经济、金融、货币和社会秩序，无一例外，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庞大的战争开支拖垮了整个欧洲经济，所有国家元气大伤。各国战争开支的规模如下：英国500亿美元；德国470亿美元；法国300亿美元；美国300亿美元（其中借给英法两国100亿美元）。根据不完全统计，5年战争期间，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等欧洲主要参战国总共花费高达1800—2000亿美元，相当于五国GDP的一半。战争期间，平均每个月花费近40亿美元，相当于欧洲大陆每个月均GDP的一半。
对比当时各国的GDP规模，就知道战争开支是多么巨大，简直是不可思议。1914年美国的GDP大约为400亿美元，已经等于英法德三国GDP之总和。1919年，美国GDP已经是三国GDP总和的1.5倍。当时，英、法、俄、德、奥匈帝国五国一年的GDP总和大约为720亿美元，5年总和大约为3600亿美元。五国之战争总花费大约为2000亿美元，占5年GDP总和的近60%，其中相当部分是债务。
英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3，战争花费却高达500亿美元（另一个统计数据是43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借给自己的主要盟国——法国和俄国。430亿美元里，270亿美元依靠对内和对外借款（对外借款主要来自美国）。90亿美元靠额外征税。其余资金靠向国内银行借款，包括商业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借款[ 同上引]。德国470亿美元战争融资里，额外税收融资不到10%，绝大部分依靠通货膨胀融资，也就是印钞票。
法国300亿美元的战争花费里：150亿美元靠国债，其余50亿美元靠印钞票，100亿美元靠对外借款，主要从英国和美国借款。英国和美国愿意给法国借款，因为法国承担了主要的人员损失和物质损失。
美国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号称为战争花费300亿美元，但其中100亿美元是给英法的借款。战争结束之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从战前的20亿美元增加到近45亿美元，翻了一番多。战前美国的GDP大约为400亿美元，相当英国、法国和德国GDP之总和，黄金储备大约20亿美元，与GDP份额大体匹配。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剧增到40—45亿美元，而欧洲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相应锐减。全球黄金储备分布严重失衡。国际金本位制岌岌可危。
各国发行钞票为战争赤字融资，导致各国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短短5年战争期间，英国货币供应量增长2倍，法国增长3倍，德国增长4倍。急剧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金本位制的最大敌人之一。战争刚一开始，各国就宣布暂时脱离金本位制——美国是例外，它远离欧洲，没有遭受战火的直接冲击。等到战争局势完全明朗，才果断出手最后一击。战争期间，大量欧洲黄金流入美国，美国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继续维持金本位制。当然，滚滚流入的黄金储备让美国同样出现通货膨胀，只不过通货膨胀的根源与欧洲各国迥然不同。战争结束之后，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遏制通货膨胀。当各国决心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制度之时，首要的麻烦也是必须将物价水平降低到战前水平。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收缩，是极其困难和痛苦的过程。
巨大的人员伤亡成为欧洲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也是对经济的致命打击。战争总共导致近1000万人死亡，其中平民近900万，战斗人员约110万。其中奥匈帝国接近300万，俄国210万，德国200万，法国140万，英国90万。
最麻烦的问题是，德国战争赔款的阴影笼罩欧洲和全球经济长达20年，改变了世界货币和金融格局、以及政治和战争格局、最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德国年度GDP大约只有120亿美元，包括英国首相和英格兰银行前行长在内的一帮英国人，以及法国政要们，竟然要求德国赔偿1000亿美元。想想吧，一个国家将要承担的战争赔款，竟然差不多等于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参与《凡尔赛合约》谈判的各国代表团里，最理性的人物反而是年轻的凯恩斯。针对英国政客和所谓三巨头（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愚蠢、虚荣和短视，凯恩斯愤而辞职，以生花之妙笔，撰写《和平的经济后果》，激情与理性交相辉映，生动而尖锐地指出《凡赛尔合约》的致命错误和严重后果。
战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高企、民生凋敝、帝国解体、政权更替等等，就象恶魔一样吞噬着欧洲；沉重的债务、通货膨胀和人员伤亡，将整个欧洲经济拖入衰退深渊。德国和法国经济萎缩30%，英国经济萎缩程度相对较小，但也达到5%。
国际政治权力的嬗变更加深刻和剧烈——美国一跃成为欧洲主要的债权国；全球黄金储备的最大拥有者；新生的美联储迅速取代英格兰银行，掌控着全球货币政策的脉搏；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欧洲权力均衡体系或多级世界体系正在快速朝向一个单级世界体系演变。
正是在一个国内经济和国际权力格局早已深刻改变的大背景下，欧洲及其附属国却义无反顾甚至极端倔强地迈上恢复金本位制的道路。代表者还是英国，尽管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制的时间要晚于其他欧洲国家。这不仅因为英国是战前国际金本位制的象征和主要护卫者，更主要的是英国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全球贸易网络，伦敦仍然是世界主要货币和金融中心之一。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一举一动及其后果，都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极其广泛的重大影响。
1925年4月28日，英国议院下院。在全体议员的热烈掌声中，财政大臣丘吉尔信心十足地开始他的预算日演讲。所有议员、所有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大亨们、包括美国纽约和欧洲大陆的金融巨头们都知道，丘吉尔将宣布一项历史性的决定。不出所料，演讲刚开始几分钟，丘吉尔就郑重宣布英国将正式恢复金本位制。
此时此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1871—1950）就坐在下院贵宾席里，享受着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作为全世界最具声望的央行行长之一，诺曼在全球金融界享有崇高地位。他出生银行世家，热爱艺术、装饰和音乐，1933年（62岁）结婚之前，一直过着修道士般的独居和单身生活。当他1920年就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之时，英国脱离金本位制已经长达6年之久，英国经济和金融正处于艰难恢复时期。诺曼他深知英镑和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美元和纽约后来居上，甚至法郎和巴黎都有能力与英镑和伦敦分庭抗礼。
诺曼临危受命，任重道远。他既是大英帝国昔日货币和金融霸权的象征，也是大英帝国日渐没落的象征。从就职的第一天开始，恢复金本位制就是诺曼的首要任务和神圣使命。他坚信，要复兴大英帝国的货币和金融霸权，再现往日辉煌，唯一道路就是依照战前英镑汇率恢复金本位制。自就任以来，诺曼倾注全副精力，奔走美国和欧洲大陆，游说政治家和金融大亨，以赢得权势集团对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支持和帮助。
诺曼的工作卓有成效。此时此刻，当他坐在贵宾席上，聆听邱吉尔庄严宣告英国重返金本位制之时，他知道，站在他身后的不仅有伦敦金融城的大亨，更重要的是有摩根财团和纽约联储。当然，还有美国财政部或美国政府。摩根财团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纽约联储则是美联储最具影响力的分行，在美联储初创时期的近20年里，实际上掌控着美国的货币政策。
为全力帮助英国重返金本位制，纽约联储承诺给英格兰银行提供总额高达2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摩根财团给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以便英国政府和央行随时使用，以防止金融投机客大规模抛售英镑，迫使英镑汇率大幅度贬值。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诺曼坚持要依照战前的英镑汇率（1英镑=4.86美元）重返金本位制。根据当时英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包括通胀水平（工资和物价）、出口产业竞争力、国内就业状况，1:4.86的英镑汇率至少高估30%。凯恩斯明确指出，如果英国按照这个汇率恢复金本位制，英国出口和就业将遭受致命打击，英国经济将深陷灾难。甚至连诺曼的铁杆朋友——摩根财团的多位合伙人都认为1：4.86的汇率水平太高，建议诺曼以较低汇率恢复金本位制。英国实业界的领导人当然强烈反对以如此高估的汇率回归金本位，他们知道那必然是一场灾难。然而，生性固执的诺曼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均置之不理。他认为，如果以贬值的汇率来恢复金本位制，“大英帝国持续数个世纪的良好信誉和道德权威就将付之东流！”
根据基本的经济理论，一国货币汇率高估，必然诱惑投机客以抛空或抛售方式攻击本国货币，迫使汇率回归均衡水平。诺曼对此并非一无所知，摩根财团的合伙人和纽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他本人就曾经长期担任摩根财团合伙人）皆是金融绝顶高手，对投机炒作的破坏力了如指掌。他们决心以一篮子政策来确保英镑恢复金本位取得圆满成功。一是给英国财政部和央行以足够“弹药”（信贷额度），随时击退投机者，捍卫英镑汇率；二是限制或禁止本国银行对外贷款（即实施资本管制）；三是让伦敦和纽约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保持相当幅度的差距，以鼓励国际资金流入伦敦。此举要么是伦敦提高利率，要么是纽约降低利率。斯特朗真是诺曼最忠实的朋友。因为诺曼担心英格兰银行加息会重创英国经济，斯特朗主动降低纽约利率水平。此举甚至让摩根财团合伙人都大吃一惊，他们也认为应该是伦敦加息，而不是纽约降息。
从历史经验来看（譬如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经验），恢复金本位制的主要途径只有两个。一是将本币大幅度贬值。即本币相对黄金贬值，或者大幅度提高黄金购买力或黄金价格。二是收缩货币和信贷，大幅度降低国内物价水平。从现实可行性上看，其实只有第一条路可走。因为大幅收缩货币和信贷，制造通缩，必将重创国内经济，政治上绝对行不通。
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最初半年里，事情似乎出奇地顺利。外汇市场英镑汇率不仅没有出现贬值迹象，反而大幅飙升；投机性攻击压根儿没有出现；纽联储和摩根财团的巨额贷款没有派上用场。诺曼及其盟友们一片欢呼。1925年11月，丘吉尔决定取消银行海外贷款管制。
然而，好景不长。经济规律必然起作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到一年时间，高估的英镑汇率让英国出口遭受沉重打击。纺织、煤炭和钢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金本位制不仅没有重整英国经济雄风，反而加速其衰退。让民众承受削减工资以缓和汇率高估的影响，简直就象天方夜谭。1926年春季开始，此落比起的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让英国经济雪上加霜。可是，政治家或政客们总是不愿意承认和修正错误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直到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和大萧条席卷全球，1931年9月20日，英国终于在极度痛苦里再度脱离金本位制，并且是永远脱离了金本位制。宣布抛弃金本位制的不是财政大臣，不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而是首相自己。当时，年迈而且深受抑郁和神经衰弱困扰的诺曼正在从加拿大返回英国的轮船上。英镑脱离金本位制的消息，诺曼的神经和情绪差点儿彻底崩溃，不得不到英国乡村度过一个长周末以平复自己的悲痛和愤怒。对于诺曼和那些固守传统的金融大亨而言，“英镑脱离金本位制就好像处女失去贞操那样令人痛心疾首！”
英镑脱离金本位制的第二天，早已下台在野的丘吉尔和凯恩斯共进午餐。丘吉尔拼命为自己解脱，声称自己从来不主张恢复金本位制，他是受到诺曼的糊弄或摆布，坦承恢复金本位制是自己“一生中最鲁莽的错误。”凯恩斯则兴高采烈，不仅是因为自己的预见完全变成现实，而且是他预言的货币新时代即将到来。凯恩斯宣告：“我们终于挣脱了黄金枷锁，我们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开始做一些合情合理的事情了。我深信脱离金本位制将开启世界货币历史的崭新篇章！”几天之内，外汇市场的英镑汇率就贬值超过25%，从1:4.86直线下降到1:3.75。到1931年年底，贬值幅度超过30%（1:3.50）。
紧随英国摆脱黄金枷锁的国家超过25个。包括英联邦成员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巴勒斯坦、埃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其他欧洲国家——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等等。依然固守金本位制的大国只剩下法国和美国了。然而，此时此刻，全世界已经堕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了。
金本位制、华尔街疯狂和崩盘
大萧条源自大崩溃，大崩溃源自大投机，大投机源自恢复金本位制的疯狂决策。经过70多年的反复研究，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基本达成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各国（尤其是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错误政策，是导致1920年代华尔街股市投机、崩盘和19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任何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最终的破灭，都很难归咎于某个单一因素，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的突然崩盘，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华尔街股市崩盘源于1920年代华尔街的股市投机和股市泡沫。1920年代的华尔街，弥漫和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投机行为。所谓牛群行为、盲目跟风、非理性投资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动物精神”之具体体现。股市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则源于美联储尤其是纽约联储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股市按金交易和股票买卖贷款。
本杰明·斯特朗所领导的纽约联储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目的是协助英格兰银行稳定英镑、恢复金本位制。斯特朗这么做，主要又是因为他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的特殊关系、他与摩根财团的密切关系、以及摩根财团和英国的特殊关系。
从历史事实和数据来分析，1920年代华尔街股市投机确实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各种疯狂的投机手段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按金交易、股票经纪贷款、证券经纪公司纷纷出笼，连许多妇女也加入华尔街投机。股票分析师和分析报告应接不暇。股票数量不断增加，1929年崩盘之前华尔街的股票总数达到826家。1928年夏季之后15个月内，指数上涨接近一倍，从200点上涨到380点。人人参与股票投机的时代，自然就创造出许多财富神话。譬如巴鲁克的故事和肯尼迪的故事早就成为传奇。
1896年，道琼斯指数问世。1900年，道琼斯指数只有50点。1920年，指数也只有72。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只相当于一战之前（1913年）的一半。1921年之后的4年，道琼斯指上涨一倍，创造出所谓的“柯立芝牛市”（因美国时任总统柯立芝而得名）。到1925年，美国股市总市值达到300亿美元，比1913年上涨一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