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昌发 评论员
6月6日，浙江杭州和北京，分别有一家华润超市内进行了一场“诚信测试”。当天，超市里没有营业员，购物、付款全部由顾客自助完成。据实验“发起人”蚂蚁金服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杭州，经过一整天的无人运行，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相差了3000元。（6月8日《钱江晚报》）
很多媒体报道“无人超市”时用了“国内首家”，不知是故意制造噱头还是真的纯属无知；至少，在笔者印象中，“无人超市”在中国已称不上十分新鲜。早在三年前，九江学院三名大学生就曾在校内开了一家“无人超市”，据说超市刚开张的一个多月，盈利了1000多元。另据报道，2013年，石家庄也曾有人开“无人超市”，只不过经营状况稍微差些，开业两个月亏损近千元。
在“无人超市”里拿东西是否付钱、付多少钱都由顾客自己决定，这种营销模式注定将“无人超市”与人性紧紧拴在一块，说具体点是个人诚信。正因如此，人们关注诚信的热度远远高于关注“无人超市”本身，甚至有人从“无人超市”在国外相当常见、中国“无人超市”付款率82%等现象，推断出中国社会诚信出现了不小问题，例如有三位女性现场拿走了价值昂贵的货物，而没有付钱；还有人拿走数袋价值不菲的烟酒，却只支付了十元钱……
诚然，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存在问题是事实。但这一问题并非人性伪善所致，而是制度机制不健全——如果说中国人的人品整体劣于欧美等国家，你信吗？反正我不信。人类是极其复杂矛盾的动物，人之初，性本善抑或性本恶，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所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激扬性善、压制性恶。依此出发，京杭这两家“无人商店”并非折射社会诚信水准的镜面，因为它对人性中的善恶没有任何主动作为，反而让人质疑这种经营模式在纵容不诚信。
常识是，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罢，诚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法治、技术等手段管出来的；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时代，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才可能实现。“无人超市”在国外之所以经营较好，奥妙也在其中。例如国外“无人超市”的大多数商品都有感应器，你不付钱，走到门口警报就响了；此外，超市内还有不少多角度摄像头，即便“偷”了东西，也不是一走了之那么简单，而在国外对公民不诚信的惩处往往相当苛刻。由此可见，国外“无人超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它们无时不通过技术、规制等“眼睛”盯着消费者。
说到底，京杭这两家“无人商店”和国外的“无人超市”并不一样，后者符合当前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且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而前者则缺乏必要的市场要素，不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自然谈不上提高社会的诚信和道德水平。再说，诚信的试纸有很多，除了“无人超市”，地铁逃票、官员贪污、高考作弊等，无不拷问社会诚信。任何一个与诚信有关的领域出了问题，与其就此一味质疑中国人的人性瑕疵，不如高屋建瓴地好好反思一下如何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