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才勇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
（上接6月7日03版）
3、山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镇和经济轴带布局
山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域空间形式之一，就是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轴带和主要节点城市紧密相连接的若干条省内经济轴带和跨省经济轴带，使省内经济轴带与丝绸之路经济轴带和周边省市的主要经济轴带连成网络，形成有利于区域分工协作和形成多圈层经济聚集区的轴带网络型城镇布局。
山西重点建设的经济轴带及其走向、布局特点主要有：
（1）西安—运城—临汾--太原—大同—张家口—京津（乌兰察布）轴带。
（2）郑州、洛阳—晋城—长治—太原轴带。
（3）绥德—太原—石家庄—京津轴带。
（4）延安—临汾—长治—邯郸轴带。
（5）郑州—西安—太原三角形轴带圈。
（6）形成具有山西区域特色的轴带网络。建设上述两纵、两横、一圈经济轴带，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省域轴带网络框架，同时也成为山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种区域特色型的空间布局格式。
4、山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战略措施
（1）扩大对外贸易。推动省内企业利用新疆等边疆省区在地缘方面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和扩大对中亚、西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注重贸易结构升级，逐步形成高端产品占主导地位、高中低多层次商品合理组合的出口优势。稳步扩大进口，提高进出口良性循环水平。加快物流、电信、科技、教育等生产性、知识性服务业的输出步伐，引进先进的服务产品和服务企业，提升服务业进出口水平。
（2）扩大对外投资。推动企业对外进行生产性和经营性投资，在合作对象国兴办独资、合资企业和资源勘探、矿山、装备、加工、物流、工程技术、金融、研发、信息等配套性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由单一业务投资发展为全产业链的投资。培育和发展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形成和壮大跨国发展的企业群体和行业龙头企业，在东道国急需的技术密集、高技术、高端产业领域和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产业领域，较快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优质产品和综合实力为后盾的投资能力。
（3）发展与丝绸之路国内区段沿线地区的经济合作与联合。主动发展与新疆等沿边省区的合作，注重在城市发展、基础建设、产业扩展、产业转移、配套条件、企业联合和兼并等领域，寻找自己的合作机遇和合作项目，把投资优势产业、过剩产能转移，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加工、深加工、服务产业链，旅游、餐饮等服务业，电力电网设备制造，边境贸易、签署口岸合作协议、简化通关手续，以及与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等城市开展铁路联运等，作为合作的重点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向甘肃、青海、宁夏等近沿边地区转移部分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市场的过剩产业。与兰州、银川等城市开展多式联运，扩展海关通关范围。发展与郑州、徐州、西安等交通枢纽城市、大区域物流中心城市的合作，发挥辐射晋冀蒙陕四省区的丝绸之路物流副中心功能。积极与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石家庄、呼和浩特等省域中心城市开展多式联运，建立广泛而便捷的海关通关关系，提升山西省和太原市在物流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的辐射能力。发展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合作，在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和科技研发领域形成竞争优势。
5、山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对策建议
（1）扩大向西出口和对外投资的规模，提高省域经济的外向发展能力。
（2）提高招商引资水平，吸引高质量的投资项目落户山西。
（3）带头组建向西开放发展的联合优势。
（4）稳步增加在新疆、甘肃和中亚、西亚等地的投资，相对减少进出口物资的长距离也能输 。
（5）深化区域间运输、通关合作，提高运输、通关便利化水平。
（6）积极倡导、推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联席会议等制度和组织机构。
《山西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策研究报告》中不仅为山西省政府部门提供了咨询服务，同时也提出和论证了那些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太沾边”的省市，如何主动地、创造性地将本地区的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战略紧密对接的思路和对策，对中、东部的许多地区都有一定适用性价值。
上述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在许多方面与国家发布的有关“一带一路”的重要文献精神紧密相衔接，至少表明这些理论探索与国家的决策需要是基本一致的。正像技术专家的成就能够促进国家决策机构作出诸如发展“两弹一星”、第三代和第四代核电、高铁、航母等战略决断一样，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同样是政府作出重大决策的支持力量。经济学家的责任要求他们在看到了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却没有得到明确指令和其他支持的情况下，主动地承担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规划的艰苦探索和研究工作，并做出符合国家需要的成绩。追求科学真理、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用知识服务国家发展，是每一个经济学家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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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应当做到“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安江林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权威性报刊和网络媒体，甘肃省电视台、兰州电视台等媒体曾多次刊登、报道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事迹。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对安江林的学术成就予以肯定，对其研究工作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著名经济学家王建以及他领导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部分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安江林提供发表成果的学术阵地和经常性的帮助，邀请安江林担任中宏客座专家，参加重要学术研讨会，王建和他领导的专家是安江林在甘肃组建的“一带一路”学术团队的高级顾问和主要成员。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更是长期关注、支持安江林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伯乐”之师，经常对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提出指导和建议，多次为安江林安排刊登研究成果的版面，管益忻教授的学术团队与安江林的研究团队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密切关系。经济地理学家、西北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白永平等，以及兰州大学、兰州商学院、甘肃社科院的大批中青年专家，对安江林的研究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与安江林建立起了共同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学术协作圈。安江林所在单位的领导——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福生，在2014年年终总结大会上号召全院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安江林的科研攻关精神，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
“一带一路”战略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这是关系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的伟大工程，目前的战略推进只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第一步。安江林和他的同行、同事、合作者们肯定会继续为这一工程付出努力。对他们的成就予以肯定，就是给他们的继续努力提供一种支持和帮助，也是启发他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成功地研究更多领域的问题。
经济带理论只是安江林全部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他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之多、之广，在理论界也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能够在“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取得成效，是因为他在许多的领域都做了知识积累并取得了创新成就。
一、学术研究的经历和主要成就
安江林上大学的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但他没有把时间花在“斗、批、改”的运动上，而是在大学宝贵的5年光阴中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校图书馆、资料室的大量专业书籍，刻苦学习多方面的知识，重视用理论知识观察和分析眼前的社会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知识逐渐积累并获得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根据自己对未来国家发展趋势及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的需求所做的预见，确定了主攻结构学理论的方向，勾勒了“辩证结构学”这个哲学新学科的理论框架，潜心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的结构规律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当时所形成的一些新观点和研究思路，先后以《矛盾与结构》、《矛盾、结构和系统》、《矛盾的结构和结构中的矛盾》等论文形式发表，在兰州大学科学大会和甘肃省哲学学会刊物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哲学思想凝固、僵化和哲学知识过于陈旧的背景中，他开辟了一片颇有生机的创新园地。较为坚实的哲学理论根底是安江林善于掌握和整理多领域的知识、善于用理论思维洞察现实问题的得力工具。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安江林转而苦学经济学并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2年，他完成了区域经济结构学的代表作《经济结构与经济成长》。在这本著作中，他以自己开创的辨证结构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为基本目标，撷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学科的知识探寻规律、加强论证，系统论述了结构观、发展观、创新观、经济系统的重要结构规律和成长机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等内容，形成了区域经济结构学的理论框架。他试图创立的这一新学科的基本观点和知识体系成为他得心应手的理论工具，有力地支撑了他在诸如西部开发、区域发展、城市经济、企业改革与发展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探索科学真理与服务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研究特点。
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凭靠这种优势主持完成了20多个以解决西部大开发和甘肃经济建设重大问题为宗旨的课题项目，其中省部级、国家级项目16个，发表论文130多篇，以第一作者和主要合著作者出版经济理论著作9部，成果获得省部级和相当于省部级的奖项8项，向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数百项可操作的重要对策建议。这些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家和区域经济运行分析与预测、企业改革和改制方案、重要经济项目规划，能源、机械电子、核工业、农牧业、科技、教育等重要部门、行业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对策，以及社会科学发展、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理论和对策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得到学术界和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普遍肯定。他的许多对策建议通过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参与政府重要决策的讨论和论证等途径被直接采用，一些重要对策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西部大开发重大问题和重点项目研究》丛书，以及《甘肃内参》、《交流与参考》、《要论与对策》等内部刊物上，成为国家和省、市州政府决策机构参考的资料。他因此被聘请为甘肃省和一些市、州政府的专家咨询机构成员，参与了省内外大量建设项目、重大工程和大企业改制方案的研究咨询。他以作报告、做调研、实地指导、专门咨询等方式，为省、市（州）、县（市）、乡（镇）、企业的管理决策和干部、人员培训提供了长期、多方面的专业服务。
这期间，他在理论上的创新成果以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提供的重要建议可简略举出以下几项：
（1）在长期研究企业发展、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方面，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造就大批民族英雄式的企业家的观点，2013年进一步提出“带领企业冲出经济困境、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骨干力量，就是敢于和善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队伍”的观点，认为企业家的素质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地区要有“底气”应对经济低迷和经济困境，并实现较快、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有规模巨大、素质精良的创新创业型企业家队伍和后备企业家队伍。（安江林：《创新创业——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活力》，企业家日报2013年10月12日）
（2）根据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于2000年、2004年先后两次在省级和院级课题成果中提出了“在兰州市北部、东部一百到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积极规划、建设兰州新区”，分类聚集发展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带动外向型经济和高兴技术产业发展，使兰州市的非农业人口分阶段达到200万、300万以上的重要建议。这是甘肃省最早提出建设兰州新区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直到?2006年8月，甘肃省主要领导召集有关部门专门研究秦王川（兰州新区所在地）建设问题，秦王川城区建设提上了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随后兰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兰州新区的设想，2011年兰州新区管委会正式启动。2012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兰州新区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详细内容见安江林主持完成的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0年5月立项、2000年12月结项的《加入世贸组织对甘肃经济的影响》课题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04年6月立项、2005年1月结项的《“十一五”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3）他在2005年主持完成的国务院原西部办下达的国家重大课题《甘肃省牛羊产业重点项目规划研究》，提出和论证了甘肃牛羊产业发展的目标、思路、重点建设项目和项目布局等对策，研究报告全文以国家开发银行技援贷款研究成果——《西部大开发重大问题与重点项目研究》丛书发型，供全国各省市区领导参阅。
（4）他于2007年主持完成的甘肃省社科规划办重大课题《振兴甘肃装备制造业对策研究》，提出和论证了甘肃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重点行业、重点产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产业基地建设等系统性对策，甘肃省委宣传部领导批示将该课题研究报告送全省副省级以上领导参阅。
（5）在2010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成果中，提出了“四极、五带、六支柱增长极网络体系”的西部开发和发展模式（有关内容如本文前述）。
（6）他曾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核工业发展重大项目的经济社会影响评估课题。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家出于安全、审慎、核事故造成的社会影响、群众对核工业的接受能力和有必要重新审视核工业发展规划等情况，暂时停顿了对核项目的审批。他根据自己对核工业情况的研究，发表了《中国能源体系转型的紧迫性及其基本道路》（《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2年第1期）一文，于2011年提出一下看法和建议：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高效、经济的能源，其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难以被取代。“风能、太阳能在发电、输电等技术上的不成熟以及其技术进步前景的尚不明朗，使人们无法将其确定为主导性的清洁能源产业，而能源短缺和能源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危机（这种危机不单是产业性、能源安全性的危机，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引发世界性的对抗和冲突），不允许我们在能源结构调整的决策上长时间举棋不定，也无法回到更多发展化石能源的道路上去。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应当综合考虑未来经济发展、能源转型、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多方面的需要，充分听取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确定在更高安全标准上坚定发展核电的能源道路。”“今后几十年，中国核能产业要扮演主导性清洁能源的角色，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必须进一步更新。必须成功地解决核能开发利用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包括实行更高的核安全标准的技术难题，不失时机地相继实现核电发展的几个阶段性战略目标，使核能成为传统能源体系过渡到清洁能源体系的可靠桥梁。要掌握先进的核电技术，实现先进核电机组建设的自主化目标”，保证核电发展成为主导性的清洁能源产业。
（7）2013年3月在企业家日报上发表了《充分认识和利用经济结构的重要规律》一文，阐释了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本质特点和重要规律，认为必须尊重新兴产业的自然成长机制，不能以外部操控者的身份和力量，像修理机器那样来直接变革经济结构，应当以积极、恰当的方式，影响经济结构的自然成长过程。《人民政协报》等媒体和报刊予以转载。
二、成功领导甘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发展
安江林既是一位有创新成就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干部，他指导、帮助青年研究人员和建设创新型科研团队也非常成功。甘肃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他担任经济所副所长、所长和主持工作的8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一直倡导和实行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注重知识创新和应用理论研究的建所、办所思路，带领全所人员优化知识结构，寻求理论突破，提高研究能力，较快培养起全所的青年研究队伍，改变了经济所科研工作长期落后的状态，研究人员之间形成了团结、和谐的良好关系。经济所的变化受到了社科院领导机构和全院职工的认可，其他研究所的许多研究人员包括资深的老研究员主动要求到经济所工作，全所规模扩大了1倍，高中级骨干研究力量增加了3—4倍，成为全省有能力研究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跨学科问题的专业学术机构。
在办所、建所过程中，安江林总结、实行了一整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学科建设理论和科研组织管理理论，奠定了经济所以后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同时为全院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将这方面的思路和经验总结为一篇论文——《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西部省区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的战略思路》（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提出了发展社会科学的一系列重要对策，包括实施社会科学知识创新工程，按照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要求选拔和任用学术带头人，培养和任用综合素质优良的科研将帅人才，建立优势学科群等。
三、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格
安江林长期坚持理论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多学科知识兼容并蓄、注重在跨学科领域取得突破的科研方式，形成了有独到优势的知识结构。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工作以解决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主旨，坚持以应用研究为主、定向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并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提高理论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大跨度、多学科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有独创性的贡献；二是坚持厚积薄发、淡泊名利的治学精神，不搞学术上的短期行为，也不走经院式的学术道路，坚持真理与致用相结合的原则，脚踏实地地从事知识积累和理论探索，追求研究成果的科学真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他的理论贡献和学术风格，体现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基本素质。
学术界是崇尚和践行真善美的社会领域。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认真做学问的人，都把求真、为善、尚美作为行为的准则，以探索和维护科学真理、伸张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他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如果探索真理、创造真知、生产思想产品的队伍和载体严重腐败，社会规范和人的行为准则赖以形成的精神基础就会变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烂摊子，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安江林做学问始终坚持“邪不压正”、唯真是求、报国至上的信念，他的学术生涯也因此既充满艰辛、坎坷，也不乏欣慰和自豪。他从不伸手向组织要名、要利、要官，他最欣赏的东西就是别人和自己获得的含有真理成分的理论观点。他研究社会，也理解社会的本质，所以没有幻想在海晏河清的理想环境中做事，也没有奢望在社会风气变好后再付出辛劳并得到与辛劳相称的好处。在有人主持公道、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他自然能够心情舒畅地在理论探索之路上前行，在没有人主持公道甚至面对荆棘丛生、泥淖拥堵的困境时，他也丝毫没有放松探索科学真理和学术真谛的努力。在受到各种干扰和无端伤害的时候，他常常效仿学坛巨人们将这种干扰、伤害像抹掉缠绕在身上的蛛丝一样抹去，为的是尽量不把时间和精力上浪费在龌龊的人和事上。他的专著、论文、访谈录和讲稿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民族兴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现实的渴望和思虑。人们从他写了些什么的白纸黑字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朴素的风格、执着的追求、不停的脚步和为谁而吃苦的心灵动力。与许许多多的幸运者相比，他所获得的利益、头衔相对于他所做的贡献要少得多，他常常不得不抱着吃亏的态度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寻求协调。他用文字告诉社会应当怎么做和不应当怎么做，首先是因为他早就告诉自己应当怎么做和不应当怎么做。他基本上做到了“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人与文的一致是他做人、作文的准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