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才勇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室主任
安江林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兰州大学教师、杂志编辑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西北创造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客座专家。在几十年的学术经历中，他把国家和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作为自己掌握知识和从事理论研究的“路标”，坚持研究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规律和重大问题，为发展区域经济结构学理论、增长极理论和经济带理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体现了探索科学真理与服务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治学特点。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正在广泛、深刻地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有可能成为国际区域发展的划时代创举。而中国版的经济带理论由此也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结构演变的重要战略思想。将经济带学说上升为国家总体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导理论，是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长期耕耘的重大收获，更是国家最高决策层“慧眼识学问”的科学决断。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紧密结合国情、区情的经济学知识创新及其与政府决策的密切配合，对国家和世界的发展能够起到何等的作用。
为我国经济带理论做出贡献的，既有老一代的经济学泰斗，也有年轻的理论队伍；既有东、中部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有在西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西部开发和发展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一批结合地区实际进行顽强探索的经济学家，他们所作出的创新成就，包括在经济带理论方面的学说，成为推动和服务西部地区开发、发展的重要思想，形成了中国西部经济学百花园中一簇簇的奇葩。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一位在经济带理论领域有独到创新成就的西部经济学家，他就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江林。
安江林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先后担任兰州大学教师、杂志编辑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西北创造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客座专家。在几十年的学术经历中，他把国家和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作为自己掌握知识和从事理论研究的“路标”，坚持研究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规律和重大问题，为发展区域经济结构学理论、增长极理论和经济带理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体现了探索科学真理与服务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治学特点。
从研究经济结构规律中看到了经济带理论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安江林是在国内较早并系统地进行了创新理论、经济开发理论、经济结构理论、增长极体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尤其在探索和创立区域经济结构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理论成就。他最早进行经济带理论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他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自己的经济结构理论体系中筛选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域，即国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领域的一个分支——经济轴带体系及其结构和功能规律。所以，安江林研究经济带问题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他的经济结构理论。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他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中深切感受到，结构学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极为重大的思想理论宝地，有待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发掘知识财富，建立学说体系，服务社会需要。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探索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规律，创立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学。
他坚持不懈地探索哲学结构论和经济结构学的各种知识领域，在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准备之后，于1990年代初将一系列研究成果等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和集成，以公开出版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成长》、《工业成长与区域发展》两本书和发表一批论文为代表作，形成了“区域经济结构学”这一新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经济结构与经济成长》一书系统地论述了辩证结构观、经济系统的七种结构规律和十种成长机制、经济系统的类生命性和超生命性结构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发展观在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阐释了发展思想、结构规律、协调发展、全面创新等问题。贯穿全书的思想主线，就是“发展思想—辩证结构观—经济结构规律—经济成长机制—协调发展机制—科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体的发展对策和发展措施”这样环环相扣、依次递进的逻辑链条。两本书在论述国民经济的地区结构中，提出了建设“发展极和工业集中带”、沿交通线建设“工业增长轴线”的观点和对策。在逻辑结构上，书中运用 “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将阐释原理、借用自然科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与形成经济发展思路和具体对策等内容，组织成为由浅入深、化深而浅、再现客观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揭示了“经济结构的发展机制和发展中的经济结构规律”。
运用经济结构理论来研究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他首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由于西部多高原、大山、沙漠、戈壁、荒漠等天然屏障，所以人类在这里的各种经济活动自古以来都是依托河流、平川、绿洲，特别是依托重要交通线而展开的，条带形的地域经济共同体成为十分普遍的一种产业和经济活动聚集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从甘肃到新疆长达几千公里的串珠式城镇分布带。将这种特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放到全国和世界的更大空间来进行比较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条带型的产业和城镇布局在国内外随处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这种条带布局的研究和论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著述之多使人读不胜读。其中如国外经济地理学界的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模式和各种交通经济理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刘再兴的生产力布局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甘肃城镇沿铁路线形成串珠式布局的观点等，为研究西部经济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发。经济带理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研究西部的开发和发展应当抓住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就是西部应当建设怎样的经济带。
安江林以经济带问题作为他研究西部开发和发展的切入点，一方面探索它在经济结构理论中的位置，以便由此深化对区域空间结构和经济带形成规律的研究，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全国尤其是西部开发和发展需要怎样的经济带以及怎样建设经济带，以求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在90年代初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东西部发展差距以及如何缩短差距的争论中，安江林运用经济带理论参与了讨论。当时有一些学者提出沿海经济带、沿长江经济带、沿京九线经济带等学术观点，但提出西部应当建设怎样的经济带的观点却不多。他看到改革开放十几年间国家实行建设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政策及其所形成的生产力布局格式，一方面产生了极为显著的效果，使沿海地区连续保持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差距过大和生产力布局失衡的问题，连带的许多困难和危机因素有加剧之势。为了为国家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政策、生产力布局状况和东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方式提供理论依据，他在1995年兰州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新时期全国“三六大网格”布局格式的形成和西部包兰成昆经济增长带的建设》的论文，提出和论证了新时期国家应当规划、部署三大增长极和六大经济增长带的“三六大网格”布局格式。“三大增长极”是继续促进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使之成为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和在国内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发展极核”。“六大经济增长带”是沿海岸线经济增长带、京九沿线经济增长带、京广沿线经济增长带、沿长江经济增长带、沿龙海—兰新线经济增长带和包兰成昆经济增长带，形成贯通全国东西南北的“四经二纬”式的增长带网络。提出“三六大网格”增长极网络的主导思想，一方面是继续推进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战略，并且充分发挥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主要经济增长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及时为中西部地区建设城市群和主轴经济带进行筹划和部署。西部地区不仅要规划东西向的经济带，即陇海兰新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上游区段），而且要规划和建设南北向的包兰成昆经济带，将内蒙古的呼包地区、西北的银川和兰州地区与西南的成渝地区、黔中滇中等城镇和产业密集地区连成一体，与东西向的两个经济带在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相互交叉，形成西部的两大开发枢纽区，可以有效促进西部地区极化发展与相对均衡发展的结合。文章中列举了包兰成昆经济带所具有的主要优势，指出建设这一经济带将在西部地区形成北与蒙古国接界、西面通过兰新线与独联体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南到越南并通向出海口、东与中东部地区连成一体的3000多公里长的西部发达经济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西部核心地区过于闭塞的状况（安江林：《新时期全国“三六大网格”布局格式的形成和西部包兰成昆经济增长带的建设》，王关义等主编：《跨世纪的战略抉择——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
提出增长极体系观点：经济带是一种重要的区域增长极
进入新世纪，国内有关经济带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以前的“点轴开发”理论有了一种新的形式——交通经济带理论。张文尝、金凤君、樊杰主编的《交通经济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带依托交通线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分析了国内外典型交通经济带的特征和功能，为经济带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安江林从《交通经济带》一书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他认为交通经济带理论尤其适用于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他在《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工程——建设向边疆地区和国外延伸发展的交通经济带网络》（《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0年第2期；《经济学家周报》2010年8月1日以同一标题转载）一文中写道：“交通经济带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是我国经济地理学界著名学者在生产力布局和区域非均衡发展领域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它们都是根据现代交通设施是改变地区的封闭性区位劣势、增强其可达性区位优势的主要物质条件的基本观点，主张经济开发以重要交通运输线为轴心，连结沿线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城镇，逐步形成产业相对密集的带状经济发达区域，带动大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创新性理论。”交通经济带是一种“带状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其中区位极为重要的城市则是交通经济带的“极中之极”，即交通经济带的经济中心或副中心。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由于受高山大川和戈壁、沙漠的分割、阻隔，多呈沿交通线和河川的条带状伸展。西部广大的边远、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自然应当依托现有的和将要建成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现有的和将要形成的城市、城镇群，适应和利用生产要素沿重要交通线延伸运动、形成条带式开发走廊的特点，向资源较富集和地理位置较优越的地区延伸、扩展，使内地的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与边远、边疆地区的资源开发逐步形成沿交通线分布的产业链。随着条带的经济聚集效益的提高和分支条带的不断形成、伸展，条带与条带彼此衔接、交织形成条带网络，边远、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就会逐步由非均衡的条带特征向相对均衡的网络特征过渡，边远、边疆地区的经济就会较快进入大区域一体化发展之中。这是适应西部地区的基本区情特点、利用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促进边远、边疆地区开发，带动边远、边疆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途径。”
但是要把交通经济带理论引入到西部开发和发展的现实中，有效解决其发展迟缓的多种难题，除过使交通经济带理论“西部化”之外，似乎还缺乏许多与之“配套”的理论。也就是说，西部地区需要一种包括经济带理论在内的较为“成套”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为此进行了从广度到深度的探索，关注城市经济、交通运输经济、对外贸易、生态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动态及其与经济带理论的内在联系，力求将多学科的知识、理论与经济带理论相互融合、渗透，形成兼容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西部经济理论体系。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区域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上，形成的初步观点是：西部发展需要功能强大的增长极，而这种增长极的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是多种增长极彼此联系构成的体系，经济带就是其中的一种。建设西部增长极体系的理论观点由此日益明晰。他用这种观点研究全国和甘肃的增长极体系，在一些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多级中心城市”、多级交通经济带和增长极网络，将极化发展与相对均衡发展结合起来的观点，认为建设多种增长极、健全增长极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是加快西部开发、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这些观点发表后，国研网等媒体予以转载，国内学术界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包括交通经济带理论在内的区域增长极体系理论。（安江林：《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式——建设增长极体系》，开发研究2004年第5期；高新才、安江林、鲜静林主编：《中国发展之魂（经济篇）》，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9月）
增长极体系理论需要走向深化和系统化。安江林以《构建中国西部增长极体系与带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为题，申报2004年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该项目于2010年结项。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王洛林等对项目研究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项目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以《新时期建设西部区域增长极的战略思考》为题发表在2010年4月26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海内外４0多家主要网络传媒予以转载，其中有国家权威的经济信息网站如国研网、金融界、区域经济网、中国区域发展网、中国经济新闻网和权威的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还有许多学术单位网站，如世经评论、四川社会科学在线，以及地方网站如甘肃经济发展网等等，海峡对岸的台湾权威媒体中央日报（网路版）也予以转载。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区域增长极有7种基本的形式，即：骨干企业、支柱行业、产业集群、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增长极网络，区域增长极体系就是由这7种不同形式的增长极相互连结构成的系统体，它是带动区域较快、健康发展的“火车头”。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的主导方式和战略重点，就是是建设由这7种增长极构成的区域增长极体系。
西部增长极体系的整体模式可以概括为“四极、五带、六支柱、多种类型增长极网络体系”。“四极”是指在增长极体系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的四个大型城市群，即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黄河上游城市群、南贵昆城市群；“五带”指构成增长极体系基本框架的五个主轴经济带，即长江上游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包兰成昆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带、包西渝黔桂经济带；“六支柱”即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六大类特色支柱产业——能源化工、矿产开采加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多种类型增长极网络体系”是指增长极体系以技术密集和高科技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基础，以大中型中心城市为主导，以纵向层次关系和横向并列关联关系以及纵横交织的各种经济技术联系为纽带，将骨干企业、产业集群、优势行业、中心城市、城市群、交通经济带等不同类型的增长极联结、组织成为网络式的区域经济高增长的载体体系；西部地区的这种载体体系包括四个大型城市群、20多个城市圈或小型城镇群、200—300多个大中小城市、几千个中心镇、五条主轴经济带、十多条分支轴带和能源化工产业、矿产开采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六大特色支柱产业，以及各个城市、地区、行业所属的产业集群、骨干企业、企业集团等多种增长极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增长极依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网络式系统整体。随着西部和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内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应当调整和优化增长极系统的内部结构，发挥并不断完善增长极系统集聚经济要素、形成先进生产力和经济高增长机制、辐射经济技术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功能。
未来十几年西部增长极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覆盖整个西部地区的“四极、五带、六支柱、多种类型增长极网络体系”，带动西部地区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形成西部地区发达的城市群和城镇网络；形成纵横交织的经济轴带网络；形成发达的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群；形成高素质、高增长、强带动功能的骨干企业群和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形成不同增长极之间和增长极与被辐射带动的经济实体和地区之间紧密型经济技术联系。
《新时期建设西部区域增长极的战略思考》一文同时以《建设增长极体系：西部开发和发展的新思路》为题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1年第1期上。《经济要参》是中央一级内部刊物、经济类核心期刊，其主要职责是全面、权威、及时、前瞻性地提供国家宏观决策信息和实证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依据。《经济要参》等报刊媒体的热情支持不仅体现了该文在学术价值方面的重要性和深远性，更重要的是上述观点在国家后来制定的有关政策和规划中，尤其是在国家的区域开发政策、建设经济新区政策、西部开发“十二五”规划和经济带建设战略等文献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和反映。
为政府的战略决策提供“铺路石”
经济学是一种强调致用的学科，经济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努力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管理决策和实际行动，产生实际的效果和效益。
安江林把经济带理论纳入到他的增长极体系框架之中，进一步的努力就是将这些理论观点与区域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政府和企业接受这种理论并将其变成决策和行动进行有益的探索。
从他发表的以下文章中可以看到经济带理论在增长极体系框架中如何一步步走向实用：
一、《建设和优化西部交通经济带》（《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0年第2期）、《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工程——建设向边疆地区和国外延伸发展的交通经济带网络》两文（《经济学家周报》2010年8月1日）的主要观点。
有效促进我国西部广大边远、边疆地区与经济核心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途径之一，是建设由内地发达地区通向边境地区的各种交通经济带及其交织的网络，将内地、边境地区和国外经济较发达地区连成一体，为边境地区的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提供可便捷利用的国内外市场和产业配套条件，提供内地——边境地区——国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拉动力。在西部地区应当建设五条主轴经济带：陇海—兰新线西段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包兰—成昆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带和包西渝黔桂经济带。建设主轴经济带延伸形成的若干条分支经济带，逐步形成致密型的经济条带网络和城镇网络。建设青藏高速公路、川藏铁路和高速公路、滇藏铁路和高速公路、新藏铁路和高速公路、雅鲁藏布江经济带通向国外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等新的交通通道，使西部地区的经济轴带真正交织成跨越天然屏障的网络，改变西部边境地区和最落后地区的封闭状态。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建设和延伸。在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西端，依托川藏公路和计划建设的川藏铁路等交通干线，向马尔康、康定、昌都、拉萨延伸，与雅鲁藏布江经济带相衔接，带动西藏及其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向两侧扩展，逐步将汉中、安康、十堰、恩施、张家界、吉首等中小城市纳入辐射带动范围，使之成为沿长江经济轴带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与陇海兰新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带的融合度。
陇海兰新经济带西段的建设和延伸。该经济带在全线上应进一步向两侧扩展，逐步将沿线地区两侧更多的城镇纳入辐射带动范围；在西部末端分别向伊宁—霍城、乌苏—博乐、克拉玛依—塔城、克拉玛依—阿勒泰、阜康—青河和南疆地区的阿克苏—喀什—和田等边境地区延伸，形成扇形的沿边城镇密集地区。
包兰成昆经济带的建设和延伸。该经济带在其南部末端应当分别向开远—个旧—河口、普洱—澜沧、景洪—勐腊等分支条带延伸，形成扇形的沿边城镇密集地区。
南贵昆经济带的建设和延伸。该经济带实际上是西南地区的一条东西向沿海沿边经济带，目前尚处于建设、成长之中。在其东端应向南宁—崇左—凭祥、百色—靖西等分支轴带延伸，并在北海和海南岛地区与沿海岸线经济带相接，形成贯通我国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沿边地带的半圆形完整轴带；在中段向百色—富宁—文山—马关分支轴带延伸，在西端分别向丽江—香格里拉—芒康和大理—临沧—沧源、大理—瑞丽等分支轴带延伸，形成广西和云南两省的沿边城镇密集地区。
包西渝黔桂经济带的建设和延伸。该经济带是西部地区正在起步建设中的新经济带。该轴带沿包头至西安铁路和西安至重庆、重庆经贵阳至南宁、北海的铁路轴线，北端与包兰轴带相交叉、与通向蒙古国的集二线—同蒲线轴带相接，向南经过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五个省市区，依次在西安、重庆、贵阳、南宁等特大城市及其辐射带动的城市群地区，与陇海兰新轴带、沿长江轴带、南贵昆轴带形成交叉，是西部地区东侧横贯南北、两头可以出国的经济带。其北端是内蒙古的白云矿区和满都拉口岸，其辐射、带动边境地区经济开发、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很大。通过加强西安—安康—达州—重庆区段的交通、通信、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与重庆城市群走向融合，是形成西安—重庆—成都三极融合，进一步形成西安、重庆、成都、兰州、南宁、贵阳、昆明等多极融合的重要桥梁。
西部地区应当重点建设以下主要的分支经济带：
青藏经济带。以西宁市为起点，沿青藏铁路经德令哈市、格尔木市、那曲镇到拉萨市，与雅鲁藏布江经济带相交。
南疆经济带。也可称天山南坡经济带、环塔里木盆地经济带等，是陇海兰新经济带最西端的一条分支条带。该经济带以吐鲁番市为起点，沿南疆铁路和315公路最西段，经库尔勒市、阿克苏市、喀什市、和田市、若羌县等，形成环绕塔里木盆地的椭圆形经济轴带，以串珠布局的形式集中了南疆地区的大多数城镇。应进一步加强绕塔里木盆地的椭圆形铁路、高等级公路建设，建设穿越塔里木盆地、天山、帕米尔高原的铁路和公路，以建设南疆石油化工基地为主导，促进该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城镇发展，发展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商业贸易和经济合作。
蒙东经济带。在呼和浩特以东沿京包线、集通线、滨洲线北段和110、111国道等交通线，向内蒙古东部地区延伸，形成以铁路和公路干线为中轴的经济轴带，轴带中的主要城市包括乌兰察布、丰镇、二连浩特、赤峰、通辽、霍林郭勒、乌兰浩特、扎兰屯、牙克石、呼伦贝尔、满洲里、额尔古纳、根河等城市和一批中心镇，是包兰成昆经济带东端的主要延伸部分，具有辐射带动内蒙古北部和东部边远、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多方面优势，可建成国家重要的新能源基地、畜产品加工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和国际商贸区。
雅安—拉萨经济带。在长江上游经济带最西端，以雅安为起点，沿317、318国道，经康定、昌都到拉萨，呈“双轨”式经济通道特征。目前建设经济带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基础条件还十分薄弱，起步艰难，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发挥成渝城市群的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和川藏高速公路，合理开发沿线地区的水电、矿产等优势资源，促进城镇发展和经济带形成。
昆明—个旧—景洪经济带。在包兰成昆经济带南端，以昆明为起点沿昆明至景洪高速公路和昆明至越南河内的铁路，分别经玉溪、思茅、景洪和玉溪、开远、个旧到越南的老街和泰国、老挝，呈“Y”字型展开，是西部地区一条重要的出国经济通道。该经济带是合理开发边境地区资源、发展国际贸易和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走廊。
雅鲁藏布江经济带。该经济带在西藏自治区沿雅鲁藏布江呈东西向分布和延伸，东部通过317、318国道和将要建设的川藏铁路与长江上游经济带接通，有可能成为沿长江—雅鲁藏布江大经济条带的一个区段，可以辐射带动西藏自治区沿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其他分支经济带。西部地区还应当建设的延伸向边远和边疆地区的分支经济带或二级轴带包括：格尔木—库尔勒轴带；乌苏—克拉玛依—阿勒泰轴带。在西部内地，积极建设正在形成或有条件形成的重要分支轴带，如西安—商洛—十堰轴带、西安—庆阳—吴忠轴带、南宁—柳州—桂林—衡阳轴带等。在各个省市区甚至地、州、市范围内，还可以开发建设再次一级的小型轴带，使经济轴带不断向边远、边境地区延伸，如：甘肃省的兰州—定西—静宁—平凉—泾川轴带、兰州—临夏—合作轴带，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二连浩特轴带、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根河轴带，新疆自治区的乌鲁木齐—阜康—青河—阿勒泰轴带，北海—玉林—梧州—贺州轴带，贵州省的贵阳—六盘水轴带，云南的昆明—昭通轴带，西藏自治区的安多—尼玛—改则—葛尔轴带等。
通过建设二、三级经济带，促进西部地区五条主轴经济带进一步扩大交叉和融合范围，形成越来越致密的大中小轴带网络；在自然条件严酷、经济落后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以及川西、陕南、蒙东等地区，形成一批初具规模的新经济轴带，与已形成的各类经济轴带一起构成更加合理的网络体系。
西部重要经济轴带通向国外的出口多被高山峻岭和大漠戈壁阻拦，有些地方仅有狭窄的通道，使国内经济轴带向国外延伸发展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形成国内外直通的跨国经济轴带。今后应当在充分发挥内蒙古、新疆、云南、北部湾等出国通道优势的同时，规划和实施进一步打通出国通道、建设出国交通网和国际经济带的建设工程，在边疆地带建设发达的交通通道网和更多的城镇、城镇群、开发区等增长极，逐步增强西部经济带网络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等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联网的特征，形成对边远、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内外向双重推动。
加强西部交通通道建设，包括：（1）通往西部边远和边疆地区的运输通道。①提高青藏铁路运力，建设青藏高速公路；②川藏铁路和高等级公路；③由大理经波密至拉萨的滇藏铁路和并行高速公路；④由新疆叶城经铁隆滩入藏，基本沿219公路走向，连通葛尔、仲巴、萨嘎、拉萨的新藏铁路；⑤连通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的环塔里木盆地铁路和高等级公路；⑥格尔木—敦煌、格尔木—若羌—库尔勒铁路；⑦奎屯—阿勒泰铁路；⑧成都经若尔盖、碌曲通向西宁的铁路；⑨乌兰浩特—锡林浩特铁路。（2）西部出国的国际运输通道。①由精河经霍尔果斯出境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和并行高等级公路；②由喀什经乌恰、乌鲁克恰提出境通往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吉乌铁路（“十一五”规划铁路）和并行高等级公路；③由叶城经红其拉甫口岸通往巴基斯坦的中巴铁路和并行高等级公路；④由拉萨向南延伸，经亚东县出境通往印度的中印铁路和并行高等级公路；⑤由拉萨经日喀则、聂拉木，在科达理出境通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中尼铁路和并行高等级公路；⑥由云南大理市经潞西、瑞丽通往缅甸的中缅铁路和并行的高等级公路；⑦由云南玉溪经普洱，在磨憨出境通往老挝的中老铁路和并行的高等级公路。
在“十一五”末提出的上述观点，可以看作是国家高层决策机构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期探索，是经济带理论由学术成果走向实用的重要一步。
二、《陕甘宁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建设几种区域增长极》（《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2年第4期）一文的主要观点
陕甘宁地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是它的边远性、封闭性，所以必须建设主要的交通经济带，促进经济轴带网络形成，与全国的重要经济带、城市群连通，改变老区远离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闭塞状况。包括：（1）沿包头至西安铁路线和包茂高速（G65）陕西段的包头—西安经济带。（2）沿国道312和309线的兰州—会宁—平凉—庆阳轴带，可称为兰庆经济带，将陕甘宁的核心地带——延安、平庆、固原与兰州白银经济区、山西晋南经济区等连成一体，促进跨行政区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融合。（3）沿福州至银川高速（G70）和国道211线的银川—庆阳—西安轴带。（4）沿国道307线的银川—定边—榆林轴带，东向延伸到山西的太原经济区，将银川城镇群、榆林城镇群与太原城市群连成一体。在主要交通经济带的两侧延伸建设次级、三级的分支轴带或其重点区段，将区域内的城镇、城镇群、产业基地连接成为逐步致密化的轴带网络。
三、《建设省域增长极体系的探讨》（甘肃日报2011年2月28日，《求是》杂志研究所网站转载）一文的主要观点
甘肃今后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和加快现代化发展步伐的主要战略途径，就是建设先进生产力的载体体系、现代化产业的摇篮——区域增长极体系，发挥其聚集经济要素、形成和扩散先进生产力、培育和承载现代产业体系的功能，加快新兴产业成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带动全省的现代化发展，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持续、较快、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建设省域交通经济带，促进经济轴带网络形成。继续强化陇海兰新甘肃段主轴经济带建设，使之成为二三产业和城镇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带。由陇海兰新主轴带向两侧地区延伸建设若干条次级和三级轴带，如沿包兰铁路的包兰经济带（甘肃段），沿国道312线的兰州—平凉—庆阳轴带，沿国道212线和建设中的兰渝铁路的兰州—陇南轴带，以及兰州—临夏—合作轴带、宁县—庆阳—环县轴带、天水—秦安—平凉轴带等等。提高交通设施建设水平，使重要的交通经济带能够依托高等级交通通道和先进设施条件，形成“链条式带动、走廊式集聚发展”的特征。最终把全省所有的县市、乡镇纳入到以陇海兰新、包兰成昆和西宁—兰州—庆阳等主要经济带为骨架的轴带网络之中，并与全国和周边省区的重要经济区、经济带融为一体。
四、《兰州——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国家级增长极》（《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3年第2期）一文的主要观点
兰州的快速崛起将进一步改变和优化西部增长极的布局。以兰州为核心的黄河上游城市群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与成渝、关天两个城市群可以形成连片和紧密配套的关系，能够更有效地推进西部经济核心区向呼包城市群、新疆城市群延伸发展，使西部增长极的布局更加均衡、合理。而兰州新区建设和兰州大都市的快速崛起，是形成黄河上游城市群的首要条件，它无疑是支撑西部经济发达地区得以形成和不断扩展的一根重要支柱。
兰州要快速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大型增长极，必须改善接受外部辐射和向外部辐射经济能量的媒介条件，这种媒介条件主要是高等级、大运量的交通通道以及沿通道密集分布的城镇带。这些经济条带及其逐步发展形成的网络，是形成以兰州为中心的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分工协作网和产业配套网的主要载体，是把兰州从封闭、孤立的状态中彻底改变过来，与全国的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融为一体的“血液循环体系”。重点建设以兰州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延伸的以下几条经济条带：兰州—定西—天水经济带，与关天经济区相融合；兰州—固原—平凉—庆阳经济带，并向陕西、山西延伸发展；兰州—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经济带，逐步发展成为兰银呼包经济带；兰州—河西—乌鲁木齐经济带，拓宽和延伸兰州向西辐射、开放的大通道；兰州—西宁—格尔木经济带，并向西藏的那曲镇和拉萨市延伸；兰州—成都、兰州—重庆经济带，促进黄河上游经济区向成渝经济区延伸。这种呈辐射状分布的经济带网络，延伸通向全国许多大型经济区、城市群和周边国家，为兰州扮演国家级大型增长极、探索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道路的战略角色提供了大舞台。
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全国性、地区性经济带建设的思路，为各级政府进行经济带建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上的“铺路石”。
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中央有关部门和沿线地区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紧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经济带理论与经济带建设实践相互推动而呈现快速发展的现实，使人们开始重新“掂量”经济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分量”。这个过去似乎不太“起眼”的经济学领域对于国家大局发展竟如此重要，可见学术研究转化为国家重大战略的路程并非万里之遥。如何尽快地把这一战略构想转化为可以付诸实行的政策、规划、措施和实际的发展效果，成了经济学家们共同的责任。
一般来说，在政府决策尚未形成的时候，经济学家的责任是超前研究这种决策的必然性及其所需要的依据，用研究成果的积累为决策铺设道路；而在政府作出决策之后，经济学家的责任则是为决策的实行及其效果的最大化、最佳化提供理论的依据和支持。“一带一路”是一个跨越国内外、连通近百个国家、贯穿大半个地球的大型国际经济轴带，推动这样宏大而复杂的世界工程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它的理论准备相对于实践的需要来说仍然显得薄弱。在这样的历史性任务面前，安江林和许许多多的的经济学一样，习惯于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中自发地接受“指令”，以经济学家的责任心决定自己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他们都善于在事前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大用处的经济带理论园地，而当国家的正式指令发出后则自发地成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责任人”，以最快的速度提供自己的知识服务。他陆续发表的几篇文章，旨在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让“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转化为相应的政策、规划和实际措施并见诸实际效果。
一、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思路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刚刚提出之后，10月间甘肃省宏观经济学会召开了专门的理论研讨会，安江林提交了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思路及兰州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该文的主要内容随后在2013年甘肃宏观经济学会的《决策咨询》专刊、《甘肃经济与信息》第12期、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宏观纵览周刊》第44期、《财经》杂志2014年第9和第11期刊载。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区段进行合理布局。主轴带应当以陇海兰新铁路为轴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黄河上游城市群、新疆城市群为主导性产业载体，使这五个城市群构成依次相连的带状城市群集群区或城市群连绵带。国内区段一方面要由西安向东延伸至连云港，与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型城市群、经济带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建设陇海兰新经济带的若干分支条带和新的城镇群，扩展陇海兰新经济带在西北地区的宽度，逐步将成渝城市群、呼包城镇群纳入到陇海兰新经济带之中，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内的辐射带动范围。关中—天水、黄河上游和新疆三个城市群及其辐射带动的整个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段，必须将其建设成为从中亚、西亚进口资源的主要加工区和向中亚、西亚扩大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基地，成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发展的战略前沿。分别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三个节点城市为中心，建设向主轴带两侧延伸的辐射状分支经济带，促进西北地区城市和产业布局由“沉沉一线”向“条带网络”过渡。
第二，促进国外区段形成合理的走向和布局。以贯通中亚五国和西亚的铁路、公路、管道和主要的城市群、城镇密集区为依托条件，重点促进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杜尚别—阿什哈巴德这一地带的发展，并根据地区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趋势，逐步向环里海、黑海、地中海地区和南亚地区延伸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形成与我国陇海兰新经济带直接相通的中国西部—中亚五国—西亚诸国—里海、黑海、地中海、阿拉伯海沿岸各国一体化发展的大型带状经济区。
第三，优先规划和实施铁路、公路、管道、航空等重大建设项目，排除天然屏障的阻隔，形成通畅的国际交通大通道和交通网络。建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多条现代化运输通道，将阻隔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天山、昆仑山、阿拉套山、塔尔巴哈台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等天然险阻变成交通坦途。在国内，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的交通建设，及早形成以兰新线、西宁—格尔木—库尔勒线、巴彦淖尔—哈密线三条通疆铁路为主干的综合运输网。
第四，发挥贸易带动和投资奠基的作用。与相关国家协调政策措施，规范贸易方式和贸易机制，健全银行结算系统，改善贸易环境，在货物、服务、技术等贸易领域实现进出口总量持续、较快增长。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做好应对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准备，争取在5至10年内建立适应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在经济带地区实现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零关税。推动双方企业在进出口产品的供应国和消费国进行生产性和经营性投资，在合作对象国兴办越来越多的独资、合资企业和资源勘探、矿山、装备、加工、物流、工程技术、金融、研发、信息等配套性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由单一业务的投资发展为全产业链的投资，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投资良性互动的利益共同体。
第五，积极推动合作升级。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统筹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的资源、政策设计、重要措施和行动方案，以贸易、投资、金融为战略契合点，以外交、政治措施为保证条件，以科技、文化、教育和民间交往为助推手段，建立广泛、深化、巩固的经济合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教育、民间等全面的友好合作。与合作对象国共同探索和建设丝绸之路合作开发区、合作试验区、合作园区，探索跨国合作的体制、政策、管理、协调等制度和机制，并在新疆、甘肃等地区率先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尽快形成合作发展的成熟模式。
第六，发挥城市和城市群的主导作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使新疆成为中国—中亚--西亚—南亚这一国际区域的中心地区，因此必须以乌鲁木齐为首位中心城市，在南疆、北疆和乌鲁木齐周边区域形成一到两个特大型或大型的副中心城市及一批中等城市，形成经济聚集和辐射带动功能较快增大的国际区域城市群。对战略地位特殊的口岸城市如伊宁、博乐、喀什、塔城等，采取特殊支持的方式，使之从边境小城市较快发展为中亚跨国经济区的节点城市，配套建设相应的高等级出国交通和通信大通道，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境线上具有较大的宽度和不断提高的交通便利程度。进一步加大沿线核心城市和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建设力度，增强城市和城市群的产业承载能力和向西开放的外向发展能力，发挥核心城市和城市群对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在西北地区重点建设关天城市群、黄河上游城市群和新疆城市群，形成三大城市群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西北带状城市群集群区，辐射带动包括内蒙古中西部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加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分工体系之中。在国外区段，要注重依托综合条件相对优越的中心城市、城市群、城镇带、资源富集区等，开展经贸、投资、金融等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东道国城市、城市新区、开发区等产业载体的建设，推动、影响东道国城市和城市群功能的增强。
第七，推动条带延伸，促进均衡发展。在国内和国外的主轴带、分支带形成的初期，应集中建设以中心城市、经济开发区、资源开发区为主的若干经济聚集点，形成点状增长中心，使之发挥好初级产业载体的功能，依托这些初级载体发展二三产业和合作项目。在交通、通信、电力、水利设施建设和城镇体系发育达到一定水平时，则应以促进串珠式城镇带和条带型城镇群的形成、发展为主要任务，使点式增长中心转变为具有一定分工协作水平的条带型增长极，成为初具功能的经济轴带。在主次轴带发育到一定程度时，应当合理扩展各类经济轴带的宽度和辐射范围，并建设更多的分支轴带，逐步形成轴带网络，依托轴带网络实现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
第八，重视发挥兰州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战略作用。兰州处于黄河上游甘宁青三省毗邻地区，是大西北经济重心区的核心城市，与西安、银川、西宁、呼和浩特—包头、乌鲁木齐等省域中心城市及其所辐射带动的城镇群之间，具有扩大和深化分工、发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产业配套、形成发达的经济网络的较强实力和巨大潜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处于重要的战略支点地位，具有聚集经济要素、培育和提升创新能力、深化区域分工、辐射带动所在区域和经济带一定区段发展的重要功能。以兰州为核心的黄河上游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向西通过河西城镇群与新疆城镇群连成一体，向北与呼包城镇群融合为包兰城镇密集带，向东分别与关中--天水城镇群和陇东—陕北城镇群融为一体，向南通过陇南城镇群与成渝城市群相融合，为西北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搭建起战略骨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区段、推进向西开放、西部开发和西部地区的协调、均衡发展中，发挥着战略中枢的作用。黄河上游城市群及其与周边城市群、城镇群的不断融合发展，可以与中亚国家的城市群形成条带型的跨国城市群集群区，在中国西部—中亚—西亚—南欧—北非这一广大地区发挥国际区域增长极的功能。兰州的优先、快速发展，在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进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中，具有关键性的战略作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新疆是国内区段的门户和前沿，兰州则是中心、后方和加工增值基地，具有综合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科技、文化实力和人才、人力资源较为雄厚等多种有利因素，可以支撑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欧洲展开广泛的联合、协作和竞争，有能力、有潜力对引进的科技成果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对进口的资源进行充分、深度的加工并实现多环节增值。兰州与新疆等前沿地区密切配合，发展全面的分工协作和产业配套关系，将会更快增强国内区段在经济带中的整体优势，提高向西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国际竞争力。（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