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
应审时度势以价换量
■ 葛丰
房地产政策近期迎来密集调整，其中包括二套房商业贷款首付最低降至四成，公积金贷款首套房首付降至两成，二套房首付最低降至三成，个人所购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免征营业税年限由5年以上降至2年以上，等等。
这些政策变化符合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毕竟，此前连续多年的紧缩性调控，本就属于“房价过快增长”市况下的应急性干预。而目前房地产市场一系列基本面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渐次落定，同时房地产投资与消费依然对稳增长、促民生具有较强正向作用，因此，这种变与不变的双重判定，决定了房地产政策理当因时回归到“鼓励居民自住性、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正常基调。
不过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距离成熟尚有时日，高储蓄背景下投资渠道的相对有限，则又在客观上驱动投机、投资需求伺机而动。那么，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因为政策趋松老调重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依据在于：
首先，尽管中国楼市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但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终究要接受市场供需关系支配性的影响，而这方面，目前关于全国楼市基本性的判断是，市场总体格局已经从此前多年供小于求转为供略大于求，部分地区甚至已出现供给明显过剩现象。譬如有研究表明，截至2014年底，不包括在建面积的全国城镇住房存量已超过232亿平方米，即使包含外来流动人口在内的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已达到34平方米。
其次，排除总量过剩趋向，单以目前房价相对坚挺的一线城市而论，推动房价上行的动力也未必如想象中那样历久弥坚。其供需状况以去库存周期(待售面积/月销售面积)来看，广州在10 ~ 15个月之间，北京、上海和深圳则都在15个月上下波动。而业界认为，这一指标一般不宜超过10 ~ 12个月。此外，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其短期政策取向尚未见“限购”松动的迹象，而长期政策取向则更需要服从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总体部署。
第三，目前出现的政策松动，仍然是一种有限度的松动。即使再退一步而言，譬如房贷政策进一步放松，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自身商业化改造的加深，以及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预期价格变化，都会在另一个方向上制约银行配置房贷的意愿，并最终影响到房贷实际投放的数量与价格。
商界有句戏言称，“只要站在风口，连猪都会飞”。现在，对于刚刚走出“黄金十年”的房地产企业(其实也包括“炒房团”)来说，必须认识到：自己曾经所站的风口已经过去，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跟风式、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因此，无论从其自身发展，或是消费者福利，乃至中国经济长治久安计，都应该打消幻想，审时度势，深入领会政策导向，充分把握政策机遇，通过以价换量，赢取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欧盟牛奶生产限额取消
国内奶粉会降价吗
■ 侯睿之
今年4月1日开始，延续了31年的欧洲牛奶生产限额制度宣告寿终正寝。一项隔了一个大洋的区域性农业政策，原本与中国一般消费者的关系也不大，然而因为国内乳制品、尤其是婴儿配方奶粉的“崇洋媚外”，使得很多家长开始寄望未来或许能买到更便宜的进口奶粉。
然而就目前来看，答案可能会让人备感失望——原料端即使有变动，也未必能撼动目前国内的婴幼儿奶粉价格体系，一切皆源于这是个扭曲了的市场。
欧洲牛奶生产限额制度始于1984年，在这个因奥威尔的小说而符号化的年代，该制度的出台旨在保护欧洲奶农的利益。二战后，欧洲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农业补贴，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喝上牛奶成为了基本福利制度，从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欧洲牛奶生产大量过剩，“倒奶”经常上演，因此当时的欧共体就建立了限额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指定限额，如果产量超过该限额就要缴纳罚款。迄今为止，荷兰、德国、法国等欧盟区主要产奶国都被罚过。
短期而言，限额取消的影响不会很明显，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会提高产量。事实上，很多南欧国家此前并未用尽限额，因限额取消而增加生产牛奶的，业界预计主要是德国、丹麦等北欧和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奶源恰好也比较受中国消费者青睐。据欧盟委员会自己估计，未来一年牛奶生产只会增加1%，其中的关键在于，早在2003年起欧盟就对牛奶限额制度有所松动，每年都提高限额上限，在过去5年，虽然有限额，欧盟牛奶出口总值仍然增加了95%。
就德国、丹麦、荷兰这些可能增产的国家来看，其牛奶生产针对本国居民的需求早已严重过量，这是发达国家的通病，美国的牛奶需求量也已经持续萎缩了近十年。那么，是什么驱动这些国家增产呢？答案只能是来自外部的需求。
但目前的国际奶价实际上已经处于低位，最新的国际拍卖中，均价仅为每吨2746元，较两周又暴跌了10.8%，更不要说与去年高点3300美元相比了。因而对于欧洲的奶农来说，虽然限额没了，但持续的低奶价使得增产动力也不是很强，中国的婴儿奶粉价格再高，对欧洲奶农来说关系也不大，因为收入是按照国际奶价来结算的。
从需求端来看，因为众多消费者的过分追捧，中国的进口婴幼儿奶粉价格早就与生产成本没有太大关系，很多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只认某几个牌子的进口奶粉。这类似一些消费者追逐名牌包，牛皮的价格再便宜，巴黎老佛爷的Prada专卖店里一个包照样卖上千上万欧元。消费者对奶粉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对价格的关注，甚至异化为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与质量正相关的参数，譬如几款来自新西兰或欧洲的所谓“有机奶粉”，每罐400元以上照样拥趸不少。
这些年婴幼儿奶粉企业和经销商们早已在一定程度上结成同盟，价格低并不意味着能够多销，因此企业和渠道丝毫没有动力降价。去年年初，市场一度传出奶粉企业要打价格战，结果到年底盘点，主要奶粉品牌价格除了偶尔的促销外，从线下到线上都没有大幅度的下降。更吊诡的是，去年有些新进来的进口奶粉，价格也在两三百以上，笔者曾询问相关企业，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定价太低，渠道没利润，没动力，没法推，压根儿就卖不出去。就当下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来看，价格的下跌关键还是要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完全恢复信心，就目前来看，这还遥遥无期。
环保执法
有“牙”还须真“咬”
■ 荣启涵 屠国玺
甘肃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向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被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调查发现，去年5月至今的9个多月里，当事方通过私设暗管累计排放污水83715吨，污染面积266亩。目前，责任追究与损害评估调查正在进行。
这是2014年9月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被曝光之后，又一起“沙漠污染”事件。沙漠生态已然脆弱不堪，不能让执法监管再沦为荒原。虽然荣华公司违法排污事件尚未做出最后认定，但社会期待，新环保法能够亮出“牙齿”，“稳、准、狠”地咬下去，绝不姑息。
近年来沙漠污染问题屡见不鲜。由于发达地区环保监管日趋严格，一些企业瞄准地广人稀、监管疏松的沙漠腹地，通过“转移污染”换取利益。在这一事件令人震惊之余,人们还要追问，在全国环境违法惩处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荣华公司为何敢如此放肆顶风违法？又如何能长达数月违法排污而逍遥法外？
环境违法积弊日久。究其根源，政府监管难逃其咎：
环保执法，不能“软”。荣华公司近十年频频出现违法排污，但地方环保部门处罚太“软”，让“环境违法成本低”成为公认的常态。
环保执法，不能“拖”。荣华公司肆意排污期间，甘肃正在开展临沙、戈壁地区环境保护大检查行动，省环保部门早已拿到荣华公司排污的举报材料，层层批转而不开展深入调查，每拖一天，污染就增加一些。
环保执法，不能“避”。地方环保部门接到举报材料后并未落实检查执法，甚至隐瞒违法事实。荣华公司作为“明星”企业，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政府部门的庇护行为无疑助长了企业违法的侥幸心理。
“下手软、不愿管”的态度，正是纵容环境恶化的源头。有“牙”不用，势必削弱法律效力。面对环保形势的严峻，地方政府部门须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把提升法律执行力、威慑力放在首位。别外，新环保法在赋予环境监管部门更多执法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如果继续抱“不敢管、不愿管”的态度，那些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人要自食苦果。
让企业实行年金制
有多难
■ 谢昱航
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一个重要目的是消除养老“双轨制”带来的不公平感。之前，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不需要缴纳个人费用，而享受的养老福利相对丰厚，退休金比工作薪酬少不了多少，养老替代率高达80%以上，甚者达到90%。相反，企业员工自己掏钱买社保却享受二等养老待遇。这种现象招致了很多不满，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赢得了一片掌声。但是，职业年金制度一推出，又可能在社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感。
职业年金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目前覆盖的只是机关事业单位。当然，企业也可缴企业年金，但是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不像职业年金是强制缴纳的。员工能否享受这一福利，有赖于企业的实力和老板的善意。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全国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2200多万人，不到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6%。所以，虽然现在养老并轨了，但是从成本效益上分析，一些企业人员仍会有不平等感。
职业年金制度是国民所需要的养老保障。问题在于，企业年金不能强制，有些企业生存都困难，多一项强制，说不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提高企业年金普及率，现实的做法是为企业创造条件，鼓励企业改善员工养老待遇，让企业有条件有意愿实行年金制度。
中国企业负担过重是一个老话题。社保就是一个明显例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指出：根据我国社保政策，社保五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的缴费比例，企业为29.5%至30%，虽然各地缴纳社保费率的比例略有不同，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有的地区达到50%。
中国企业负担过重，还体现在社保外多个方面。比如我国增值税税率为17%，而日本增值税税率仅为5%，新加坡为7%。除了税收，中国的企业还要承担大量的非税收入，如政府性基金、行政收费等。此外，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乱培训、乱攀比、强拉赞助……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重着企业负担。
减轻企业负担是国家的攻坚战。如何加强顶层设计，从根源上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切实管住政府的手，让企业有更多自主空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题。只有企业负担减轻了，企业以轻装上阵获得更好的发展，企业员工福利提高才有基础。
当然，企业不实行年金制度，也不全是没有条件，也有意愿的问题。在这方面，政策也有作为的空间。比如规定企业利润达到一定水平，应该缴纳企业年金。另外，也可针对性地进行税费优惠，对于实行年金制度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减税免税政策。
与其让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造成新的不公平感，不如借此机会，促进企业年金缴纳率的提高，促进国民养老待遇的普遍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年金出台后，企业年金的全面落实更有了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