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洁 医生
“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备受政协委员们关注。在看到这项工作成绩的同时，委员们也指出了“农转城”推进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了农民相关的社会保障，出现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农民“被城镇化”，让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2月9日《中国青年报》）
城镇化，自然意味着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相比村屋，城里的楼房，的确显得更高档，能成为城里人，想必也是不少村民的梦想。既然如此，能够借助城镇化的东风，实现城镇化之梦，未尝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不过，当城镇化日渐成为一种数字化政绩，在追逐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的诉求与权益，却被忽视，甚至因为城镇化的指标而被逼成市民，这事儿显然来得有些本末倒置。现实中，多数村民对宅基地的补偿没有话语权，对于城镇化之后的职业前景与社会保障茫然无知，城镇化制造出新的贫民窟，更是不争的事实。相当数量的村民对城镇化的春风丝毫不领情，反而还有不满，恐怕绝非得了便宜卖乖。
诚然，相比农村生活的单调与艰辛，城市的确更加多姿多彩，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更是无法绕过的进程。不仅如此，既然相当数量的农民也都盼望着成为城里人， “进城”甚至是不少农民梦寐以求的夙愿，即便是自己这代没希望成为城里人，多半也会希望下一代进城。既然如此，加速农地城镇化进程，为农民提供洗脚进城的机会，并提前享受市民的待遇，不仅顺应了城镇化的趋势，农民也得了实惠，获得了改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机会，的确也不失为多赢之举。
应该承认，农民对于城镇生活及市民身份的向往，无疑是不争的事实，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农民哪怕背井离乡，哪怕收入不济，甚至是城市的底层，也宁愿选择留在城市打工。更何况，既然城镇化依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而所谓城镇化说白了其实就是城市的扩张以及农村的城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中国还要继续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其实依然是大势所趋。
只不过，现实中的城镇化，与其说是出于改善农民福祉的考量，毋宁说是有着另外的利益算盘。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建设用地日趋紧缺，用地成本逐年攀升。如何满足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从而满足GDP的欲望，追逐政绩指标，恐怕才是城市化背后的原动力。一些地方官员，打着推进城镇化、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却强征农民集体土地甚至宅基地。而之所以如此积极，与其说是为村民的利益与福祉着想，毋宁说更多是在筹备一场属于权力与资本的盛宴，至于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权益，在资本与权力的天平上，则根本难有一席之地，不要说给予考虑，能免遭践踏，基本已是谢天谢地。
于是乎，在城镇化的名义下，集体土地和宅基地成了唐僧肉，甚至耕地都被惦记，遭侵占，都日益普遍。而农地征收中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缺失，也助长了部分官员抓紧时间和进度征地拆迁。地方决策者的意志和想法，凌驾于城镇化主体的村民权益之上，也就并不意外。当所谓的城镇化，竟然是以农民的流离失所和失去生计来源为代价时，恰恰是与城镇化的背道而驰，甚至本身就是一种“伪城市化”。
一言以蔽之，城镇化进程，首先要保证的正是作为原住民的村民的权益，而村民也理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而非牺牲品。既然城镇化的主体是村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以牺牲主体的权益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