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高通
并不能让大家过瘾
■高璐
国家发改委不断刷新着自己反垄断的纪录，上一次对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罚款是12亿，这一次对高通是60亿元。
有意思的是，面对这杯苦酒，高通既没有争辩也没有喊冤，一声不吭地喝下去了。面对全球最大市场，不可一世的高通同样也不是万能的。你可以把厂家玩弄于股掌，但不能无视一个大国的法律，高通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60多亿的罚单从反面充分说明了高通的贪婪，握着一手的专利权，高通其实已经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用专利的门槛构成了事实上的垄断。高通吃肉，别人喝汤，而能否喝到这口汤还要看高通的脸色。
垄断不管它用的是什么形式，也不管它自己宣称的有多么和善，把公平交给一家企业来把握总是让人不那么放心，企业的趋利避害嫌贫爱富的天性，必然带来对一部分人慷慨和对另一部分人苛刻的结果。游戏规则一旦被个别厂家掌握，很容易形成利益的固化，市场竞争一潭死水，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手机市场上对高通的不满由来已久，奇怪的是很少看到对高通赤裸裸的抱怨，多大的委曲自己忍着，多大的苦自己扛着，哪怕自己做不下去了，该交的钱还是如数上交。无它，大家都指着高通活着，不要它的芯片还要它的专利授权呢，惹不起也躲不起。中国众多的手机品牌很多都只是洋标准洋专利的打工者，赚的是硬件组装的辛苦钱。小米算卖得好的吧，它一年的利润才多少钱？还抵不上高通的一个零头。发改委的处罚为中国厂商卸下了重负，他们从此能在一个合理的费率和专利授权协议的基础上更公平地竞争，这就是为市场托底。
但另一方面，这同样也反证了高通的价值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能量。60亿的罚款反映的是高通惊人的吸金能力，为什么高通就能让大家敢怒不敢言，为什么高通领的罚单都比别人要厚一些？罚得越多，通常说明角色越狠，恰恰证明了它有多成功。
跟跑者的角色到底有多悲惨，看看高通的枝繁叶茂，再看看有多少中国品牌弱不禁风被拍死在沙滩上、一批又一批中国手机厂商像割韭菜一样倒下又爬起，就能体会一二。并不是他们不想反抗，也不是他们心甘情愿被盘剥、自甘堕落，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高通为它的贪婪付出了代价，但受罚以后的高通也只不过是少赚一点钱、嘴巴张得小一点、吃得少一点慢一点而已，中国众多手机企业该向它交的钱恐怕还得交，该看的脸色只怕还得看，这张罚单能让高通难过一阵子，但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在手机生产链上，高通的吃专利大户的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可以惩治垄断，推动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但国家无法代替企业去创新去竞争，无法动摇专利归属的根本问题。
如此说来光罚一个高通显然不能让大家过瘾，什么时候，中国的手机企业也有了在专利技术上对等的博弈能力，甚至有了先发的优势，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这才是真正让大家扬眉吐气的事。自从华为手机挤入高端行列，大家都在追逐着Mate7的神话，小米等手机让公众刮目相看，公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国货如此充满期待，通讯行业是最有可能从低端制造突围的产业之一，切不要辜负了国人的这种殷切希望。
全球市场的冷
与中国外贸的寒
■ 张敬伟
全球市场依然未能走出寒冬。尽管美国经济复苏，但货币政策尚未正常化；欧元区紧随日元实施量化宽松，为破解通缩而战。就逻辑而言，美联储谨慎地设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间表，也旨在缓冲欧日量化宽松传导而来的美元升值压力——虽然至今美联储依然将美元升值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正效应而非货币战争传导的副产品。
但美联储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这个全球最大国家的央行，多年来一直催促人民币升值，但过去半个月人民币却接连逼近跌停。对此，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美国将回击那些为获得贸易优势而管理汇率的国家。他在谈到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时表示：“我们必须要谨慎地避免界定一种标准，让这种标准催生的一系列规定会让货币当局无法拉动经济走出衰退。”他后来补充说：“我们不能把宏观经济形势和不公平的操纵性做法相提并论。”
客观而言，主要市场的货币战并未完全打响。美元的升值、人民币的贬值都在两国央行的可控范围内；欧日的量化宽松更是深思熟虑的政策性举措。但就现实而论，若中日欧三大经济体不能像美国经济那样实现全面复苏，三大货币的贬值效应将形成令美元焦虑的传导力，美元是否如期加息也会成为未知数。毕竟，美国经济的一家走暖，无法使全球市场迎来春天。
货币政策除了体现宏观经济的运行，更直接反映外贸形势的好坏。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中国，这一趋势可能更为直截了当。2月8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8%。其中，出口1.23万亿元，下降3.2%；进口0.86万亿元，下降19.7%；贸易顺差3669亿元，扩大87.5%。
上述数据，被舆论视为外贸开局“寒意”阵阵。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原因之一。尤其出口，由于美元对人民币呈现出强势姿态，1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相对于货币贬值的欧盟和日本，中国出口则分别下降了4.4%和20.4%。如果日本和欧洲量化宽松一直进行，中国对两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减少将不仅仅局限于货物贸易层面，还将扩大到服务贸易。去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1.2万亿元，按照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走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还会持续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这个时候，有关方面认为服务贸易逆差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但在货物贸易顺差萎缩的情势下，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并非好消息。
另一方面，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汇率升值，也并未提升中国的进口能力。海关总署数据显示，除大豆外，我国1月份主要进口大宗商品出现了量价齐跌的情况。譬如铁矿砂、原油、原煤、成品油和初级塑料等。上述大宗商品，进口量价跌幅较大，除了中国市场不振需求减少的原因，还包括进口价格较低的因素。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情势下，进口商对这些商品的降价预期过大，也有减少进口，观望后市的心理。
外贸乍暖还寒，不利于今年的稳增长。确保外贸增长维持相对平稳的速度，是应有之义。今年，商务部设定的外贸增长目标为6%，较之去年降低了1.5个百分点。但从1月份的外贸数据看，要完成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中国外贸要看外部市场的传导。美、欧、日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也将使中国外贸迎来暖意融融。否则，中国外贸不仅要过难捱的苦日子，而且要承受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整的多重煎熬。
其次，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已经是世界主要货币的美元、日元和欧元，欧美日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负担。但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市场品质还是金融体制抑或法治规则，都必须经过改革达到相应的成熟度。在改革调整期，中国无法实施美日欧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和松紧适度。
其三，切实拓展“一带一路”外交，让过剩产能和充裕资本发挥作用。相比贸易增量的经济引擎效应，“一带一路”外交更具有拓展中国软硬实力的战略影响力。中国高铁技术出口已经初见成效，其他产能和资本也要学会在海外市场博弈，开花结果。
作为全球主要贸易国，中国贸易离不开全球市场。中国应和全球主要经济体抱团取暖，而不是为具体的货币政策所羁绊。
中粮子公司
奢侈品酒会该由谁来定性
■ 徐立凡
真要说清楚事情，避免外界质疑，应该拿出详尽的单子以论证，而不是给出一个结论了事。从让公众信服出发，从维护中粮企业形象出发，需要更公平和更彻底的调查。
中粮集团进口酒业务部9日被曝在云南举办奢侈品酒会，一顿喝掉数万元红酒，且住宿和餐饮严重超标。中粮集团子公司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同日回应称，经过公司调查了解，此次活动属正常的商业活动，会议预算12万元，没有发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这一回应虽然及时，但还不足以让外界释疑。首先，酒会经费未超预算不代表不奢侈。预算该怎么定才合理，是个过于有弹性的解释角度，外界无从了解和判断其合理程度。而从业内人士的说法看，品酒费用应该远远高于中粮给出的数额。真要说清楚事情，避免外界质疑，应该拿出详尽的单子以论证，而不是给出一个结论了事。
其次，虽然是“正常商业活动”，但是否有必要选择在大理的高尔夫豪华酒店举办，是否需要支出高昂的住宿和餐饮费用，也缺乏应有说明。
再次，品酒会邀请众多公司员工鉴酒，是否是商业活动必须的程序？如果是市场推广，何必需要这么多内部员工品鉴？时逢春节临近，众多员工一起品鉴，难免公款消费举办变相年会之嫌。
第四，如中粮所说，虽然除了鉴酒这一场内活动之外，确实没有安排旅游、参观、打高尔夫等任何与产品推广无关的活动，这是没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主要依据。这难免有教条理解八项规定之嫌。假如真的奢侈了，即使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也不代表理所应当。
当然，对于这场引发关注的品酒会，不能“有罪推定”，认定就是奢侈酒会，认定中粮的回复就是避重就轻。过去一些国企存在的奢靡之风，固化了公众印象。
中粮下属公司被指曾多次举办奢侈酒会，也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这场品酒会的奢侈认定。但这种认定并不充分。目前，能够认定的是，中粮的回复不够有说服力。因此，从让公众信服出发，从维护中粮企业形象出发，需要更公平和更彻底的调查。
调查的目的，不仅在于需要弄清事情曲直，还在于需要这样一种能够维护国企公信力的“程序”。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丑尽量不外扬是惯象，但这种惯象不仅无助于维护国企的社会形象，也无助于国企自身清理积弊。公正透明的调查比辩解式说明更有力量。假如中粮内部有自查能力，自己调查也无不可。而当自我调查没有说服公众之时，为“奢侈品酒会”定性的权力就该交由纪检部门或者第三方。这才是最恰当的态度。
国企投资巨亏不担责
也是一种腐败
■ 金开平
长期以来，国企投资出现巨亏，都由国家买单，高管仍可全身而退，至多行政处分，鲜被追究刑责。面对数亿元乃至数百亿元的巨亏，这些国企CEO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所谓和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投资决策前的亢奋、草率判若两人。尽管相关方面一直不断完善国企重大经营决策管理程序，但严重的权责不对等，仍导致这些决策管理程序形同摆设，企业内部的监督被边缘化或形式化。
2007年，中冶集团在没有对市场充分分析，甚至对唐山恒通的资产负债、设备技术情况都不了解的前提下，投资10多亿元重组唐山恒通，至2011年的4年间，中冶集团亏损达46亿元。很显然，造成如此严重损失就是盲目决策所致。
一个人才济济、有着看似严谨的决策程序的央企，在重大投资前不仅不对市场进行全面分析，就连投资对象的具体情况也不十分了解，这种“义无反顾”的决策，实属“不正常”行为。
中冶的巨亏，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第一，在2007年作出投资重组恒通决定时，是否经过决策管理程序，又是怎样被通过的？第二，明知债务负担沉重、财务成本极高、设备改造难度大，且在重组过程中已存在明显漏洞时为什么不及时中止？导致如此亏损后果的人也许会说“就当交了学费”，但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不是国家买单，谁又会如此慷慨呢？
钱去了哪儿？至今没个交代。这种慷国家之慨，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再说投入5个亿的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本意是采用现代科技，最大程度地方便广大旅客，节省他们的时间和成本的大好事，却因为每逢抢票关键时刻都要“瘫痪”而招致百姓一片骂声。3年来，关键时刻的“瘫痪”证实了铁道部当初巨资投入的网站运行公司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也是失误的。反观阿里“双十一”，流量大于12306数倍却依然十分“健康”，基于此，12306不得不依托阿里云为购票网站提供技术帮助，而且是免费的。3年前投巨资没得到应有的效果到如今阿里集团免费解决技术难题，冰火两重天的结果难道不能佐证投资决策的草率吗？
国有资产如果成了无主资产，对国家而言是十分危险的。国企拥有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却使很多投资打了水漂，应该不是“交学费”那么简单，极易导致权力寻租，石油系统的腐败“灾情”就是最好的证明。从表面上看，无论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有国资委和组织部门管着，国企内部的监督机制也较为规整。然而，国资委只负责考核资产经营和企业负债情况，组织部门只负责国企顶层任免，很难防范国企盲目投资或决策腐败。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软肋和流于形式的问责制，致使导致巨亏的担责极其廉价，即便是决策者人为因素所造成，也鲜见在阳光下晾晒。
另一方面，国企巨亏不担重责，一些拥有决策控制权和信息优势的人，往往会从中获取种种私人利益，以国家巨亏为代价换取个人的钵满盆满。
因此，除了健全和严格执行国企决策管理机制外，还要有一套完善的全责对等的投资决策失误追究制。国企投资巨亏必须担重责，并将非涉及企业机密的投资事项必须及时向监管部门和社会公开。公检法系统也应从法律层面，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刑责追究条例。只有这样，国企投资巨亏背后的权力寻租、贪腐行为才能真正得到遏制，巨亏现象才会减少。
国企的盲目决策、随意投资也是一种腐败，并且会派生和酝酿出许多其他腐败，如果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么盲目决策造成巨亏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