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4已经走进历史，2015到来了。年终岁末，才能真切地感到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价值。
2014年，我虽然平安地度过，但在体能和思维上，似乎不如往年。在这一年中，和往常一样,我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完成应该完成的工作。
每年这时候，按照惯例，我总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或叫“盘点”；盘点是为了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要小看个人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细化，是构成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细胞。
一、回家看看
2014年的春天，我利用去南方的机会，绕道故里，回家看看。回家，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永恒的主题。这次回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家乡变了，变化很大，变得使我几乎难以认识了。
家乡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又首先表现在住房上：使我感到惊讶的，世世代代相传的茅屋，已经从这片地平线上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而且连成一片。楼的外观都很漂亮，三层居多，每层的空间很大，大多设有两三个或三四个个房间，很多楼顶上都装有大约两米见方的太阳能热水器；家家有电话、电视，有个别的家庭还装有电脑。农民的穿着打扮，快和城里人差不多了，西装、高跟鞋也到处可见。
当然，农民生活水平的如此提高，是一大喜事，我为之高兴之余，也产生一些疑惑：
一是，他们建高楼和购买高档设备和一些高级消费品，需要花很多钱的，钱从何来？当我问到他们这个问题时，他们回答的口径几乎完全一致：钱是家人（包括孩子、丈夫或妻子等）在外打工挣的，还有就是通过其他渠道借的。这里验证了一个重要问题，农民进城打工，不仅建设了城市，而且也富了农民和农村。农村富了，国家才能富。
二是，他们盖那么多高楼干什么？是留给自己住的吗？在提这个问题之前，我利用非常短暂的时间，亲自到几户农家走走看看，做点调查。据我了解，当今农村的家庭人口，多则四五人，少则两三人，大多住在一层，一层大多有三个房间，楼上的房间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有的堆放一些杂物，还有个别农家把自家喂养的宠物——猫或狗圈养在里面。当时，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我们盖楼房主要还不是为了住，住有两三间就够了，如实话实说，大多是为了装饰自己的门脸，即不要落在人家的后面；落后，人家看不起！”由此我了解到，现在在我国农村，农民富了之后，相互攀比之风盛行，特别在建房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方说，你盖的房子比我高，我盖的房子比你更高；有人甚至说，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房子盖得像个样子。如果大多数人都有这样心理，房子只能越盖越高。还有，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乡往日是由许多村庄连接起来的，村与村之间总有一片只有一条弯曲的土路通过的隔离带，路的两旁都是树，主要是梨树和柳树，间或种一些瓜果之类的庄稼——没有住户。眼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村与村之间都盖成楼房了。所以我说，走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
此时，不由得使我想起解放初期，农民普遍怕被人家说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当今的农民，普遍怕被人家说穷。因此，盖高楼，在外观上再加上些装饰，漂亮、庄重、大方，自然成为时尚，也是一种不言自明或广而告之的“名片”。我总觉得，农村的这种攀比之风要不得，因为这种攀比必然会把农民的有限资金,大多吸纳到房产上来，这不利于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农村其他方方面面的建设。
另外，我还看到，盖高楼不仅是农民或农户的追求，似乎也是来自上面的意图。比方说，办学校必须盖楼房，不管学校大小，哪怕只有几十人也要盖楼房，平房(包括新建不久的平房)都被认为是“危房”。
在我们家乡，楼房盖得最多和最高的要数“居民小区”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农村建“居民小区”？建“居民小区”为什么必须盖那么多的高楼？一大片小区的高楼盖起来了，密密麻麻，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很少人愿意去买——买不起，更不愿意去住。怎么办呢？只好说服教育，外加些强迫命令，结果都不行；一大笔资金和资源只能物化成房产的死资产——不能流动和增值，放在那里睡大觉，浪费严重啊！我很怀疑，按当今农村现有的经济、文化、习俗条件，在农村建设“小区”,有必要吗？农村建设有自己的特点，要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更不能照搬城市；何况今天城市里的居民，也不是都居住在小区里。
无独有偶，我还看到，与我们乡的“大柳巷”仅一水之隔的双沟镇，原本是个小镇，人口只有几万，因产双沟大曲而盛名远扬——繁荣昌盛当属应有之意。可是，我走进一看，老街几乎片瓦无存，新建的街道都是高层(五六层)楼房,街面上杂乱无章，商店面前门可罗雀。再到郊区看看，镇周围的村庄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除了宽敞漂亮的马路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楼群，还有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楼的周围没看到几个人，冷冷清清。我当时不明白——至今我还不明白,盖那么多的高楼究竟干什么？我很怀疑:难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就是盖高楼吗？
家乡的变化，其次还表现在公路的建设和发展上。“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农民是懂得的——路必须修。我们家乡原来没有公路，全是土路，这次回乡我亲眼看到，家乡的公路纵横交错，初步形成网络，四通八达，颇为气派。
但也由此使我产生一种联想或疑虑:虽然农村修公路是必要的，也要量体裁衣。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农村范围内，公路也不是越多越好、越长越好、越宽越好；因为修公路是需要较大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的，需要占用大量的农民耕地。如果因为修公路把田埂或地头或羊肠小道都占用了，恐怕从现实或长远考虑，都未必合适。当然，这里我绝不是指我的家乡公路修多了，只是泛而言之，值得注意！
我曾设想，如果没有了茅屋，没有了池塘，没有了茂密的树木，没有大片的田间和小路，没有村郭等，而只有高楼大厦和公路，那还能叫农村吗？
二、从蚌埠城市化中看到和想到的
2014年，为了完成我课题结项的任务，按原计划，于这年的四月间，特去蚌埠做了一些调查。调查的主题是蚌埠的城市化。
我之所以选择蚌埠，主要是因为我过去在那里工作过，对蚌埠比较了解。
进行社会调查，为了对调查的对象基本情况有所了解，通常的做法是，首先要深入实际走走看看，然后坐下来，想想写写，必要时找人谈谈；或从有关部门看一些有关资料。到蚌埠的第一天，我急不可耐地来到二马路西段看看。过去，我每到蚌埠，总首先到这里走走。因为西段原本是二马路的精华，也是蚌埠的中心，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人们常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我走到二马路的西段边缘时，果真吓了一跳。二马路西段已经不在了，确切地说，已经面目全非了，它好像刚刚遭受一场残酷的战火洗礼，变成了一片废墟，惨不忍睹。
触景生情，使我当时情不自禁地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城市化就一定非要这样做不可吗？
蚌埠在历史上最早是在两条马路（大马路和二马路）的基础上逐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蚌埠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条马路上。特别是西段，高楼林立，繁花似锦，不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也都是沿着这两条马路向外扩散的。改革开放后，这两条马路生意特别兴旺，财源茂盛。我不知道，决策者想过没有，这些马路是多少代人用血汗建设起来的，积累了多少代人的财富，有好多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毁于一旦呢？难道只有这样才叫城市化吗？
就在此时此地，我亲眼看到，一些步履维艰的老人，柱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含着满腔热泪，甚至痛哭淋漓，在这里寻找他们昔日的家园。还有一些人，满怀激情，捶胸跺脚，对这些城市决策者愤愤不平，议论纷纷！
看了二马路之后，随即把目光转到蚌埠的郊区。与我同行的一位市委同志告诉我，蚌埠的郊区很大，问我要去哪个郊区。我茫然不知所答。接着他说，现在的蚌埠，比原来的老蚌埠大十多倍，它不仅把附近的所有村落吞食了,还将就近的几个县也收归己有。
由蚌埠我联想到全国。在蚌埠之前，我到过许多大中小城市，看到许多城市化的蓝图和改革的结果，我从中发现，城市化的成就和优点各有不同，而城市化的缺点和问题，都大致雷同。
谁也不否认，蚌埠和全国一样，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美国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的者曾经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确实，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的大事，成就显赫；但也必须承认，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相应地产生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大致相似——很严重，也很惊人！
其一，有些城市,以城市化为名,像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张，对历史文物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城市面积现已扩张到六环。早在四年前，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国务院批复的北京总体规划中设定的到2020年达到1800万人口的标准，还在以每年50万人增长。北京作为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城，是世界文明城市的一个样本，更是当代城市化发展典范，承载了中国国家的形象。可是，在城市化改造中，很多价值连城的古典建筑灰飞烟灭。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如此这样糟蹋自己的帝都，抹杀自己的历史,如开罗,马德里，罗马，巴黎，京都，奈良，彼得堡……都没有。没有一个古老的都城像北京这样持续不断忘乎所以地自我“毁容”！
其二，我总觉得，当今我国的城市化，有点“拔苗助长”。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求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它要与工业化结伴而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是需要的，但不能越俎代庖，喧宾夺主。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共有的规律。目前，我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包括蚌埠城市化在内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成分，本质上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
其三，大量自然村落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丧失。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就包括蚌埠被消失的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有的村落消失了也许是进步的表现，有些村落消失了，则是历史的悲剧。因为在这些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人为地使其消失,是数典忘祖。
其四，有人说城市化的要害是“农村人口城市化”。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农村人口进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以城市经济发展提高的容量为条件，不能急于求成。在城市经济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无序地大量进城，会随之产生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进城的大量人口，没有技术，找不到相适应就业岗位；没有工资，买不起住房；没有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孩子上不了学；生活难以为继，成为城市中的贫困群体。这些人容易惹是生非，已成为城市严重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主要是青壮劳动力进城，农村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农田谁来耕种，庄稼谁来收藏？
其五，城市化说白了就是农村越来越小、城市越来越大的过程。耕地减少是必然趋势。从发展上看，会影响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接近14亿人口，只有18亿亩耕地，人均只有1.3亩地。城市化，必然要挤占大量的土地，包括农民的耕地，排挤农民的就业，减少粮食的生产面积。民以食为天，一人一个口，天天要饭吃！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难道不值得在城市化过程中认真对待吗？
其六，人类是对自然界极具破坏力的物种，城市的无度扩张，对自然界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著名经济学家芒幅德说过：大城市容易患“橡皮病”。所谓“橡皮病”，在医学上是指因为一种寄生虫侵入人体而形成的疾病。症状的特点是肢体逐渐肥胖、臃肿起来，直至溃疡、腐烂。
其七，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曾说过：城市就整体而言是一种耗散结构，它需要从外界输入各种各样食品、燃料和原材料，同时也不断地输出大量的“废物”。城市输出的“废物”是城市难以避免的污染源头。城市污染包括：固体废物污染（内含各种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旧电子产品垃圾等）、大气污染、阳光污染、水污染、声光、电磁污染等。有的在城市周围，涌现出一座座的“垃圾山”。例如，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上海市日产垃圾2万吨，广州市日产垃圾1.8万吨。这些“垃圾山”，天天在扩展和扩散，吞噬大量的耕地，并持续不断地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住建部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1/3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起来，并逐步扩大包围范围。在城市的污染中，水的污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据了解，中国多数城市里的水质，大多有了问题。所有这些污染，如同无数把“利剑”，高悬在城市的上空,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带来莫大的有形和无形的威胁 ，导致生存和生命的灾难性后果。
其八，“千城一面”。中国的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城市文化模式大致雷同，其中包括市容市貌，乃至产业结构，都出现同质化趋势，形成了“千城一面”的模样。如果放眼世界的一些著名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耶路撒冷是宗教城市，蒙特利尔是语言城市，巴黎是浪漫城市，柏林是宽容城市，牛津是学习城市。没有特色的城市，没有生命力的，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其九，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市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三个阶段。城镇化率30%以下是初级阶段——中国目前已经到达了52.57%，进入了中级阶段。如果按十二五规划指标，可能要提前达到。目前，人口仍快速向城市集聚，城市化加速，这是一个相对危险的阶段，因为要面对三个问题：一是资源供应能力能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速度的要求；二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升级和食物的供应，能不能得到保障；三是政府能不能有效控制CPI的增长。
总体来说，我认为，在顶层设计上，当前，城市化当然是必要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可或缺；但万不能让城市化变成新一轮的大城市化运动，要防止人为造市，人为造城，大造城市，造大城市，不要再继续无度地浪费和破坏我国有限的资源。大城市不是人工造出来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特别工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当代，我国的城市建设，一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优势，突出特点，继承和发扬历史的文化传统，坚持时代精神，真正建设成各具特色的城市。比如英国小城牛津，这座城不到10万人，这在中国人的眼里，可能算不上一座城市，但由于牛津大学的存在，而闻名天下。牛津市是学术和科学的殿堂，整座城市都时时刻刻处于浓郁的求知的氛围之中。
三、提前完成我的“三观”课题
2014年，比较圆满地提前完成了我为期两年的课题。这个课题原本打算写成一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感到这三个组成部分除有密切关联度外，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考虑字数太多，因而想了又想，索性把它当作三本书来完成，并分别在各书的前面加上一篇《序》。因“序”是自己写的，故曰《自序》。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三本书：《我的经济观》、《我的改革观》、《我的发展观》。其中，《我的改革观》是三本书的轴心，属主要部分；《我的经济观》是三本书的理论基础，《我的发展观》当属改革开放的发展目标或方向。
在《我的经济观》里，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界和日常经济活动中，人们常问我，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对这个问题大都是这样回答的：社会主义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回答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关系即经济基础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或制度。至于社会主义具体内容，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伟人方面而言，先后就有内容截然不同的各种社会主义表述，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等，都各具特色。邓小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在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在他们之间也存在共同的看法，这共同的看法是，都认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经济学也研究市场经济，在《资本论》的一、二、三卷中，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问题，不过他着重论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即论述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竞争和失败，如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贫富悬殊问题，阶级对立问题，对市场经济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今天，我们研究市场经济，就不仅仅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也要研究市场经济的特性和功能。市场经济的特性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的能功是：自我启动功能，自我调节功能，自我组合功能，自我实现功能，以及通过这些功能在社会主义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还研究市场经济在竞争中高效率的运作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在改革中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原因即在此。就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自然成为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论述外，还应包括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论述。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当时的现实，它以特定的内涵，感人的意境，激昂的文字，流畅的语言，锋利的文笔，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运行过程。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阶级矛盾，进而揭示其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客观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资本论》最终目的为的是唤起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创建社会主义社会。不容否认，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门科学。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时代在发展，出现了许多马克思未曾见到和更难想象到的新问题，如由于科技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等。现在有一股思潮，特别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出现一种新的“凡是派”，似乎凡是马克思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或一个观点,都认定是对的，不容怀疑或修改，怀疑或修改就是“修正主义”。所以直至今天,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和观点，仍然是100多年前的，没有任何新意。如仍坚持暴力革命, 坚持阶级斗争，坚持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在发展中修正、完善和充实自己，而不是一成不变。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总感到，那些人用教条方式和本本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真正研究如何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研究如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四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任何一种科学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相应产生的，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就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还是有它积极意义的。以我看，如果客观地给西方经济学下一个简短定义的话，这个定义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发展生产力，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科学成分，所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而政治学和法学等只不过是经济学的“侍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回想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曾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大量研究，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优秀成果，连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古典经济学是自己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学点西方经济学吗？
上述这些，无可非议成为之本书的主要内容，但不能以偏概全，这本书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在《我的改革观》里，我粗略列地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观点，诸如：1、观念更新是改革的先行官；2、计划不是规律，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3、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问题；4、政府改革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5、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6、政府的权力不等于政府的权威；7、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8、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时代潮流，不容逆转；9、“万紫千红总是春”（指在改革中出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10、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有缺点的较好制度；11、市场经济生而有之的五大功能：自我启动、自我调节、自我约束、自我组合和自我实现；12、新体制如同一支“联合舰队”，既能各自为战，又能联合作战；13、“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14、公司法人所有权是“大权”，出资者的股权是“小权”，“小权”要服从大权；15、中国的多数企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战略危机”；16、“信誉危机”是当前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的大敌，为害深远；17、体制改革主要涵盖两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啃的骨头，难啃的骨头也要啃；18、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必须实现化解矛盾、扩大兼容，实现有机结合；19、民企除“民营”外，还要“民有”、“民享”；20、对民企应实现“五放”、“三看”、“三不看”政策；22、劳动致富，“杀富”和“仇富”都是对改革的“反动”；22、公平不公平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对于不公平应当要用经济的和福利的手段妥善解决；23、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很完美和永恒完美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24、改革和革命一样，为的都是解放生产力；25、欧洲的福利制度是欧洲诸国财政危机、欧元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6、警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泡沫”或“陷阱”；27、建设小城镇切忌盲目跟风， 一哄而上；28、不能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全盘否定国家宏观调控，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国，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等等。
很自信，我的这些论点，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密切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外实际，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应当说，我说的都是真话、实话。
在这些观点中，究竟有那些或多少可取之处？虽然不能说我所论述的观点都是对的，句句都有用或可用，更不敢期望每个读者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自认为，事实也证明，其中有不少观点和论述对于改革开放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已广为社会广泛所认可和接受，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
在《的发展观》中主要讲的是我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长，就是在经济增长中国家财富的增加，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收入的提高，就是社会的共同富裕。
到了8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现实的种种挑战。比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如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社会气氛恶化等现象相继出现。于是，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必须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并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比GDP的增长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经济发展不仅涉及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等。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既要看到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应看到经济活动诸多效率的改进和提高。进而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和进化过程。
如果放眼世界，关于经济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就给予一般的定义：经济发展除了人们物质福利的提高外，还包括根除民众的贫困和与此关联的文盲、疾病及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结构，特别是生产的基础结构，如农业转向工业；实现适龄劳动人口的生产性就业，以增进公众的福祉。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为经济发展设计了许多衡量的尺度：如人均收入、文盲率、人的平均寿命、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医生在千人中占有比例，以及人均能源消耗量等，从而更丰富了经济发展的内涵。
从世界范围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欧美就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于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加广泛，并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从全球角度阐明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探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是以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问题为对象，探讨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后来，在他们之间，大致形成了“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三个不同学派，这三个不同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作出各自的解释。“现代化论”着重探讨第三世界内部因素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这些国家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后，势必重复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依附论”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殖民主义造成的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同时指出，这些国家有迥异的发展起点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不可能沿袭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老路，应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世界体系论”则把世界分为中心、边陲和半边陲三个部分，主要探讨各部分的发展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经济发展理论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当今世界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经济发展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流派。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许多新的理论与模型相继出现，主要有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主义、寻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明显地不同于此前的经济发展理论，因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呈现了融合的趋势，包括发展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融合，和经济发展理论内部各学派之间的融合。当然，融合并不是完全的趋同，新的观点必然在融合中产生，而永不消失的学术派别之争，则是经济发展理论或发展经济学前进的动力。
在本书里，不可能系统地去分析经济发展理论或发展经济学，而主要是想就我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看到的问题，并经过自己的思索而得出的看法，以及将这些看法形成文字的东西，诸如文章、文稿等，如数家珍地把它收集起来，再经过整理，使之系统化，就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四、盛名难副
2014年,由《经济学家周报》主办的在全国评选“2013·经济学人”1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我榜上有名。《经济学家周报》在对当选个人《评语》中指出:“经济学家宋养琰教授的《我的改革观》在对改革开放总体认识把握上，给出了一个完备改革发展观。他全方位、大视野、宽领域地揭示与阐述道：改革和革命一样，为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再者，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问题；第三，政府改革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第四，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第五，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第六，体制改革主要涵盖两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啃的骨头，难啃的骨头也要啃；第七，（在分配体制上）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
随后又在《当选人简介》中指出“宋养琰是一位既学养深厚又与时俱进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颇有建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企业创新亦多有独到论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他在理论探索中，从不趋炎附势、随声附和，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治学态度严谨，注重求实，勇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活跃在学术阵地前沿。到了耄耋之年，仍孜孜探索，成果累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此，我最多把它看成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
2014年，和往年一样，继续在报上发表我的近期研究的科研成果。这一年共发表9篇文章。其中3篇发表在《经济学家周报》上，如《岁月留痕》(2月15日)、《反对资本论学习中的边缘化、冷漠化、碎片化》(1月18日)、《生产关系面面观》(10月12日)；另外5篇散文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如《水下之城:阿姆斯特丹》(7月18日)、《旅美观感》(6月6日)、《飘浮在海上的城市:威尼斯》(6月13日)、《永恒之都:罗马》(8月22日)、《南半球之珠:悉尼》(12月5日)；还有一篇《以史为鉴话改革》，发表在今年《中国经济时报》上。另外，在网上我的专栏里，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