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乳业产业链
才能避免下一次倒奶悲剧
■ 郁慕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商品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十分正常，受国际市场的冲击更是不可避免。单纯依靠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扶植帮助，短期或许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说，依靠政策保护来实现行业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乳业困局。
在全球奶价疲弱的背景下，低价进口乳制品正在不断冲击国内市场。从2014年1月份到2014年10月，新西兰进口奶粉价格从42000元/吨跌到21000元/吨，还原成牛奶后的成本约在2.2元至2.5元每公斤，远远低于目前国内3.5元到4.5元/公斤的原奶收购价。
由于饲养成本高企，奶企限收甚至停收生鲜乳，青海、河北、山东、广东等地频发散户奶农倒奶杀牛事件。虽然日前河南新乡畜牧局辟谣称，此前的倒奶图片为奶农情绪激动，配合记者拍照所致，但是，其背后奶农们正在遭遇的危机却是事实存在。
其实早在2011年6月，一些乳企以“卫生不达标”为由拒绝收购散户手工挤奶，吉林长春等地就出现过倒奶卖牛现象。而2012年以来，由于奶牛散养户大量退出，但是规模化牧场未能填补缺口，全国奶牛存栏量大幅减少，“奶荒”严重，原奶收购价格直线攀升。至2014年初，生鲜乳平均价格攀升到每公斤4.27元左右，达近年来的最高点。而反过来，新西兰因恒天然肉毒杆菌乌龙事件，价格下跌，进口奶在中国价格低于中国原奶。
对此，业界称中国乳业目前出现的不是“奶荒”，而是不断出现“奶晃”。因此，业界呼吁政府要出台对奶农、对中国乳业的保护措施，不要让中国奶农倒下，不要让中国乳业倒下。
中国乳业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的确需要政策支持，也需要政府出台一些保护措施。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商品价格受供需影响波动十分正常，受国际市场的冲击更是不可避免。单纯依靠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扶植帮助，短期或许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说，依靠政策保护来实现行业发展并不能真正解决乳业困局。
目前大部分乳业企业仍以收购分散奶农原奶的方式，相对于国外全产业链的乳品生产模式显得十分原始。而且，因为乳企处于过分强势的地位而常被诟病。乳企可以以原奶的质量问题而凌驾于奶农之上。这样的原始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日益开放的奶业市场挑战。过去国外进口乳制品的渠道有限，而目前国外奶源进入中国的渠道已经日益多元化。因此中国的原奶必须面对国外乳制品的冲击。
乳企对于奶农，最大的问题是质量和价格，而奶农对乳企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和成本。两方面的问题看似矛盾，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整合升级产业链得以解决。目前应当推动的是，将乳业厂商和散户的关系从对立转为合作，使其成为同一产业链上密不可分的两环。积极扶持奶牛大户、联户经营、家庭牧场等经营主体，扶持奶农合作社发展，提高奶农组织化程度和整体竞争力，养殖场规模化之后，不仅仅有利于降低原奶的供应成本，还能够增加奶农与乳业之间的议价能力。
此外，通过乳企与奶农双方互相的深入参与，乳企能够进入奶农的生产全过程，则能够掌握奶农的生产标准，这对于解决中国乳业长久以来的安全问题同样帮助巨大；而奶农与乳企形成合作，则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这在国外的合作农场是屡见不鲜的。而这也几乎是提高目前中国散户奶农集约化生产水平的唯一途径。
提高员工福利
这个应该有
■ 环球
1月12日，《2014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大中城市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为66.5，处于“基础水平”。而对于员工提升福利保障水平的需求，仅有47.5%的企业表示愿意增加员工福利保障投入，更多企业的态度是“保持不变”、“不会”或避而不谈。(《工人日报》1月13日)
在2012年，我国就首次通过指数化方式，对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状况进行系统测量和调研，当年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为65.37，处于基础水平。可见，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的提升速度，与社会发展、职工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据说，有关部门将福利保障水平设为五档：低层次水平、较低层次水平、基础水平、较完善水平和完善水平。从两年的测量和调研结果看，我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已处于第三档，即基础水平，离较完善水平只有“一步之遥”，表面看还算不错的成绩。但是，66.5和65.37这两个“大数据”掩盖了多少“细问题”，这两个“平均数”能不能代表“大多数”？
事实上，企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水平，行业、企业差异一直十分明显。根据两年调查结果，从行业看，“金融/银行/保险”行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指数最高，而“加工制造/仪表设备”行业员工的福利保障情况最差。从企业看，国有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情况最好，外企次之，民企最差。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指数测量与调研，不知道调查面有多宽、范围有多广，结论会不会有失偏颇？
另外，企业员工福利保障水平的公平性也常被质疑。在不同类型企业间，央企的高工资屡遭网友“羡慕嫉妒恨”，央企的好福利也频让网友感慨。即使在同一企业，正式职工与劳务派遣职工不仅同工不同酬，福利也有差别；国企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工资与福利待遇也悬殊颇大。
因此，面对企业员工福利保障处于基础水平的调研结论，千万不要认为成绩不错。有关部门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要调整工资分配差距，而且要缩小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中员工福利保障水平的明显差异，减少福利保障中的不公平问题。而对于福利保障动力不足的企业，相关部门则应运用优惠、减税等手段，鼓励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职工的福利保障水平。
舌尖上的安全
不能总让媒体推着走
■ 商意盈 马剑
杭州知名火锅店如老码头、川味观、渝香隆等近日相继曝光：回收剩菜、高汤作假、修改食品保质期……企业将利益置于安全与信誉之上的行为再次绷紧了消费者的神经。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问题胶囊”“福喜”在内的食药品安全事件，其曝光的模式也大致相同：媒体冲锋在前，一抓一个准；行政执法部门随后跟进“突击检查”，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作为食品安全的主管部门，不能总是等着媒体曝光才进行查处，日常监督也应该发现一些大要案。食药品安全关乎百姓健康与性命，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状况下，政府部门的监管尤其重要。
要让日常监管硬起来，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况，部门行政执法可以多一些、再有力一些，并且应该向社会公开。
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和作风，将监管工作落实到基层；其次是要厘清部门责任，加强监管力量，提升监管能力，从源头上封堵漏洞。另外，还要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对生产经营者的外部约束。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是结构问题
■ 王宇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关于其成因和对策的讨论仍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应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来解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讨论关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需要辨析清楚、形成共识。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最近在我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有特殊的历史背景。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
近年来，我国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流动性整体充裕。在货币信贷规模方面，2014年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0.86万亿元；2014年1—1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9.08万亿元，远高于从2003年到2013年11年间平均每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56万亿元的水平。在资金价格方面，2014年9月，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33%，低于2008年同期的8.19%。因此，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总量问题。推高企业融资成本、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结构问题，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体制、产业、企业和金融等方面。
从经济体制看，两种“预算软约束”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种是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即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预算约束软化、运行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却不能向社会提供相应的资金回报，造成资金供需紧张，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种是科伊的“预算软约束”，即由于政府隐性但保，那些无望恢复生机的企业免于破产倒闭，成为“僵尸企业”，吞噬了大量信贷资金，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从产业部门看，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沉淀效应”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前些年，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项目，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与此同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产能过剩行业投资收益率低，资金周转速度慢，形成大量资金沉淀。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
从企业部门看，较高的杠杆率与较低的利润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方面，企业杠杆率上升较快，2007年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97%，2013年大幅升至118%；另一方面，企业获利能力出现下滑，2014年我国企业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高杠杆率与低利润率的矛盾导致企业还本付息能力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从金融部门看，负债成本上升和风险溢价上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国际经验表明，在利率市场化打破金融抑制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利率水平上升的过程。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725亿元；不良贷款率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双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通常会采取提高风险溢价的办法来覆盖潜在损失。
可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而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决体制性矛盾、消除结构性扭曲。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三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盘活存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一方面，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出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
从根本上讲，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优胜劣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通过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硬化预算约束、淘汰落后企业、出清过剩产能，消除金融抑制、打破金融垄断，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较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实业发达、市场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