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
1936年2月，凯恩斯的《通论》由英国的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了，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开始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并接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通论》出版前，凯恩斯就把他书稿的校样和预印本送与了一些同事、朋友征求意见，包括哈罗德、霍特里（R. G. Hawtrey），以及一直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罗伯森（D. H. Robertson）。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到《通论》印行时，凯恩斯也曾把一本预印本送给了哈耶克，径直邀请哈耶克来进行批评。哈耶克本人在1936年2月初也写信给凯恩斯，表示感谢，并且说如果对《通论》的一些观点仍然怀疑，“我会祈请你对一些要点在《经济学杂志》上予以解释”。这实际上表明哈耶克一开始还是想就《通论》写些评论的。
但是，到今天仍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通论》出版后，尽管书中充满了对哈耶克许多观点的点名不点名的商榷，然而，哈耶克却沉默了，对《通论》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这本书的作者韦普肖特问道：“如果《通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的解释、误导的假设、虚假的逻辑、不适当的和闪烁不定的想象，那么，哈耶克显然应该在它们扎根之前就摧毁凯恩斯的理论。”然而，韦普肖特发现：“但答案始终没有出现，哈耶克保持了沉默。在拿出全副力气与凯恩斯决战的关头，哈耶克失语了。数个星期过去了，始终不见他的大力还击。哈耶克的人生目的，罗宾斯从维也纳召唤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根本原因，亦即贝弗里奇任命他为伦敦经济学院教员的根本理由，似乎全都落了空。凯恩斯的巨著非但没有碰上炸弹，甚至连一句呜咽之声都没有听到。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在热切地期待着哈耶克的反应，可哈耶克却始终不置一词。”哈耶克到底怎么了？
60年后，当今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家（曾任世界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著名的哈耶克思想研究专家考德威尔曾在《政治经济学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考德威尔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通过占有大量资料，尤其是根据在《通论》出版后数十年间哈耶克对这个问题自己的谈话和解释，考德威尔（Caldwell ,1998, pp. 556—557）总结出了以下几个可能的理由：
1、通过之前与凯恩斯的交往，哈耶克发现凯恩斯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哈耶克怕自己的评论还没写好，凯恩斯又改变他的观点了。
2、与第1点相联系，哈耶克认为《通论》只是一个“应景之作”（a tract for the time），相信凯恩斯后来会改变他在《通论》中的观点（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专门这样说过），因而一直拖了下来，没有专门撰写书评和商榷文章。
3、哈耶克模模糊糊地感到，要对凯恩斯的观点写出真正到位和深中肯綮的评论与商榷，这要求对凯恩斯的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提出挑战，这确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耶克生前曾4次提到这一点，并在1966年的谈话中说这是主要原因）。
4、1963年，哈耶克曾说他当时实在是“厌倦了论战”，但在同时哈耶克表达出了他后悔在他一生中没有好好清算凯恩斯的思想这一点。在60年代后，哈耶克在不同地方一再讲，他一生没有好好地批判凯恩斯《通论》中的理论，这使他一直懊悔不已：“我当时是卸责了，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这显然是我应尽的责任。”
5、哈耶克这时正忙着构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他自己的一个改进的“资本理论”，他相信一旦自己的这一理论基础奠定下来，很快将会取代凯恩斯的理论框架。这里所说的“资本理论”，是指哈耶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就着手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这本巨著。哈耶克一直相信，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没有资本理论基础，因而他计划先撰写“资本纯理论”，然后再撰写他自己的“货币纯理论”，以从理论上彻底击败凯恩斯的“货币、利息与就业的一般理论”。在晚年，哈耶克曾两次强调这是他没有批判凯恩斯的《通论》的主要原因。哈耶克这时正忙于构建自己宏大的经济学理论的理想框架，而没有时间腾出手来批判理论对手凯恩斯的新框架，这显然是一个可以部分解释哈耶克一直没有批判凯恩斯《通论》的主要理由。譬如，按照韦普肖特的考证，在1935～1936年间，哈耶克在艰苦地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正卡在了第6章。按照这一说法，1935年，哈耶克已经把书稿搁置了一阵儿，但1936年，收到凯恩斯寄来的《通论》两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好友、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说写书挤掉了他所有的时间，因而腾不出手来应付凯恩斯的新作品。他的原话是：“我努力专心地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都搁置起来。现在说它已初具规模还太夸张，我希望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完成第一稿。”至于凯恩斯的《通论》，他写道：“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
6、当《资本纯理论》在1941年出版后哈耶克能腾出手来为《通论》写评论的时候，他这是却感到在他的“资本纯理论”的世界殚思竭虑地思考和写作而疲惫不堪，无力再写出他的“货币纯理论”了，因而哈耶克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哈耶克与凯恩斯又站在同一边来反对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各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作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哈耶克当时也实在不想削弱凯恩斯的影响（晚年哈耶克曾两次指出这一点）。
7、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哈耶克曾希望凯恩斯本人会站出来反对凯恩斯的信徒们的经济政策，但是不幸没有等到这一天，凯恩斯就在1946年的复活节（4月21日）就溘然辞世了。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还回忆他与凯恩斯最后一次对话的情形，并明确谈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哈耶克本人又重复谈了这一原因。
除了上述哈耶克自己谈到的7个原因外，作为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专家，考德威尔还推测，可能还有其他另外两、三条原因导致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没有进一步与凯恩斯进行论战。
考德威尔的第一个猜测是，当时并没有杂志主动邀请哈耶克为凯恩斯的《通论》写书评。另一个猜测是，在《通论》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私人友谊已经改善。希特勒纳粹的空军从1940年7月开始轰炸伦敦之后的一段时期，伦敦经济学院曾一度搬往剑桥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 College）上课。在剑桥期间，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附近给哈耶克找到了住处，二人的接触多了起来。尤其是根据哈耶克儿子的回忆，在纳粹战机轰炸英国期间，凯恩斯曾与哈耶克一起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值班巡逻，来提防德国轰炸机飞来轰炸。通过亲密的接触，使哈耶克与凯恩斯逐渐建立起了私交甚笃的友谊。后来哈耶克曾对这一段与凯恩斯的亲密交往回忆道：“我们好多其他共同的兴趣，如历史方面的，除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丽迪亚·洛普科娃。”如果是这样，加上哈耶克相信凯恩斯会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了哈耶克在《通论》出版后没有写出一些严肃认真的书评来清算凯恩斯的理论了。
另外一个原因考德威尔并没有太言明，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慢慢认识到，随着哈耶克在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批判，随着他对经济学与知识问题的研究，他在怀疑自己与凯恩斯论战时所坚持的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了。照考德威尔的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相信，“在一个具有市场过程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从广义上预期人的行为模式，但不可能精确地预期到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而在《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正做了这样的描述。哈耶克到后来可能开始认识到，他在1930年代所形成的这一思路，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他自己早期的工作——来说，是有问题的。”除了考德威尔后来的这一怀疑外，实际上从凯恩斯在1933年写给他夫人莉迪亚的一封信中也可佐证这一点。就在《通论》第一稿成书之前，凯恩斯曾从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写信给他太太莉迪亚（Lydia），讲起了他与哈耶克的交往以及哈耶克那段时间的思想状况：“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处得甚好。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在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大论战问题上,这段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在殚精竭虑地写完《资本纯理论》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计划中的《货币纯理论》，而是转移了研究领域，去写《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一些文章了，甚至去研究和撰写心理学的著作去了。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考德威尔的这一猜测。然而，从哈耶克60年代后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和一些文章与访谈，我们今天判断这可能是凯恩斯对哈耶克这位当时只有30岁上下的年轻经济学家的误判。
实际上，在最近重读到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的文献以及哈耶克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基本经济学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中所构建出来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是否在理论上一方面假定了企业家和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对价格信息（货币的价格为利息）做出即时的理性反应，而另一方面，又隐含假定市场中的可用资源是无限的（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是可无限供给的，这也意味着在经济体系内既没有任何资源使用和资金可用性的任何限制）？没有这两个隐含的假设，怎么可能会推理出一旦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企业家就会进行一些不当投资，最后因为过度投资而最终导致大萧条？
很显然，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建立起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自身的逻辑来看是自洽的，但用现在的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实际上是从在微观层面上假定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银行的“宏观总量”的刺激政策做短期“理性”反应来论证奥地利学派的危机理论，这实际上假定了各个企业家和市场参与者既理性、又短视，对政府的误导性的宏观政策做出了即时的反应，即做出了长期来看并不合宜的经济决策（盲目和过度投资），从而最后导致整个体系发生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而凯恩斯则只从宏观经济的总量反映上来（当然他也从微观层面上考虑个人的流动性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受企业家预期所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来进行理论推理，而认为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等是受文化决定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溃。而当经济体系陷入萧条而无法自拔时，政府和银行应该有所作为，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以及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措施，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但是，如果像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所模型化的那样，如果市场经济的每个企业家和参与者都是无限超理性的，那么，无论凯恩斯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现实中都要打折扣。
现在看来，无论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凯恩斯的总量分析，都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论证的理论缺环。尽管如此，哈耶克与凯恩斯都自信自己的理论反映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但实际上也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这二十世纪的两大思想巨擘经过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最深层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像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后相信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完全的和长期理性预期均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诸种流派理论框架的建构又将有何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诸经济体永远也消除不了商业周期的困扰？那这是否又回到了哈耶克一生的基本经济学主张：请遵循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吧！忘掉任何政府宏观政策干预经济过程的虚幻作用吧！市场经济会自发运转和自然修复自己的波动！唯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在其余生都没有专门为凯恩斯的《通论》专门撰写书评，没有从整体上批判凯恩斯的《通论》所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但决不是说哈耶克没有对凯恩斯的“新理论”做过一些零星的评述。而这一事实可能被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作者韦普肖特所忽略掉了。
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他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曾没点名地批评凯恩斯所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其后，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推行了数十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出现“滞胀现象”后，哈耶克于1974年10月15日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的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在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与货币大会”上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
值得注意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双方就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在凯恩斯逝世后60年代之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还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1966年“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Hayek, 1972,），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
当然，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所做那次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他这位宿敌和老朋友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在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在晚年也专门澄清了他与凯恩斯的关系：“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在凯恩斯逝世时，哈耶克也对凯恩斯赞扬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没有凯恩斯，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