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上接12月7日04版）
第二个叠进，即产业组织的演进与嬗变。就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那些企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马克思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工厂；第二个阶段是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厂；第三个阶段是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度。到了工厂制度的阶段，这时候马克思讲企业犹如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了，需要领导了。原来手工作坊不需要领导。布罗代尔认为可以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家庭作坊，家庭雇主，伙计干活的时候到雇主家里面吃饭，甚至住在雇主家里面；第二阶段是近代工厂。我认为浙江可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普遍是个体户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因为早期还在反资本主义，你搞得太大了就是资本主义，但是你就放开他当时也搞不大。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应该是股份合作制，在温州、台州、义乌、萧山等地出现。2000年以后就看到一些集团企业，就像鲁冠球的万向等，也就是2000年开始向国际发展的，这时候有集团趋向了。?
第三个叠进，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演化。企业家精神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个人商业才能。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面提出，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的落户跟经营商业的艺术有关系，他把经营商业当艺术做，做得有板有眼。第二个是布罗代尔提出的工业家才能。商人和工业家不一样，知道一个东西以最好的价格买进来，以最好的价格卖出去，这是商人，别人看不到的商业机会他能看到。但是工业家是领导，他下面有车间主任，不是自己。然后他有组织才能，他能够把人组织起来，我们说生产函数里头求最优，他能做出来。给定产出投入最小化，或者给定投入产出最大化，他是做这个函数的。最后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强调创造性，企业家是天生的创新者。后来企业家精神里面加的越来越多，有社会责任，道德等。相应的我把浙江分三个阶段：1980年代应该是商人的个人商业才能发挥作用的阶段。那时候主要靠个人，所谓的“能人”经济。1990年代有了工业家才能，90年代鲁冠球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家，他有一个厂，下面有“中层干部”，然后按照比较最优的方式把产品生产出来，但是卖给谁呢？有专门的机构帮他卖，不用跑市场。但是200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得考虑研发和创新，以及整个市场的开拓和国际化。企业家精神的演化在浙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我认为这些阶段之间是有联系的，每个阶段彼此横向联系、纵向演化。产业集聚空间的叠进，先是产业地方化，在温州，在义乌，在宁波，在萧山这些地方落地生根。当然后来有政府插手搞开发区。然后产业集聚。产业落地生根以后，利用空间外部性，产生滚雪球效应，义乌的浪莎袜业附近有很多生产袜子的企业。这就是产业集聚。我们说你要开饭馆，最好在成功的饭馆旁边开，制鞋就在成功的鞋厂旁边开。为什么？这样就好挖原来那个成功的鞋厂的工人，并且供货商也会找你，因为上游产品，我这一条街上，这一个镇都是造袜子的，织袜设备厂的人就来找你，你就是买方市场，然后跟他讨价还价，可以有最好的价格。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扩散，像后来各个县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争企业，招商引资，给你更好的产业，产业开始扩散。产业组织叠进是这样三个阶段。在这同时，从个人商业才能到企业家精神三个阶段，彼此都是有联系的。
现在看产业发展与制度演化。制度是怎么变的？这里有个倒逼机制。在中国看空间，看地区，得有一个多层次区域分层的空间意识。中国的地区是立体的，西方国家地区是平面的，虽然美国的总统跟州长算是两个行政科层，但是总统管不了州长。因为州长是民选的，州里也有宪法，只有宪法可以制约他，行政是没有办法插手的。同样因为县长也是民选的，所以州长没有办法把县长免掉。因此它的体制看起来似乎有科层，但是实际上是平面的。我们的体制是行政的层层科层，可以分出五个层次，但是这些层次里面，行政真正对产业区分布发生实质影响的，是省和县。
说到第四个叠进，即产业空间的叠进。浙江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产业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乡镇经济时代”。80年代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乡村企业，村里办的，有些就在自己家办，它逃不出乡镇的范围，所以叫乡镇企业。第二个时代是县域经济时代。90年代的时候有些企业长大了，有些老板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把家属搬到那里，首先要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然后开始进城了。正好政府开始搞开发区，县域经济时代降临，产业向县城和开发区集中。第三个时代可称作区域经济竞争时代。2000年以后露头。那以后各个地区开始抢产业，这时候一个老板不一定在这个县了，温州老板人不一定在温州了，跑到外地去了。萧山的老板也不一定在萧山，跑到外地去了，这是一个扩散过程。
现在看第五个叠进。在上述产业空间叠进过程中，就有一个区域制度转型进程与倒逼的承受主体变化的过程。80年代乡镇经济时代，制度倒逼的压力在县市政府那里。我1999年发的文章《温州力量》，就受到好些个质疑。尤其是江苏有几篇质疑的文章。最后争论的结果，似乎是我们这一方胜了。1999年那次是围绕温州模式的最后一次争论。县域经济时代是县级政府和地级政府要承担责任，面对底下的制度创新你要表态。所以是这样层层倒逼。到了区域竞争时代，省级政府着急了。2000年以后，加入WTO以后，外省很多地方都派人到浙江来引资，希望浙江商人到他那去投资，这时候省政府坐不住了，你跑掉了，我们GDP保不住了。得改善投资环境。最近两年还在做这个事情，叫做“浙商回归”。地方领导带团去外地把当地浙商请回来在浙江投资。这样就是地方竞争，要让步更大，以更优惠的政策，更灵活的体制来吸引他们。这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发展经济，老百姓得到好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皆大欢喜。所以倒逼政府默认制度上的灵活做法。
再看产业区域范围叠进与制度倒逼的关系。乡镇经济时代是1980年代，县域经济时代是1990年代，区域竞争时代是2000年以后。改革方面倒逼压力的承受者，最初是乡镇政府，村里面偷偷摸摸做的时候是乡镇政府承担政治风险，后来是县市政府，再后来是省级政府。大概到加入WTO一两年以后，你可以看到，浙江省政府有的权限基本上都使用了，因为制造业这块搞非国有经济，它基本上全部允许了。小的服务业，开饭馆、商店、旅游之类，这些全部都私有了。但到了超出地方政府权限的领域，便无能为力了。尤其是金融、主体运输业（铁路）等。农地制度也是一样，地方政府没有权改了。几任浙江省委书记都找我座谈过，我十几年前就喊，我说浙江要改两个，一个就是农地制度，一个是金融体制，如果这两块不改，温州一定会被边缘化。省领导听了只是笑一笑，因为地方政府没权。
上述五个叠进我画了一张综合图，为什么要将这些叠进画在一张图上呢？我认为它们彼此是关联的，是一个机理系统，缺一不可。
左边是创新的动力基础，从左到右描述五个叠进，从下而上描述三个阶段。比如企业家精神的演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商业才能，第二阶段实际上主要还是个人商业才能，我们前面讲的工业家才能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第三阶段是企业家才能。这两块（产业组织和产业集聚）是彼此连在一起的：个体企业和产业地方化时代是联系起来的，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安家落户，即80年代的个体企业时代形成产业地方化。到90年代产业集聚就有股份企业，企业做大了，有了集聚经济，借助集聚外部性，可以把企业做大。然后到2000年以后，产业开始转移了，也就是扩散的时候，就是集团企业，集团企业才有力量扩散。然后我们看第四个叠进，即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叠进，从乡镇经济时代，而县域竞争时代，再到区域竞争时代。然后制度叠进的压力对象在哪呢？80年代是基层政府、乡镇政府，县里是默许的。90年代是县市政府，省里面是默许的。到最后是省级政府，省级政府是把能放的权全放了，能允许做的全允许了，因为要跟外地竞争。所以转型就是这样的，1992年之前是这样，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向哪里去，改革的目标模式都没有找到，以后才确定市场经济，然后我们看2000年之后整个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个人商业才能、产业集聚、诱致性制度变迁等叠进的关联，这个是成立的。然后产业集聚叠进，区域竞争，至下而上，是这样过来的。
五个叠进，我们看到一度的困顿，迄今没有太大的突破。我说五个叠进，四个受阻，一个走偏了。前几年《第一财经日报》约我写了篇稿子，他们改了一下，题目叫做《浙江经济奇迹遭遇四个瓶颈》，我当时提出来是五个方面有问题。
第一个是产业集聚遭遇三产主体行业垄断。第三产业的金融、主体服务业，这一块到现在没有实质性改革，还有通讯业，中国现在信息通讯业让几家央企垄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作为消费者直接感受到，到外国打国际长途好像不要钱似的，随便打；到了中国跨省打电话都很贵。全世界数字产品都在降价，我们的数字电视还成天在涨价，而且没有什么看的。我去年到日本，人家宾馆大堂里面就有IP电话，你随便打，不要钱，而且专门是打国际长途的，在中国肯定没有这个事。所以产业集聚遭遇三产主体行业垄断，所以浙江喊产业升级，你现在做的就是低端制造，阿里巴巴是在新兴服务业，电子商务是新兴服务业，传统的行业根本没有进去。
第二个受阻表现在产业组织的演化上，企业长不大与家族化“陷阱”。现在你看老的那些企业长不大，而且到现在的浙商，列出来的那些有名的基本上都是家族化的企业。还是靠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在维持，外人插不进去。我有个博士生，读了一半没读出来走了，他原来是加拿大籍的，在雷诺公司做过，到浙江一个大企业做海外总监，做了两三年不做了。说这个企业看起来很好，但是进去以后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处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国外做了很多年，在这里很不适应。具体是哪个企业我不讲了。
第三个受阻表现在产业区扩张方面，遭遇“国进民退”。浙江商人这些年到山西炒煤，最早是到陕北弄油，最后那个地方中石油看上了，以前油价便宜的时候让私人做，后来油价涨了以后中石油要搞，最后给陕西地方政府弄走了，浙江很多商人是颗粒无收。后来到山西炒煤，很多浙江老板都亏了，有些真是血本无还，几十年辛苦攒的几百万，借了亲戚的几千万，都亏了。然后到贵州炒矿也是亏得一塌糊涂。上一次光伏产业，温州很多企业搞光伏，也是招致巨亏。其中温州跑路跑得最有声色的“眼镜大王”，把几个亿投进去搞光伏，几乎全亏了。后来我写文章调侃说，他可能把“光”字搞错了，他搞的光跟光伏的光是两码事，一个“光”字，我相信在很多浙商里面是个伤心字，不是光彩的光，而是输净光的光。
第四个是制度倒逼，遭遇超地方政府机构狙击。其中金融和农地制度是死结。几任浙江领导座谈我都讲过这个事，有一任领导明确讲没权。但是怎么改？金融改革看样子现在是下决心要改了，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改法，我看不到突破。农地制度改革，按照现在的确权做法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最后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还得看看。
一个走偏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政商化和浮躁化，都想参政议政，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然后是浮躁，做到一定程度，就想赚快钱。还有贴近“官意”走。我们现在在国外搞很多援建，一些民企跟着“走出去”，不少浙商也是跟着这个走出去，给忽悠到非洲、前苏联的乌克兰等地，投资的政治风险很大。
上述几方面叠进，最近七八年没有什么进展，早期浙江那种势不可当的线型的演进停顿了，所以出现了后面的困局。
“后危机”以来是不是在形成一种新的倒逼机制？我开始讲“新倒逼”现象，小区域跟大企业，两块的动作有些遥相呼应的意境。
先看小区域。最有声色的就是2010年到2011年的老板跑路潮。所以我管那之后的浙江叫做“后跑路时代”。现在各级政府都担心老板跑了，因为一个老板跑了，一串人都要负债。我说中国现在叫“后刺激”时代，现在政府要再刺激，得慎之又慎。上一轮刺激过头了，北京甚至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就是最明确的警示。温州经历了老板跑路，似乎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金融改革试水，不管怎样说，还是倒逼出来了一些政策；紧接着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显然也搭了这个顺风车。舟山现在在模仿上海搞自贸区，搞海洋经济。这方面问题不少，有些地区借着搞海洋经济把海岸线全破坏了，填海太多。你到温州乐清去看看，15年前去乐清，城市离海边很近的，现在去海边很远了。滩涂全给填了。填海太可惜了，真是短视。这是浙江地区层面做的事。
再看大企业，通过国际化倒逼体制，吉利收购沃尔沃，它通过“走出去”，然后再引进来，打入了一个国有跟外资分割垄断的主体行业造车。现在造车不能不考虑吉利/沃尔沃的影响，它的声势很大。然后我们说阿里巴巴，我前面讲过，它正倒逼资本市场改革。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上述现象看作是一种新的倒逼机制？
这个倒逼机制是什么呢？在空间上看是自外而内。前面划分的制度倒逼三个阶段，仅仅限于一个省的范围，充其量包括中国范围内区域间竞争，现在是国际化的，借助国外的资源和背景来倒逼。比如说老板跑路，以前多少老板能跑国外去？现在能跑的人多了，富人有能力跑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富人的移民，投资者把资产倒腾到国外。还有“李嘉诚现象”，把中国房子卖了到英国投资。李嘉诚很有企业家眼光的，在英国真是抄底了，在中国的房地产又卖了个好价钱。如果这个形成一股浪潮就很危险。我们按照空间经济学来看，一个地区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由于各种因素会出现拐点，它会扩散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资本能以光的速度在全世界流动，资本外流更容易。而且中国“90后”一代做国际化是很容易的。大学里面很多高材生都想出去，也有这样的人力资源储备了，所以这是一个风险。所以形成一种新倒逼机制，走出去、跑出去倒逼改革。
第二个是微观主体，是民营企业、地方政府的默契。温州民企跑路以后，高层领导来了，地方政府也没有人承担责任，跑路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承担责任。似乎地方政府跟企业有默许的，是不是一种“新倒逼机制”？这种倒逼机制能不能跟我前面理出的这个演进的阶段放在一起？这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答案尚未得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