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长才
1405年7月，一支蔚为壮观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驶离中国，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拉开序幕。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和印度帝王的书信，率领一支小小的船队驶向遥远的未知世界。
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当朝为显示威加四海的“浩荡皇恩”，耗尽国库却无助于中国发展进步，明王朝的大黑暗时代降临，中国人从此在海洋上绝迹。远航的哥伦布未能到达传说中的印度和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写了世界的版图，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世界近现代几百年间，现代文明高奏凯歌，洞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却在闭关锁国遭受痛打后才被迫开启国门，经过一百多年曲折付出惨痛代价后方才实现转型发展，启动了延迟多少年的现代化历程。
西方使者带来福音
“东方图景”惊艳欧洲
哥伦布到中国的梦想，后来由西方的和平使者实现了。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早进入中国内地。这位语言天才和科学奇才在中国一呆30年，传授几何、地理、天文、音乐、西医药知识和机械、水利、火炮技术，直到把生命献给中国（其在北京的墓地为全国重点文物）。利玛窦还著书十多本，全面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文明，并最早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第一次向欧洲全面推介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
自发现新大陆开始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带来许多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万国全图、天体运行、逻辑推理、近代科学、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民主人权……康熙大帝以雄才大略和开明的胸襟，开放了海禁，勇敢接纳来自海外的科学思想和先进技术，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还请外国传教士每日到宫中授课，为“西学东渐”做出示范。这些传教士为中国翻译西方著作几十种，帮助制造火炮数百门，并协助康熙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说：“自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与世界的科学便汇成一体了。”这些传教士和商人在为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和商品的同时，也将一幅美好的东方图景呈现给欧洲，使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涌向西方，“中国热”一度风靡世界，中国土特产成了西方人的尤物。1650年，一磅中国茶叶在英国卖到10英镑，相当于一户普通人家两年的生活费。中国陶瓷、漆器、丝绸、扇子等也其贵无比。“中国制造”、中国宴会、中国文艺，及至模仿的中国建筑、中国园林，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举行盛大的舞会，国王竟然身着中国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中出场。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列入了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参考中国的科举制度，实行竞争性考试，使平民能够登上政治舞台。伟大的学者马克思还给他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和“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拒绝和平贸易
也拒绝了现代化的机遇
今人往往将康熙、乾隆相提并论，实际上康、乾二帝的执政之道和为帝作风大不相同。康熙以开明的胸襟广纳不同的文明，实现了中国领土大扩张和经济大发展；乾隆则自大自闭，一概排斥西方文化，对内大搞文字狱，中国正在“康乾盛世”中下滑。康熙六下江南轻车简从，微服私行，鲜为人知；乾隆六下江南随从过万，浩浩荡荡，各级官员趁机刮尽民脂民膏。康熙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而又生活简约，将皇宫的宫女从9000人减至130多人，宦官从10万人减至500人，均大减98%以上；皇宫金花银每年97万两，脂粉钱每月40万两，皆一一减除，全部去掉。
中国在康熙时代开始了和平的大崛起，可惜雍正敲响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丧钟，乾隆时代开始了重新闭关锁国。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出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成员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商人等800多人，礼品包括科学仪器、车船模型、艺术品、火炮等600大箱。他们分乘5艘大船，经过10个月远航，是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英国使团此次来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祝寿，实际上是绕过保守的广东地方官，直接与天朝中央政府谈判扩大中英贸易问题。在此前的多年间，中国输出到欧洲的商品远大于西方输入商品的金额，英国人希望有更多的商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国王给大清皇帝的正式外交信件。
天朝尽管腐败不堪，贫弱不支，却从来不失君临天下的大帝国风范。对世界茫然无知的清王朝认为英国人跨洋而来，只是为了观光上国，向大清表示臣服。岂料英国人拒行三跪九叩的中国君臣之礼，还力图通过带来的礼物显示其并非蛮夷之邦，而是先进国家，让乾隆皇帝非常不快，断然拒绝了英国方面的所有和平贸易要求。乾隆在回复英国女王的诏书中写道：“你请求派一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万万不可。……天朝抚有四海，应有尽有，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示知。”
英国人在严密的监视下离开了北京。乾隆随即派出专使火速传令各地：不准任何中国人接触英夷，违者严惩不贷。马戛尔尼回忆：“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
全英国甚至全欧洲都寄予厚望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结果以惨败告终。24年后，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率领外交使团再次来华要求通商，只因为坚持按西方礼节作揖，拒绝向嘉庆皇帝下跪磕头，竟被强行驱逐出境。
这小孩没领“浩荡皇恩”的情
和平使者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他未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完成商业的使命，只好怏怏而返。不过马戛尔尼此行也有收获，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到印度广为种植，使西方人在喝了100多年中国茶后，第一次见识了“茶树”。
马戛尔尼返回英国后，用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写作他中国之行的纪实报告。这份报告为了顾全英国的面子，隐藏了许多令英国人难堪的细节，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人的认识。他评价中国那段“太平盛世”——“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的帝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座雄伟的废墟”；“他们恒久不变的体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优越”“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他们给妇女缠脚，残杀婴儿……他们胆怯、肮脏而且残酷”，所以“最终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他预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当年马戛尔尼访华时，有一位使团成员的儿子斯当东，在来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学会了简单的汉语。乾隆皇帝听说这个12岁的英国小孩居然会说中国话时，十分惊奇，把这个金发碧眼的男孩叫过来，靠在他的“龙膝”上抚摸，不仅赐给一块翡翠，还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这小孩（两礼物现藏于英国两博物馆）。不料这个庞大英国使团中唯一受欢迎的人对“浩荡皇恩”并不领情。47年后，下院议员斯当东在英国议会讨论对中国开战的议事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听不懂自由贸易的声音，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1840年4月，英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王朝采取报复性军事行动。同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称“通商战争”）爆发。
英帝国以举国之力进行的盛大通商访华遭遇惨败，使中国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18世纪前几十年近乎痴狂的中国热到19世纪视中国为野蛮落后的专制国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雍正当年驱逐外国传教士时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然而，一百多年重新闭关锁国的结果，是十几艘洋船一来(鸦片战争英国出动16艘战舰)，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鸦片战争的意义远超出挨打
公元18、19世纪，这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在闭关锁国的人治、专制中昏昏欲睡100多年，错过了人类工业革命最辉煌的时代。纺织机、蒸汽机、电力、电讯、铁路、石油、天赋人权、民主共和……当一个个新学科、新产业、新思想、新制度在世界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西欧国家狭小的国土容不下急剧膨胀的生产力，开拓世界市场成了他们最迫切的希望。心急火燎的英国商人一方面再三提醒英国议会：任何高尚的外交手段对中国都无济于事，一方面干起了极不高尚的勾当：向中国大量偷运鸦片。
1839年，林则徐悉数缴获2万多箱鸦片予以销毁，并将英国商务总监义律轰回大海。自知理亏的英国议会，未予理会义律“武力支援”的请求。1840年，清廷宣布正式封港，“永不与英夷通商”，对于以工商业和全球贸易立国的大英帝国，犹如断其命脉的当头棒喝，英国议会主战派力量大增，最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1840年，强劲的西风裹着烈火硝烟滚滚而来，密不透风也弱不禁风的大清王朝如同散了架子一般，再也关不上那七零八落的国门了。中国落后挨打被逼着变革图强的近代史，自此拉开了帷幕。
1840年的炮声，送来的不仅是鸦片和强权，还有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科技文明、产业经济、工商外贸、民主思想及共和制度。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巨变，谁也无法否认是一件好事，尽管是一件痛苦与屈辱的好事，要不然我们可能还是留着长辫子的顺民或者其他什么王朝的草民。这场亘古未有的天地大变局，不是中国人主动掀起来的，清朝政府是在被打着逼着的迫不得已中带着勉强怨恨卷进来的。同样是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同一时期经历同中国类似的遭遇猛然惊醒后，主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从经济器物层面到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全面的变革，短短时间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固执传统观念和专制统治的中国，却是在被打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极不情愿地徐徐开启国门，在经历痛苦曲折的100多年直至进入1980年代后，方才真正启动了今天的现代化历程。
“天地大变局”后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厉炮，如狂风暴雨，彻底荡涤了东方泱泱大国。一再挨打的大清王朝痛定思痛，不得不打开国门寻求变革图强之路。
欲明大道，必知历史。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付出的代价如此沉重，不得不令人深思。曾任美国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罗兹·墨菲分析认为，当年英帝国出兵的深层次原因，是为了使清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的国家，拥有进入中国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部分西方人甚至产生一种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和发展进步。我们不难设想，假如中国在200年前经济总量尚居世界首位(美国研究报告)时具有开放的观念，接受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的和平贸易请求，很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一系列外侮和灾难，因为那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北美和欧洲的国家尚处于同中国一样落后的农耕时代。可惜，中国错失了在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汇入世界发展潮流的机遇。
李鸿章等晚清人士将西潮的冲击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此开始了有记载的三千年中国文明史中从未有过的大变革。马戛尔尼访华未能实现的目标，半个世纪之后经由战争实现了。1840年英帝国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天朝上国的权威第一次遭受重大打击，但却依然极力回避与西方来往和通商。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被痛打后，天朝上下方才如梦初醒，于是有了学习西方科技，有了洋务运动，有了富国强兵，有了民族工业，有了民主政治的萌芽，有了追赶现代文明的一场天地大变局……然而，错失现代化机遇的中国在飞速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愈显落后，甲午战争被一个长期受惠于自己的东邻小国打败，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招致更大外侮，志在图强的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之后才有了走向共和的苦苦探索，有了开创新纪元的时势变迁，最终才有了改革开放所展现的民族复兴光辉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