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浙江模式呢？我觉得在中国最近30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浙江经济发展都是最独特的。讲到中国经济奇迹就会发现不能绕开浙江。实际上国外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文章，最终引用的现实案例，一大半都是浙江的。
■赵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是最独特的。所以你要研究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浙江是最值得研究的。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在浙江也干过省委书记，对浙江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你要判断下一步改革和未来的发展趋向，可能浙江也是一个必须关注的地方。所以我说，浙江已经形成的这个模式，未来它的发展，它自身的发展和对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影响，你不能不关注。
为什么我们要重提浙江模式呢？我们看这些年浙江发生的一些经济事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而且引出了中国的一些改革举措。民企“跑路”，实际上全国都在跑，确切些说是老板跑路，但是温州跑得最有声色，惊动了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亲自跑到温州去，问“你们要什么政策？”这就引出了中国的金融改革“破冰”意向——要动真格了，始有温州的“金改”。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金改”是雷声大雨点小。我觉得靠一个小的地方“金改”是做不出来的。金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犹如血液一样，血液靠心脏供应，你心脏都不动，在末节小指甲盖的地方做一点东西不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个改革对中国还是有影响的。
温州之外，还有义乌现象。义乌以前不太为人们重视。早期那儿卖的东西多半是假冒伪劣。记得我2001年到金华去作讲座，司机接我，经过义乌的时候，司机都不屑一顾，说那儿卖的东西都是假冒伪劣品，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品集散地！谁能想到现在的义乌？我觉得义乌跟阿里巴巴的淘宝网密不可分，淘宝网上卖的货多半都是从义乌进货的。义乌市场还辐射到了国外——你到日本去看看，东京的涩谷，很多小商品也是义乌的。到牛津附近的比斯特村，也是个小商品市场，但是卖高档商品的，LV包包什么的，很便宜。我到哪里问你们知不知道东亚有没有类似的市场？那里商贩告诉我据说上海附近有一个，显然他们说的是义乌，连他们也知道义乌。所以你不要小看义乌。但是义乌现在也面临着风险，因为电子商务平台搭起来，阿里巴巴搭建的商务平台实际上不受空间限制了，哪里都可以做。所以，对义乌那些摊位、商户而言，网上交易的迅猛发展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所以我跟他们讲，将来这些商户会不会像现在的实体书店一样？现在大家去实体书店干什么？很多读者不是去买书的，当然我是去买的，我不会到网上买，嫌麻烦。但是学生告诉我，他们要买书，先去书店里面看看，然后上网去买。我觉得将来义乌那些摊位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问我义乌的商铺价格怎么样？我说现在可能到了抛售的时候了。
嘉兴的农村确权。网上有厉以宁教授的讲话，厉以宁教授带着全国政协的人去调查回来后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嘉兴的做法。应该说这个刚刚开始。这个确权，包括农村小产权、责任田，让农民选择是住在城里的商品房还是在乡村。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好的改革。但是，我们现在特别感到可惜的是农村的拆迁，传统村落经过拆迁都消亡了。我觉得中国的乡村改造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铲除，随意造了一些新农村，有些虽然模仿了传统民居，但是假的。因为政府有征地的持续激励机制，后面的原因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没有经过经济衰退，因而没有大规模的企业死亡。本来应该淘汰的企业没有淘汰掉，在那儿占着地。新生的企业要地，只能指望政府去新征。西方市场经济下不是这样。看看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情形，经济不断在复苏，但是你看美国2007、2008、2009年多少企业破产了？甚至银行破产的有多少？我认为经济活动和人体细胞一样，没有死就没有生，我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企业死亡，没有优胜劣汰。有的是产能过剩和不断地铺摊子。但客观地说，我们的现行体制下是经不起经济衰退的，因为带来的政治风险很大，会引发社会振荡。所以我说过，我国追求的是一种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
再来看，还是在浙江，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个看似一个单独事件，其实也是一种倒逼。在收购沃尔沃之前，吉利谁看得上？在中国造车行业大家谁看得上李书福？无非就是个农民企业家，但在收购沃尔沃之后，现在包括企业界、政府部门则对他刮目相看了！
还有，阿里巴巴的“余额宝”一出来引发了什么？——揽储！引起利息大战。最近阿里又到美国IPO，马上看到有财经评论说，为什么到美国上市，这么优质的资产让美国人买了？中国人干嘛？现在在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规制。
所以浙江发生的这些事，现在看来具有全国意义。以前如果是一件事就仅仅是浙江的，现在可能是引起高层关注的问题，可能倒逼出来一些改革的决断。问题是这些发展的寓意到底是什么？是否与以往形成的浙江模式有联系，或者是一种延续？我认为看经济增长，看社会发展不能割断历史，而须留意历史上沉淀下来的那些因素的作用。所以要看浙江当前发生的这些事对全国体制改革的意义，就需要看浙江过去30多年形成的制度转型的机制。我把它叫做“倒逼机制”。
我这次演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以以往30多年浙江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视野看最近浙江发生的一些事。看看是不是一种倒逼？我原来讲倒逼，认为省级政府能放的权限都放了，现在的倒逼在突破省域层面，向更高的层次倒逼。还有，原来浙江这些企业仅仅是在国内，现在拓展到了国际上，它的空间在变，所以倒逼的逻辑形成了这样一种机理，倒逼的空间在扩大、在变化。这是跟以往的发展是延续的，累进的，或者是一种累积循环。另一个是以制度转型为主线，看制度转型的动力机制变化。
我这十几年来断断续续一直在做这件事，所以先把我的一些旧作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在座的还有一些年轻人，相信多数人没有看过我那些旧作。现在似乎人人都很忙，看书的人很少。我觉得在国内旅行你发现很少有人看书，基本上都在弄手机。这几年假期老跑英国、日本，我感觉什么场合都能看到一些人静静地坐在那里读书。甚至在公交车上，静静地在做自己的事，很少有人拿个手机在翻来翻去的。我觉得手机将来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中国人，一代人不读书了，在手机上玩游戏了，这是一个问题。我这个假期在英国，乘火车旅行看到不少人在火车上看书，看什么书呢？不是看小说，居然有人拿着哲学书在看。在中国你在火车上能看见有人读这类书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差异。所以我把以前写的文章介绍一下，算是王婆卖瓜。
我以前写过几篇文章，引起过一些争论。一个就是《温州力量》（包括《温州模式何去何从？》），文章发在1999年《经济学消息报》上。现在我到一些大学去讲学，一些当年在校读博的，都说看过我的文章。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经济学消息报》影响非常大，《经济学消息报》还是内部发行的。我在《温州力量+温州模式何去何从》中最早提出“倒逼机制”的问题。后来是温州市委党校朱康对写温州模式研究综述时，特别强调我提出这个倒逼机制。何为倒逼？就是基层的、分散的、民间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地方政府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对这些企业经营者形成了依赖，对他们的要求不得不高度重视。我当时认为这个有可能像欧洲一样形成一种政治倒逼。欧洲从16世纪，实际上是15世纪末，一直到18世纪中叶，那些有钱的，就是体制外的人，靠经商、海外殖民发财以后，他们实际上会对政府、对国王形成倒逼制衡，对皇家形成倒逼，我当时讲的是这个意思。
第二篇文章就是《浙江模式：一个区域经济多重转型范式——多视野的三十年转型》。这是2009年写的一篇文章，发在《浙江社会科学》上。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应沿着四个进程分析浙江模式：第一个是市场化制度转型。我提出了四个小区域模式，后面我会讲的。第二个是工业化经济发展。我认为在工业化经济发展上的所谓浙江模式，可以叫做“新古典模式”，跟欧洲古典工业化一样，比如传统产业，内源性资本，不是靠外资的，由区际贸易开始而国际贸易。我提出工业化的浙江模式是两个小区域模式的汇集。哪两个小区域呢？义乌和温州两块就可以代表。第三个是城市化演进。浙江的城市化，我把它叫做“老板进城”的路径模式。我早期研究外国经济史，上世纪80年代在曼彻斯特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的乡村看了不少工业革命的遗址。（近期在英格兰达比郡特意去看了克隆普特水力纺纱机厂）。工业革命期间，早期的企业都在乡村里头。尤其是没有蒸汽机之前，采煤、采掘、纺织业都是在乡村。浙江民营企业最初也是在乡村的。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工业化与城市化：沿海三大区域模式及其演化机理分析》，分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地区的城市化。珠三角工业化，我说它是一种“投资下乡”，资本流动是投资下乡。你看早期珠三角城市，只有香港、广州算得上大城市，后来深圳是借助香港形成一个资本集散地，通过这些大城市把资本撒到珠三角那些乡村里面遍地开花，形成了珠三角村村冒烟、户户办厂的景象。它的资本是从城市里撒下去的。长三角不是这样，浙江尤其不一样，这里的资本好像是农村就地生出来的。实际上是农民在全国各地通过经商——温州早期据说有十万推销大军，搞推销，甚至理发、修鞋、做裁缝、做木匠，赚来的钱在乡村办厂。这些在乡村办的企业长大以后，钱才进城。所以，浙江和广东比起来，一个是投资下乡，一个是资本进城。所以，珠三角的城市化是大城市扩散式的，长三角尤其是浙江是小城市聚集起来的，几个小城市聚集起来就是一个大城市。看看义乌怎么起来的？义乌本地人到现在只有70多万，外来人有140多万—200万（因为有一些人是不登记的，常驻外来人口140万）。第四个是区域经济开放，取由区际化而国际化的路径。从区域经济层面上看经济开放属于二重开放，即区际开放与国际开放两个内涵的开放。有些地区是先国际化，比如广东改革开放一起步就发展外贸、外资。浙江改革开放早期，先在全国各地编织了一个市场体系，区际贸易先行建立起来，外贸没有多少。因为在加入WTO之前，私营企业很难进入外贸，在加入WTO之后才变了。浙江后来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变成外贸大省，中国出口盈余最多的省。这是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最近一篇就是2011年发的那篇文章，标题叫《工业化—产业集聚与制度演化：浙江模式再思考》，这个文章旨在进行一些理论探讨。此前是对一些现象的归纳和整理，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用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知识，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论提炼。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做完。
制度转型的浙江模式，可视为一种区域市场化体制转型范式。它的内涵或者它的灵魂就是非公有化或者民营化，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民有、民享。我在参加浙江省领导座谈的时候，说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叫做民有、民享、民治，浙江现在是民有、民享但尚无民治。
四个小区域模式第一个是温州。温州始终得去关注。十年前大家都说温州好，现在提到温州许多人都摇头。连省长都说现在要找一个坏的典型就是温州。麻烦太多了，简直成了麻烦制造者了！最新的问题是什么？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政府鼓励民营企业“抱团过冬”，互相担保、联保，比如你缺钱我给你担保，好企业和差企业拉在一起“抱团“，彼此担保向银行贷款。现在好了，企业日子普遍不好，银行要动真格的了，反正到期的贷款要收回，这导致差的企业没钱还，好的企业给逼死了，现在被称作“抱团死”！不仅温州，义乌、永康等地的一大批民营企业都陷入这个联保困局。好企业也给拖垮了，甚至在宁波也有这种现象。唯一好的就是当年没有乱给别人担保的企业，没有听政府和金融机构忽悠的。所以现在温州也是个标杆，如果温州的民营经济没有绝处逢生的话，我觉得整个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就值得怀疑，温州“金改“迄今没有多大进展，最多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把以前私人的那种民间拆借能够经过一些机构规范起来，但依然没能解决民企融资难和民资投资难的”双困局“难题。
温州体制改革采取的是体制外再造模式，主要是再造了一个私营经济体系。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国有经济很弱。这点是公认的，这里就不讲了。
萧山模式以前没有人讲过，这是我提出来的，我以为特别值得关注。鲁冠球的万向就是这里成长起立的。我把萧山模式叫做“体制内突围”模式。即把公家企业变成私营企业——从公有制突围。萧山1992年之前搞工业企业承包制，承包制最后走进死胡同，因为它负盈不负亏：盈了承包人拿奖金，亏了没人管。而且在浙江还出现这样的情形，你不能把企业经营的太好，太好了就没有你的事儿了，因为地方领导看上了，他的亲戚朋友要经营，你就要挪地方了。所以企业经营者把这个企业经营得很差，他可以经营下去。承包制走入死胡同的时候，萧山搞什么？1992年首次确定200多家体制内企业转制，当时有一个好处，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都是县委组织部管的干部，把这些行长召集过来开会。县里宣布我们首次确定这200多家企业转制，让经营者在银行贷款买股份，持大股。然后给银行行长下命令，凡是确定改制的企业，其贷款两年内不许催讨，而且要注入新的贷款，这样就做下来了。我们看鲁冠球的万向，他原来是宁围公社的企业，后来是县办企业，改制以后他的股份很大，实际上原来还有公家股，但是公家股后来经过变换都变成私人的了。所以，萧山这种改制叫做“体制内突围”。
第三个是义乌模式，体制外再造。义乌是搞分销的，义乌这个大市场，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辉煌，市场最初是怎么产生的？我在我的博客里面讲过：一个摆摊妇女和新来的县委书记讨说法引出了一个国际大市场。这个故事网上可以查到：1982年义乌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上班第三天，县委门口给一个妇女拦住了，讲的都是当地土话，他听不懂。把她请到办公室去，一聊知道了事情原委：该妇女有好几个孩子，丈夫有病，家里地种的粮不够吃，她就在街头摆个摊卖针头线脑补贴生活，但屡屡给给政府的人驱赶、罚款。县委书记当场答应让其继续摆摊。事后县委书记让工商行政管理局研究怎么监管，工商行政管理局拿出一个方案，划出一条街街，弄了些水泥台台，搭上遮阳伞，戏称“草帽市场”。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是给逼出来的。没有想到后来发展成那么大的市场。义乌是从体制外分销开始的，但市场做到一定程度就发展了制造业。从市场中心变为制造中心，实际上印证了经济学关于贸易成本对于产业集聚作用的理论推断。早期义乌卖的商品大多都是广东来的，制造是在广东，后来义乌自己变成制造中心。现在义乌市场1/3以上的商品是义乌本地造的。研究义乌由市场中心到制造中心的变化，浪莎就是个典型案例。浪莎是三兄弟做起来的，我2005年去的时候他们的老大给我讲过创业的故事。他说早期是在广东买袜子，大家都去广东进货，坐火车长途贩运背回义乌卖，后来贩运的人多了，火车拥挤不堪，铁路上开始限制，拿一袋货得额外付费，这样运输成本上去了。生意没法做了。恰在犯难的时候，他经常在广东上货的那个摊主建议他买织袜机，他就买了三台织袜机，在义乌租房子找几个人织袜子，从三台织袜机发展成亚洲最大的袜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袜厂。这里面就是新经济地理学上说的，贸易成本变化导致产业聚集区发生变化。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他们的模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给藤田讲这个案例，他非常感兴趣。他们原来是理论模型推论，没有找到现实案例。
宁波模式可以叫做“内外夹击，内部生变“模式。外部有两股力量推动了宁波的制度转型：一股是“宁波帮”。包玉刚就是帮主。我近日去宁波，参观了不久前建成的“宁波帮博物馆”。那儿看到展览，宁波出的人才真多，富翁、科学家。包玉刚就是宁波的，他出资创办了宁波大学。宁波大学比温州大学办的晚得多，但后来居上。现在宁波大学要好得多。“宁波帮”为宁波要来许多好政策。另一个就是外资。考察宁波的外资可以看到，早期宁波引进外资几乎全系合资形式，不要外资独资，合资进来就是改造宁波原来国有企业跟那些“大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引进外资一合资，这个企业的性质就变了。内部是私营经济的示范效应。临近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激发了宁波本地民营经济，鄞县（后来改作鄞州区）民营经济发展很快，像雅戈尔、衫衫、罗蒙都是那一带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所以，宁波是内外夹击，内部生变的模式。宁波本来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堡垒，国有为主，这样内外夹击下体制就变了。
四个小区域改革，实际上都涉及到产权改革，暗含了道格拉斯·诺思的洞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就催生了所谓的“浙江经济奇迹”。我写文章提过，浙江经济奇迹别的不讲，有三块得承认是奇迹：第一块是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80年，按照人均GDP，浙江经济是全国第14位，1999、2000年排各省第一位，它的增长速度比广东还快。广东利用了多少好的政策？改革开放利用了多少外资？浙江引进的外资一度还不如江苏昆山一个县级市引进的外资多，它的经济增长这样快。从1999年开始浙江人均GDP排到全国各省第一，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浙江是第一。
第二个是富民奇迹，“藏富于民”是浙江的一个特点。浙江小老板特别多，办企业的特别多，这些小老板、民营企业的分配制度是，自己得大头，企业得小头，国家得零头。所以在浙江中产阶级的数量应该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有次找我们几个专家座谈，谈的过程中习总插话说，浙江能够在全国率先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占多数的社会。浙江经营企业的私营老板——所谓“浙商”，那时就有400多万。他说你算一下，一家有三口人就是1000多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就是2~3千万，浙江只有4000多万人口。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社会是最稳定的。所以，浙江的藏富与民值得肯定。而且我提出一个看法，一个地区的房价可能跟它的民间财富积累有关系，因为公款是不能炒房的，所以杭州和苏州房价长期来有差距。杭州房价大约是苏州的两倍到三倍。为什么？苏南盛行强政府，政府很强势。浙江不同，政府早期很弱。应该是7-8年前政府还不怎么有钱，最近几年政府也有钱了，地方政府有钱了，开始折腾。以前好多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记得2002年我到柳市镇给他们干部做报告，那时候刚加入WTO，弄800人在剧院做报告，剧院也很破，那个政府的楼更破，六七十年代盖的楼。当时德力西和正泰，两个企业加起来一年就是100亿的产值，柳市镇当年的税收就将近十个亿。但政府没钱。钱多半在老百姓手里。
第三个是区域平衡增长奇迹。若比较一下沿海省份地级市经济差距，把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的地级市经济排一下，就会发现，浙江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差距最小。具体而言，广东最穷的地级市和最富的地级市的人均GDP差距是7.2倍。最穷的是梅州，最富的是深圳。江苏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泰康，排下来的差距是9倍以上。浙江最富的是杭州，最穷的是丽水，排下来的差距是2.7倍，这是2010年的数据。就是说，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中，浙江省内小区域平衡增长是最好的，当然这与浙江面积小也有关系。但是若实地走走，你会发现浙江那些山区都能发财，都能致富。像丽水，衢州，完全是山区，很偏的地方，它们的经济都能增长。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了民营经济，经济发展是不靠政府的，是老百姓的经济。
这三个奇迹应该承认，三个奇迹后面的因素是什么？产权改革，我觉得是这个最重要。
浙江模式理论上的解释须把握两个大的进程：一个是工业化-产业集聚。
关于工业化进程，以前的研究主要考察一国非农产业发展，现在得有点产业集聚的视野。按照新经济地理学来看，空间聚集很重要，聚集就有聚集经济效应。产业不是在一个国家平面分布下去的，不是各个县、市都同步发展，一定有核心-外围的分野，发生产业聚集。
工业化——产业集聚进程合一的视野来看，它是三个彼此关联的演进：第一个是产业集聚动态的变化，它的范围扩展。第二个是产业组织的变化，由最初的个体户，那种私人商人办的一家一户的个体企业，或者两三个人合伙企业，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像吉利、万向、正泰、德力西这种大型企业，企业集团。甚至“老板牌”抽油烟机，也搞成一个大的集团。甚至像娃哈哈，搞瓶装水，也可以搞成集团。这整个过程中，企业家自身也在成长，其中企业家精神很重要，早期是没有的。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次阿里巴巴到美国火了一把，有人问我为什么火了一把？我说好多人是冲着马云去的，这个企业本身就做的好，马云本身是很有魅力的，英语也讲的好。这个企业15年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市值2000多亿美金。所以股民买它的股票。有人说是投中国经济的一票，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现在互联网从理论上是规模收益递增的，中国有13亿人口，应该说中国做互联网是规模收益潜力最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企业做的好，冲着企业家来的，为企业家投票。
另一个进程是产业发展与制度演化，考察因果联系。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度是怎么变的？我们把这个机理做出来，我们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历史是渐进的，有时候可能会拐弯，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有时候会冲开一个缺口。
两个进程的细化，可以理出五个彼此关联的叠进，分别为：产业集聚的叠进、产业组织的叠进、企业家精神的叠进。产业区范围的扩展，以及制度倒逼压力承受主体的叠进。
先看第一个叠进，即产业集聚的空间叠进。产业空间叠进是一个过程，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业地方化。产业在一个地区集聚的前提，是该地区已经有了产业，一个地区产业从无都有的过程叫产业地方化。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有几章专门介绍产业地方化问题。就是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的落地生根，这是有原因的，偶然性里面包含了必然性。第二个是产业集聚。产业在一地落地生根以后，若条件允许就发生“滚雪球”效应。第三个阶段是产业的扩散。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扩散了，经济学讲均衡，到一定程度打破均衡，有了“拐点”，拐点一出现，就开始扩散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