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涨价后
北上广还剩下什么便宜？
■ 环球
北京地铁“2块钱随便坐”的时代将于一个月后正式结束。调整后的地铁票价仍远远堵不住财政补贴的窟窿，但市场规律将提升自己塑造这座城市居民生活的角色，却是明显的。
北京和上海在有些榜单上进入了世界生活成本最昂贵城市之列，虽然这种排行的标准值得商榷，但它们所反映的中国超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趋势显然是真实的。
北京地铁提价会让住得远的上班族每月多支出一二百甚至更多交通费，如果他们薪水不低的话，这点钱倒也算不上什么。然而生活费用的上升在北京这种超大城市里几乎是全面的，压力会来自各个方向，如果你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而且没幸运到一来就挤进高收入阶层，你注定会感到日子沉甸甸的。
地铁票该不该涨价呢？其实这个问题和北京该不该搞得这么大同样让人纠结。北京因为太大了，人口比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都多，就需要有很多轨道交通。在北京坐一趟最长的地铁，相当于在新加坡出国了。北京地铁正在成为全球最庞大的“地下王国”之一，继续“2块钱随便坐”怎么可能。
中国逐渐成为了全面市场经济国家，在发达程度不足的社会里，这意味着围绕超大城市会形成各种资源的聚集。即使在发达社会，大城市在与中小城市的资源竞争中也越来越展现出优势，欧美的很多小城镇在衰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似乎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人口集中会带来经济的集约效应，对普通人、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更多发展机会。大城市的吸引力往往会胜过大城市病带给人们的种种厌倦，因此人们总是一边骂着大城市的问题，一边又对那里的繁华恋恋不舍。
在中国，北上广的居民面对中小城市居民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住在大城市里，意味着他与各种各样的机会更为接近，这也是人的一种“软财富”。越是年轻、有抱负的人，这一切对他越有价值。
然而人口太多会极大增加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对外来移民尤其如此。这种成本的蹿升从本质上说，是超大城市人口负荷接近极限的反映，是市场环境下一种残酷的调节力量。如今很多年轻人怀抱梦想进入超大城市，但他们最终能成功融入城市的机会必将逐渐收窄，到头来待不下去的人将会增多。
北上广的地铁再贵你也要坐，但远不仅此。对一个时尚年轻人来说，还有电影再贵你也要看，衣服再贵你也要买，咖啡再贵你也要喝，等有了孩子，教育费再贵你也要送孩子去好学校。超大城市最核心的精神是竞争，你会不得不跟周围人比，输和被边缘化的风险会伴随很多人的一生。
中国曾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下，很多人在哪个地方生活跟“组织决定”有关。而在市场条件下，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镇将会如何塑造一个人的生活面貌，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机会成本，成了全新的问题。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很多年轻人只知道大城市的房子贵，对它背后的大量含义并不清楚。
中国经济市场化了，社会治理层面与市场规律相悖的做法还有很多，这缓解了时下的矛盾，但也可能形成管理上的“堰塞湖”。然而市场本身就有“恶”的一面，我们该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点上干预它，这恐怕永远都是挑战。
世上没有腐败分子的
避罪天堂
■ 任民
腐败犯罪无关国别、制度、种族，它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侵蚀着各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成果，必须努力铲除一切形式的腐败行为。
今年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速换挡”。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追逃追赃做外国领导人工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外交部把追逃追赃作为外交重要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支持中方起草并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各方决心携手打击腐败行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核准《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公报加入“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内容……
此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我国外逃腐败分子的主要目的地国家纷纷做出明确表态，积极回应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表示愿与中方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不仅表示各国不应成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的避风港，而且同意了在加强追逃追赃个案调查等方面的合作。
所有这些都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腐败犯罪及腐败分子是国际社会的公敌，世界上没有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犯罪无关国别、制度、种族，它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侵蚀着各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成果，必须努力铲除一切形式的腐败行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导致跨国腐败犯罪趋势愈加明显，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议题。收留携带赃款的他国腐败分子，必将带来对本国法治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腐蚀。各国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是道义要求，更是国际法的要求，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即有明确规定。国际社会只有重拳出击、通力合作，通过加强司法协助、引渡、赃款返还等实实在在的合作，才能让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无处遁形，还人类社会以风清气正。
应该看到，中国开展追逃追赃工作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一些个案案情及所在国国情有其特殊之处，某些国家仍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我国存有偏见，导致工作难度加大，往往形成“持久战”。对此，中国政府有着清醒认识，更有坚定意志和决心，不论多长时间，不论多远距离，都要把腐败分子绳之以法，断绝腐败分子“一逃了之”的念想。中国政府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赖昌星案就是例子——虽然潜逃国外13年，最终仍被遣返回国，接受我国法律的审判。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正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环节，不仅关系到国家形象、法律尊严，更影响到社会风气以及政权安危，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有决心、有信心的当下，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各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进一步编织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国际法律网络，强化司法执法合作，推动重点案件取得进展。
让书画家协会
少一些“官气”
■ 周一波
从政就不要往艺术界挤，领导干部带头退出协会领导岗位，不仅是对艺术的尊重，对自己的爱惜，也会形成对当前协会体制改革的一种倒逼效应。
“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让文艺界有更多清正之气，从而更好地引领时代风气。包括书画家协会在内的各种艺术家协会应该进行清理整顿，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自觉退出协会主席团。
现在，各种艺术家协会都有许多领导干部兼职当“领导”。这些领导干部进入各级协会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剩余精力在业余时间参与协会活动，客观上为协会建设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诸多副作用，并存在着腐败的危险。领导干部能写会画，就如同领导干部过去会种庄稼、能开车床一样具有一技之长而已，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再给自己戴一顶农民工人的帽子，为何现在却要给自己安个名位。对于一些人来说，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人们之所以往书画协会挤，尤其个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
对那些进入书画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干部来说，如果坐着豪华的汽车，待在豪华的工作室，将大把售卖字画的钞票装进自己腰包，那么其他为艺术奋斗的会员心里是何滋味？其实大家清楚，这种吸金揽银不是腐败又是什么？利用协会领导的地位卖字画，这种腐败不过是被艺术的外衣遮掩着而已。重权在握，心怀非分之想的领导干部呆在协会则更加可怕。即便是个别干部完全出于爱好加入其中，即便能独善其身，也不去卖字卖画，仍然会给群众带来各种想象空间。兼职的领导干部无论是何种原因进入协会，也不管是否得到利益，给群众的印象总是与钱有染。
领导干部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组织者、推动者，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文艺繁荣进步，领导干部义不容辞。但官艺两界历来分明，这是社会管理的文明进步。从艺就不要同时做官，从政就不要往艺术界挤。何况书画爱好容易上瘾，一旦钻进去就往往不能自拔，再套上协会的各种“枷锁”，哪里还有心思进行艺术创作。
古今中外，德艺双馨的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品与作品不被铜臭气所染，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受人敬仰。在艺术标准言人人殊的今天，协会把书画家人为地分成了三六九等，给市场传递出的误导是只要进入了书画协会，在这个组织的职务越高，艺术水平就越高。这对书画市场和艺术发展规律无疑是一种践踏。因为在扭曲的市场看来，艺术水平和价位没关系，反倒和艺术官位密切相关，全国屡屡获奖的书画家作品卖不出去，只要一当协会领导即可身价暴涨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领导干部带头退出协会领导岗位，不仅是对艺术的尊重，对自己的爱惜，也会形成对当前协会体制改革的一种倒逼效应。
不可否认，在领导干部中确有较高修养和艺术造诣的人，他们不会去追名逐利，离开协会反而更有利于他们的艺术再造。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希望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自觉退出各级书画协会主席团，推动建立书画事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常态，共同携手构筑起没有“雾霾”的艺术天空。
建设商业文明
需深耕民族精神
■ 郑汉根
在一些发达国家，我们一般都可以看到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商业等领域的秩序也相对较好。谈到这些背后的原因，我们往往会归结为其法制较为完善。
只是如此吗？笔者以为，在法制完善的背后，还有更深的因素，那就是价值观和民族精神。
举例来说吧。二战后德国几乎沦为一片废墟，1945年的冬天十分寒冷，人们上山砍树烧火取暖做饭。有人提议保护小树并做上记号，留下小树不要砍。结果，做了记号的小树都留了下来。按道理，在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下，天冷急需木柴，哪还有心思管什么小树大树呢，但德国人做到了“慎独”。又比如，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从世贸大楼里逃生的人群，主动让妇女和小孩先行。再比如，日本员工在自己负责记录考勤并且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如实记录自己的缺勤接受扣薪。
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人们还能够坚守文明和秩序，这种较高程度的秩序和文明意识，应该不只是法制约束能够达到的，而更应是出自一种已经深入人心的文化精神吧。
“德国制造”以较高质量享誉世界，其实“德国制造”的产生，也应很大程度归结到长期有意识的民族精神教育。一百多年前开始，普鲁士王朝就注重对整个民族的敬业、讲究精确等素质的培养。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教育，一直延续至今。
西门子公司前总裁彼得·冯·西门子解释“德国制造”为什么质量可靠时说:“靠的是工作态度，是对每一个细节的重视。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质量的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的义务，要创新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要服务于公司，甚至献身于公司。”
一般来说，欧美社会的商业道德，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基督教文化。比如德语“职业”一词，原意就有“天职”的意思，意味着人们把对上帝的忠诚移植到了对职业和工作的尽心尽力中。反映在企业经营上，企业运作不仅是为经济利益，遵守商业道德、制造精致产品，并以此来尽到对上帝的忠诚，也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义务。
实际上，法制再健全，最终执行的还是人。而且，法制只是最基本的道德。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内蕴和人文素质，最终决定这个民族能走得多远、站得多高。综观那些较为发达国家的背后，总能看到一种较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支撑。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与欧美相比，我们有毫不逊色的精华内蕴。历史上如汉唐宋等较文明富足的时代，都有着优秀文化底蕴，都表现出文化繁荣昌明。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优秀精神孕育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巧诈不如拙诚”等优秀商业价值观。
这些超越古今的优秀思想和价值观，如果能够逐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深入人心，对于建设现代商业文明的力量，必将是巨大和深远的。
挽救中小企业
关乎调结构成败
■ 孙春祥
作为经济的预测性指标，11月PMI已经降到荣枯分界线附近，引起了市场的担忧。但令人更担忧的是，中小型企业PMI已经分别下降至48.4%和47.6%，基本已经处于重度衰退状态。
在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给国内带来输入性通缩的非常状态下，决策者正承受着如何宏调的重大压力。我们看到，面对经济下滑，目前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有人建议加快基建，有人建议要放松货币，还有人建议使用减税手段，等等。即使宏观政策会惠及所有类型的企业，但在这所有的观点和意见中，却极少提及到救助中、小企业，仍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经济下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业，中央反复向市场暗示，所谓增长的底线，实际上就是就业的底线。从实际数字来看，今年的就业形势并不算悲观，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既定目标。但数字毕竟只反映当下，如果对于当前的形势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业形势就有可能逆转，而这将会给2015年的调控带来麻烦。
虽然从吸纳就业的能力来看，第三产业目前要强于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一旦一家工厂倒闭，其失业工人在短期内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其工人的技术能力不强，如果出现大批企业减产或者倒闭，很容易引起规模失业，为整体就业造成压力。
从当前的宏观政策选取看，决策层之所以敢于面对经济下滑的压力而有条不紊，主要原因还在于有就业的底气。但这种底气实际上主要来自于服务业的扩张，一旦服务业萎缩，再叠加制造业衰退，那2008年的就业危机就有可能重现。果真如此的话，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仍会不可避免。到时候，增长可能会稳住，就业可能会恢复，但经济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失衡，调结构的目标功亏一篑。
由此推论，不管政策怎么调整，挽救中小企业乃是第一要务。如果非要下猛药恢复经济的话，希望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受益，毕竟大型企业更耐寒，更容易熬过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