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最低消费
执法务必强硬
■ 冯海宁
11月1日起，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首次以政府规章的形式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违规者将面临最高3万元的罚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餐厅变通应对，例如：包间只能选固定价位套餐，对包间和大厅制定不同菜单(11月2日《新京报》)。
最低消费是一种存在了多年的霸王条款。多年前舆论就呼吁铲除这种霸王条款，然而，在制度规定禁设最低消费之后，却遭遇变通应对，一些餐厅虽然不设最低消费，却要收取额外的服务费、高价茶位费、洗杯费。还有餐厅表示会通过提高菜价等方式弥补所谓的损失。
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如今看来，制度制定者似乎也没有商家精明。无论是最高法明确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属于霸王条款，还是两部委的新办法规定禁设最低消费，都遭遇了部分餐厅变通应对。笔者以为，这种尴尬至少暴露出两个问题：
首先说明部分餐厅缺乏法律意识和商业道德。之前，设立最低消费已经不符合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今年2月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和刚刚实行的新规，更是明确最低消费是违法行为。但部分餐厅却顶风作案，折射出其法律意识淡薄。显然，依法严惩是一种最好的普法方式。
再从商业道德的角度看，设立最低消费是对消费者的歧视，而变通应对国家新规又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样的商家没有商业道德可言。这也反映出我国餐饮行业目前还是一种比较粗放野蛮的发展方式，没有将部分背离商业文明与商业道德的行业败类淘汰出局。因此，餐饮行业必须要加强自律。
其次说明制度规定太简单。尽管《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但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变相抵制方式作出详细规定。也就是说，禁设最低消费的规定太简单了。按理说，作为规范餐饮业经营管理的专门制度，应该尽可能考虑到各种对策，然后对变通应对加大惩罚力度。
既然这个办法目前是试行，笔者认为，应根据部分餐厅变通应对的做法不断完善，尤其要完善三点：一是对可能出现的对策进行明确和禁止；二是对变通应对行为提高处罚力度以增加震慑力；三是进一步强化制度落实，不能等举报后再处理，而应该通过暗访等方式主动查处违法行为。
很显然，部分餐厅之所以变通应对，既是认为消费者软弱，不会投诉不会起诉，也是认为制度软弱，所以不敬畏制度，更是认为执法软弱。因此，要想与不良餐厅进行博弈，并且获得胜利，有关各方必须都要硬起来，绝对不能纵容部分商家践踏法律和正义。
事实上，无论是餐饮业的霸王条款，还是银行等行业的霸王条款，都说明很多行业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商家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而市场的守夜人也没有尽职尽责。所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完善市场机制，核心之一是完善法律及落实法律。
笔者注意到，媒体已经公开点了部分变通应对新规的餐厅名字，有关执法部门应该根据媒体提供的线索依法查处，以杀一儆百。即使《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暂时没有对变通应对行为作出详细规定，仍可依据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查处。
药价市场化
要剥离以药养医
■ 王传涛
近日，发改委向各省物价部门发文，讨论全面放开药品价格。年底前将最先放开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和避孕药具、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以及专利药等四项药品价格。此外，医保目录内药品价格拟改由相关部门制定医保支付标准，实际价格由市场决定。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医疗改革，总能传出重磅声音。几天之前，建立分级诊疗模式的改革已经启动；现在，又传出放开药品价格的消息。改革总能给人以憧憬和希望——这自然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最坏时代，但谁又能否定，这何尝不是能带给公众以无尽希望的最好时代。
可以肯定，放开医药价格，或者叫做医药价格市场化，是政府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不断推进全面改革、促进政府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的体现。同时，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体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医疗体制改革是这样表述的：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客观说，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点，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相关政策的问世，政府办事的效率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全面放开药品价格，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能谈的问题。以此之前，权力之手总是认为通过最高限价政策和频发降价通知两种方式，可以稳定药品的价格与供应。即便面临气势汹汹的以药养医体制，即便面临绝大部分医院医药不分家的经营现实，相关管理部门也对自己的管理哲学笃信不疑。
不过，结果往往非常悲催：每一次的基本药品降价通知，相关药品总能很快在市场上出现短缺，即逢降价一定停产；每一次最高限价政策的发布，都会有低价格的大众药品涨到最高限的价格。不客气地说，我国相关部门对于药品价格的过度监管与不当监管，破坏了自由市场的竞争，这也是看病贵现象形成的原因之一。
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当下经济是市场经济，有竞争才会有更加公平合理的价格，才会有在性价比上的优胜劣汰。因此，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要让药品市场化。而不应该让医疗体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从发展趋势角度讲，药品的市场化体现了政府权力尊重市场规律的事实，是政府监管意识由落后向先进的转变。
但是，自由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对于当下医疗体制而言，药品的市场化，很有可能走向药品越来越贵的极端。这并非危言耸听。一方面，在吃惯了贵药、好药之后，老百姓可能会对几块钱的药不能适应，认为贵的还是好的，越贵也就越好；另一方面，医与药不分家，医生对于开什么药、在哪里拿药，仍然有垄断性的权力，医院仍然指望在药品价格中拿分成来维持运转。这两个方面，也便决定了药品价格市场化之后的另外一个危险——看病越来越贵。
因此，药品市场化须以剥离以药养医为前提。让开药的医生以及医院，脱离于药品市场，让他们远离在药品上的种种利益纠葛。同时，相关部门，也要根据需要向公众宣传医药的一些基本常识——贵药不一定是好药，便宜药也不一定是差药，许多药可能在价格上千差万别，但成分是一致的。对于医药公司而言，则应该及时转变思路，生产让老百姓用得起的药、信得过的药，才能笑到最后；发明奇药、新药和贵药，都将被市场抛弃。
对“两车”合并的
三种担心
■ 丁是钉
或许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惠普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一片拆分声中，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将要合并的消息震动业内外。而“两车”的同时停牌，也许意味着传闻已久的合并将会成为一个事实。“两车”合并的理由看起来很美好——防止中国企业在国际项目上相互抢单，增加其国际竞争力。目前，外界对“两车”合并的主要担忧是认为行业垄断地位的形成，可能会造成中国国内高铁产品采购成本的增加。其实，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两车”合并后很可能使其内部的运行机制退化到计划经济运作模式，导致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下降，产生1+1<2 的负面效应。这种判断主要缘于以下三种担心：
第一，“两车”产品的同质化程度高，合并后很可能会导致其在内部采取计划经济的运营模式，进而导致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降低。南北两车是2000年由原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拆分而来。二者业务结构高度相似，甚至连两个公司关于主营业务的介绍都几乎一样。“两车”在国际项目上相互压价，也是由于这种业务结构的高度重叠造成的。在行政化合并后，表面上看是消除了相同业务单元的竞争关系，那么替代这种竞争的一定是“总公司”分配任务到相应业务公司的运营模式。也就是说，相应子公司由原来分别在不同母公司时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变成了由同一母公司分配业务的车间。这等于把原来的外部市场经济，变成了公司内部的“计划经济”。当竞争压力消失后，其效率和创新能力的降低也几乎成为必然。
第二，“两车”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不尽相同，合并后很可能形成观念和文化上的冲突或对立，从而造成公司治理的困境，导致企业竞争力削弱。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80%以上的公司重组会遭遇失败。在中国的国有公司中，重组后因班子不和、各立山头所导致的企业内部帮派现象也屡见不鲜。“两车”分立已有15年的历史，各子公司领导层的培养和任用都会与母公司层面的用人风格、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两车”旗下分别有多个控股子公司，管理层人数众多。行政化合并后，由于激励机制和用人机制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相当一部分高管及员工的利益损失，由此可能会引发公开的或隐蔽的人事斗争。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对于企业的竞争力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两车”的市场策略各有侧重，合并后这种市场定位的不同必将消失，在与国际巨头竞争中的灵活性丧失，将会导致一些丢单问题的产生。尽管“两车”在国际项目上常常会扮演竞争对手的角色，并导致一些本来能够高价中标的项目低价中标，但从市场竞争和招投标规则的技术层面来分析，在大型国际项目的竞争中，通常会有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和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美国GE和日本川崎等主要公司参与竞标，并不是两个中国企业间的竞争。即使两车中的一个不参与竞标，也不能保证标的一定会落入参与竞标的中国企业囊中，更无法保证一定能够高价中标。比照国内招标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形，两个重要的中国企业同时参与同一项目的竞标，在某种程度会对参与竞争的其他跨国公司形成一定的压力；并且两家中国企业的不同竞争策略，也会加大项目落入中国企业囊中的可能性。不能单从相互压价、两败俱伤的角度去看待“两车”在国际项目中的竞争。
换一个角度看，“两车”的行政化合并等于为这个行业里的跨国公司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只剩下的一家企业，究竟是会变得像想象中那样更强大，还是会脱离理想化的结局使得竞争力减弱甚至消失，显然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两车”的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的国家名片，都是在其从原来的母体里分拆之后，由于彼此的竞争性成长而创造的成果。当初只有“一车”时，中国的轨道交通设备非但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竞争力，相反还要从发达国家进口。人为消除了竞争后，是不是也会破坏由竞争产生的竞争力？这个问题也许还要等待事实来回答。
稳定住房消费
不能曲解为托市
■ 邱小敏
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会议要求重点推进6大领域消费，包括“稳定住房消费，加强保障房建设，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
一时之间，“楼市再传重大利好”，“中央隐晦救市”，“时隔5年再提稳定住房消费，政策托底意图明显”....类似的声音甚嚣尘上，网上甚至流传已有开发商表示正在酝酿涨价。
不得不说，开发商与投机客的心眼都用到钻营上去了。
首先，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是推进整个消费领域发展的问题，稳定住房消费只是整个六大领域工作部署的其中一项，并且强调的是加强保障房建设，怎么会牵强地和托市扯上关系？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如文中所述，“稳定住房消费，加强保障房建设，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核心是在于加强保障房建设，突出的是保障公平，仍然坚持的是“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与中央之前的指导精神一脉相承；而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更是体现简政放权，体现中央关怀中低收入人群的切实动作，与“救市”的思路相去十万八千里。
再次，自本届政府就职以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施政理念始终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受内部消化产能过剩和外部复杂多变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下行压力和困难依然不小，通过让包括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平稳在内的消费市场扩大和升级，对于稳增长、惠民生意义重大。
稳定住房消费绝非托市，指望楼市再回到投机盛行、炒作疯狂、价格快速上涨的轨道上，只能说是痴人说梦。
住房消费作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事关经济发展，又关乎百姓利益，告别暴涨暴跌，回归平稳健康，以加大保障房建设为依托，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政府调控的思路与决心并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