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艳丽
在经济领域，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在磅礴复杂的经济实践中为自己标新立异的观点寻找证据，而证据就如同照片中的景象，呈现片面的真实。曾因准确预见20世纪90年代大繁荣而名噪一时的美国经济预测专家哈瑞?丹特在新著《人口峭壁：2014—2019年，当人口红利终结，经济萧条来临》一书中，便截取了人口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风景，盘点美国、欧盟各国、东亚国家过去经济发展走势与人口变化的关系，大胆预测各国攀上人口峭壁的时间，并对各国政府面对经济周期性衰退采取的不当刺激措施予以抨击。
人口变化逃不过经济魔咒
哈瑞·丹特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经他技术化裁剪处理过的世界仿佛被一条有关人口的规律之线牵引，在经济发展的春夏秋冬中循环。他认为人口变化决定各国经济走势，从微观层面，一个人在20岁左右步入社会，伴随其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购房购车，在46岁时生产及消费能力达到巅峰，而后随年华老去，消费渐趋保守，不再购置大型商品，由外向开拓投资转向保守消费储蓄。从宏观层面，当人口规模巨大的年轻群体迈入社会时发生通货膨胀，大量的技术创新涌现，经济随之繁荣，而当人口逐渐老龄化，社会整体创新乏力，生产力、消费力滑入谷底，出现通货紧缩，大萧条随之来临。各国政府虽可以通过政策控制未来人口数量，却无法改变现存人口的发展格局，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无法逆转，各国将面临严重的产能、消费不足，除非通过吸引移民改善人口结构，否则面对人口峭壁，经济社会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萧条期。
作者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在社会发展初期，人口数量和结构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人口增长没有伴随相应的技术进步，没有解决资源紧缺、环境承载、社会承载能力等问题，那么增多的人口带来的绝不是什么经济红利，相反却是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纵观西方国家百年崛起的历史，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除了和平时期的人口大繁荣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的现代化治理。瑞士国土面积仅有4.2万平方公里，人口仅800余万，却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究其主要原因，创新能力居功至伟。一个国家国民的创新力，并不取决于人口的绝对数，而是取决于国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思维模式。同时，越开放、包融，允许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国度，越容易产生有价值的创意，在这方面美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同时，作者简要归纳的人生成长及消费图谱，笔者对其普遍代表性存疑。以人的结婚年龄及生育年龄为例，各国及各地区呈现差异化变动态势，消费习惯也因各国国情及文化差异而不同。以中国为例，伴随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生育年龄日渐推后，而传统的啃老式消费习惯又令年轻人的消费水平超越父辈；不断抬高的育儿支出，在成就了一批新兴行业的同时，也颠覆了作者总结的消费规律。即使中国在未来将面对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结构比例失调现实，但中国人近三十年接受的教育，新世代人口足以产生数倍于父辈的生产力、创造力、消费力。同时沉积在民间巨大的储蓄，如能够有效激活也将成为提振内需的主要资金来源。另中国各地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某些地方存在过度建设的情况，而有些区域又亟待政府加大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这些也将改变作者所说的没有城市户籍、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的2.21亿进城人口难以就业的问题。各国均有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经济发展是复杂社会现象的综合体现，实在不能用作者的数字模型简单加以归结、推测。
在技术创新频繁，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已经退居其次。所谓的人口红利更适合于经济处于起步期的后发展国家，未来，创新力将接替人口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教育、文化、政治、对外开放以及各国施行的财政、金融等政策一起影响经济发展走势。
继续豪饮量化宽松这杯毒酒？
作者认为之所以在美、日、欧盟等国家没有完全遵循他所推导出的经济规律，出现经济周期迟滞，主因为政府的过度刺激，即用量化宽松的债务毒药人为阻碍经济放缓和衰退。政府可以一时救市，强拉起一根经济发展的小阳线，却无法扭转经济发展的大势，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只能令市场失去自我调校、修复功能。在这一点上，笔者较为赞同作者的看法，经济的荣衰正如一年四季，是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唯有经历严寒肃杀之后，才能去除高度繁荣时的经济流毒，修正市场错误，淘洗弱势企业，迎来新一轮健康发展。
正如书中所述，大部分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经济是一台机器，组件包括恒定不变的3%到4%的增长率、1%到2%的通货膨胀率，但没有衰退”，人们千方百计的追求增长回避衰退，以至为实现增长而采用的过激手段被种种颂歌包围，更加麻痹了人们的风险神经。过高的债务、超前的消费、过度的刺激这不仅是个别国家、个别人群的选择问题，更是一个时代在鼓吹的纵欲狂欢、提前消费的生活模式问题，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积重难返。这种模式若想持续，必须以经济的无限可持续为前提，这恰又助长了政府通过人为手段扭曲经济发展规律的动因，限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尽管量化宽松所带来的长期负面效果各国心知肚明，但戒除经济的迷幻药，却不那么简单。首先，没有哪一届政府愿意承担起经济放缓或者迟滞的罪名，经济发展一旦显现下滑苗头，各种救市刺激措施便会不计成本地抛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在利益引诱下，被越吹越大，而接棒者便只能继续做这个击鼓传花游戏，当音乐停止以后，经济将如自由落体迅速跌落，殃及众多国家和民众。其二，在金融与房地产的泡沫中，曾经受益最大占据了80%资源的10%人口，他们有制订政策、操纵市场的能力与手腕，即使他们嗅到了经济危机的危险气息，也不会亲手中断自己的财富之源，他们会备好金色降落伞，留下不明真相的普罗大众承接衰退之痛。
泡沫终归有幻灭的时候。当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达到顶峰，投入资源成为沉默成本；当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外向出口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受挫；当人口老龄化曾经被轰抬的房价呈自由落体跌落，个人债务无法通过再融资获得中转之日，便是经济持续繁荣的梦醒时分。
中国是否有机会治疗发展之伤
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该书在“中国城镇化悖论与即将破灭的大泡沫”一章中，集中火力炮轰了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认为中国正如美国印钞票般印制各种建筑，过度建设积累了太多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危机正在潜滋暗涌，其危险程度已然超越了其他国家，有可能步美国1930年大萧条的后尘，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警钟的声音是刺耳的，作者的言论无疑将引发中国读者强烈地质疑、反驳，但笔者认为作者引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率，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批评是否过激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其辩驳不如自我反思、警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城镇化’而是‘创新’，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才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未来，中国最需要经营的是个人、企业、国家的创新智慧，而不是房地产和农村城市化。中国经济3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一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适当放慢发展的脚步，调校错误、修正偏失、清理流毒，对于中国经济长久健康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众多因素综合起效的结果，不能单纯地归因于一两项指标，同时全球人口也会因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原因实现更多的全球流动，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短期波动。在全球经济合作日趋紧密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纵然过程复杂，但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将逐渐大趋同。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后发展国家将以超越西方的速度完成工业“进化”、社会“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