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知名财经作家，私募人士。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被誉为“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
已出版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操盘》《操纵》《颠覆：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等多部财经著作。
■ 周倩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严重落后、后勤万分艰难，最终通过苦战3年，才换来国家工业化的重大机遇即相对牢固的中苏同盟。
苏联在1950年至1959年间，给了中国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马歇尔计划”美国援欧资金是130亿美元）。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使中国在1950年迅速走出建国初期的经济萧条，开始进入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
受益于苏联老大哥
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这已是常识，可是，为何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仅仅是建立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销售这么简单吗？绝对不是。
如果没有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配套产业的协同发展，任何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必定是下盘不稳、出拳无力。
要想“稳固下盘”，建立那么庞大、精密的工业配套和金融贸易体系，没有雄厚的技术和财力基础，怎么可能做到？
正是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援助，中国经济才得到了根本好转，中苏两国不仅在军事、外交方面配合默契，经济合作也大有进展。苏联政府答应援建中国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后来追加到156项），都陆续得到了落实。
中国得益于苏联援助，到1959年，首次拥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在煤铁、有色金属、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达到苏联1931年（苏联“一五”计划完成）的水平，超过日本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水平。
在18000名苏联专家的耐心指导下，数年之内，中国上百个新建企业，生产出高级合金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
注意：若是按照现今的市场化规则，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这么强大的制造能力，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购买技术资料和图纸、引进生产设备、聘请工程师传授生产工艺，还要不时地应付洋人在知识产权上的百般刁难。
苏联老大哥不仅无偿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还手把手、传帮带教给中国技术人员一些宝贵的细节知识。
从苏联获得大量高价值无形资产（技术专利、知识增量），中国方面确实没有付出太大代价，但是对苏成套设备的进口，则是实行对等贸易。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外汇（或者黄金）储备，在支付方面有一定困难，双方多是采用实物交换，比如，中国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
尽管中国从苏联引进资本和技术，工业能力、国家实力得以脱胎换骨，但是客观地看历史，受制于“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大环境，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中国工业化。
2、战后“空壳”的逆势崛起
工业化快速起步的中国，挫折不断，同期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正逆势崛起为世界级工业强国。
1945年7月26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战争结束，日本即被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占领。
美国如何防范日本再次与之为敌
美国要避免日本再次与之为敌，就要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具体做法是：拆走日本海空军工厂和飞机、轻金属和轴承制造厂的全部设备，以及钢铁、工作母机、造船、火力发电、硫酸及制碱工厂的一半设备，战后日本的工业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水平为限。
工厂和企业，才是国家实力的真正储备地。军事力量，只是技术和产业的衍生品。美国能压制日本的工业实力，但未能压制日本的工业精神。
美国军方曾帮日本制订过一个复兴计划，要日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全盘接受美国的那一套。政治上实施美国的民主制度，解散财阀，削弱天皇权力，建立一个民选政府；经济上复制美国的自由竞争制度，企业生产什么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资源配置。究竟日本适合发展纺织轻工，还是石化重工？政府不要管，让市场自发选择。
欧美国家已经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如果按照美国制订的“复兴计划”，日本原有什么传统产业就去发展什么产业，那永远别想赶上和超过美国。比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纺织工业在世界上有一定竞争优势，如果日本当初主要发展纺织轻工，就不会成为后来的钢铁强国、机械强国、汽车强国。
工业精神不可以被摧毁
1945年，日本在盟军的空袭以及原子弹轰炸下，败局已定。即将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遍地废墟。
日本本土超过66万人死于空袭。建筑物的毁坏，以当时币值计算，竟达4967000亿日元，占日本国家财富总额的42%。工业部门的损害更加严重，日本56个产业的生产设备，仅存水力发电等5个尚具生产能力，其他产业全部破坏无遗。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无法取得，甚至国民的粮食也告断炊。
工人没工做，国民没饭吃，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战败地狱图。
可是，盟军在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认为日本仍有战争潜力——日本还有数万工科大学生未上战场。直到战败，这几万大学生也没在战场上出现。如果把这批未来的工程师打光了，日本民族才真是再无出头之日。
没有煤、铁、石油，也缺少农产品，若是再没了技术人才，日本就真正只剩下一个“空壳”。所以，日本人并非只会一味死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即使投降也要保存工程师和科学家。
1945年战败后的日本，何以能迅速崛起？战争废墟只是表象，日本大量的人才储备还在，工业水平也在，只要有技术有人才，重建一个工业强国并不困难。
3、柔道战略：产业鳄人的攻势
柔道是日本国术，讲究使巧劲、四两拨千斤，以小胜大，与中国太极拳有点相似。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一个柔道高手，他曾经是圣彼得堡的柔道冠军。普京个子比较小，但意志坚强、战略老到，在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他用了不少柔道的手法。
“经济战”与柔道运动在很多方面非常契合。柔道是以对手的力量打败对手，而不是硬碰硬。我不停地移动着，目的是打乱你事先对我的设想，你铆足了劲来攻我，但总是打不到我的要害，而我总能打到你意想不到的痛处。
日本的对美“暗战”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植，除了“冷战”因素，也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考量。以纺织业为例，美国对日本棉纺织业的援建，是为了推销美国国内过剩的棉花——出口棉花到日本，加工成成品，再返销美国。日本可从中赚取外汇，偿还债务。
美国的扶植加之美国自身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消费国的优势，造成日本产业结构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日本怎么会坐视自己国家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日本采取的措施是：
一、极力扩大“重化工业”的设备投资。1956年至1969年间，日本全部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是21.6万亿日元，其中16.5万亿日元，占比超过75%，集中在钢铁、电力、造船、机械等传统的基础性重工业，以及现代化学、汽车、石油精炼等新兴重化工业。
二、日本很大比例的外汇储备都用于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1950年至1978年间，日本共引进技术31738项，其中价值很高的甲类技术21435项，占到2/3以上。
日本甚至动用大量“工业间谍”，费尽心机窃取欧美国家的核心科技。所有日本情报机构80%的资源都用于美国和欧洲，集中于高科技领域；而日本间谍收集到的情报中85%～90%是经济情报，其中绝大多数是专利技术。
日本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芯片产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和商界就瞄准了这一产业，日本间谍在这段时期搜集到美国芯片产业70%的基线数据，到1988年，在一兆字节存储器芯片市场上，日本占了85%的份额，而美国的市场份额则锐减至8%。
1981年，日立公司从一名前IBM雇员手中，获得最新一代电脑308X系列的部分设计资料，这是当时IBM公司的最高机密。这个“20世纪最大的经济间谍案件”，对美国硅谷的攻击，不亚于当年对珍珠港的偷袭。
战后的30年里，日本仅用7年时间，工业实力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仅用了25年的时间，就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1000万解甲归田的日本军人，大部分都进入企业，从热战转而投入“经济暗战”，很快把日本产品卖到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
美国已经失去耐心
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曾在钢铁、化工、造船、汽车以及IT制造业的发展中下过很大功夫。比如“新日铁”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撮合下，由“八藩”和“富士”这两个在日本排名第一、第二的大企业合并而成的。日本的钢铁企业由此跃居世界钢铁行业的前几位。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日本钢铁业迅速崛起，竞争力大为提高。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制造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日本在既没有铁矿石，也没有能源的情况下，反而将钢铁业扶持成优势产业。
1955年以前，日本钢很少出口美国，1965年，日本钢约占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44%，1968年这一比例超过50%，1976年，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总量由1974年的47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1963年就有美国钢企指控日本“不正当竞争”，日本政府和钢铁企业“身段很柔软”，表示要对本国钢铁产品“自愿出口限制”。结果，日本越是“出口限制”，美国钢企丢掉的市场份额反而越多。
汽车业也是类似情况。1975年，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一年，日本车企就卖给美国人395万辆汽车，只从美国购进汽车1.05万辆。1981年，日本政府和汽车厂商也说要对欧美市场“自愿出口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汽车出口排名世界第二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
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长达20年的日美汽车摩擦。在贸易谈判中，日本人总是态度很好，再三鞠躬说，是我们不对，我们要检讨，要反省，我们回去一定要限制出口。不论日本怎么“自我限制”，日本车大举攻占美国市场的局面，始终没有丝毫改变。
直到1985年，美国完全对日本失去耐心，直接召集日本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最后签了个“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此时，日本车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
经济复兴中的压抑感
日本人很想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崛起中，找回失落多年的民族自信。可是，美国的种种“压迫”使日本感到前景不妙。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工业品的定价权，日本经济还要仰赖美国庞大的本土市场。
长期受美国人的压制也不是个办法，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迫切希望到其他国家开辟市场，力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日本的工业品产能那么巨大，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提供那么大的消费市场？只有中国。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启程访华前几分钟，才通知日本。这一切使日本十分恼火，称美国搞“越顶外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于当年9月访问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是日本人对中国特有感情吗？都是利益使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市场潜力亟待挖掘。
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不是想挖就能挖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不能太差，如果陆路不通、航运不畅，怎么保障货物流通？这个国家的民众一定要有工作，而且不是低质量的工作。一亩地七八个人耕，一尺布两三个人织，这是不行的，生产率太低，民众的收入就很低，哪会有余钱消费？
挖掘中国市场，是在中国工业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获得提升的前提下进行的。
继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启动于1973年的“四三方案”。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尼克松访华，美国解除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中国抓住这一时机，准备在3至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
大量引进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使中国农业产量因1973年至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大幅增加。城市人口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丝袜和洗衣粉，然后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新“三大件”消费品问世。
此时，中国最需要做两件事情：一、转向用美日等国的技术和投资改造工业结构，重塑制造业；二、公路、铁路、港口、隧道等基础设施作为“关键和根本工业”，要优先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铁路、海路运输条件欠佳，大连码头只能停靠5万吨级船舶，加上工作效率低下，造成成本上升。大庆油田距离日本仅是中东与日本距离的1/10，但运费大体相同。
对于制造业来说，基础设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在哪里建设起新的基础设施，就有可能在哪里形成新的制造业据点。为何后来能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因为那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设施，对于产品走海路出口海外，是很重要的有利之处。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一定要有庞大且持续的资金支持，而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350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
因为大规模引进西方工业项目和更为昂贵的技术服务，国家几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当时的国力储备，只能支持有限的、缓慢的工业化。
正是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日资财团开始筹划布局中国。
产业鳄人的中国布局
1977年筹建期间的上海宝钢，就是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引进技术设备，而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20%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石川岛播磨重工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但是，从此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
中国本土也产铁矿石，宝钢为何不用？日方的说法是，“日本制造”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位的铁矿石。
其实，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和三大矿山（巴西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与必和必拓）签订长期贸易合同，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就为中国钢铁企业陷入2004年之后原材料的价格困局，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
1978年，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2.2亿美元），从那以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总计约2248亿元人民币，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
其中，宝山钢铁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和武汉钢铁的连轧设备；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安徽铜陵大桥、重庆第二大桥、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黄石大桥、武汉长江二桥）的建设等都曾获得日本资金与技术的支持。
以上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是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和根本。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印度。
印度的公路、桥梁、空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并且难以供应可靠的电力和清洁的水。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硅谷”，但因为公路质量低劣，Infosys（印度最强IT企业）为解决雇员上下班问题，每年要额外花费500万美元租赁专车。著名工业城市孟买每周要停电一天，难怪英特尔公司最终选择了越南而非印度，作为它新的亚洲芯片工厂所在地。至今，印度的基础设施状况仍在恶化，近年来，印度多家本土企业巨头已经“倍感挫折”“不堪忍受”，决意将工厂迁往海外。
中国政府非常有远见，从1978年开始，就将涌入的外资大量引导到交通、能源、通讯这三大基础建设上，为后来的产业崛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日本1978年之后的对华援助非常及时。当时急需资金和技术的中国，很多大型项目得以启动。若非得益于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会迟缓很多。
可是日本不会无缘无故来中国搞慈善事业，人家是有意图的。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大曾就“宝钢问题”质询当时的冶金部长：中国发展钢铁产业为什么不自力更生，要向日本借钱？向日本借钱还不算，为什么要专门拿这个钱买日本的设备？买日本设备还不算，为什么钢厂建成后只能吃进口矿？
现在看来，日本当时的政策其实并无异常。日本借给中国的原本是政策性贷款，条件就是中国得买日本的设备。当时国内对日本的政策目标缺乏了解，把日本促进设备出口的政策，当成“友谊第一”。
日本协助中国建设宝钢厂房，但没有告诉中方地基存在问题，而要中国高价购买日本钢材，坚固地基。宝钢进口铁矿石，还要通过日本港口，用日本5万吨船舶转运到上海。中国当时缺乏产业合作经验，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进口一些价格偏高或没必要的设备，仅宝钢购买新日铁公司技术的费用，就相当于日本战后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尼龙技术花费的100倍。
日本对华的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出口，给日本国内的钢铁、机器制造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利益。日本也因此以极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获得大量精煤、稀土等战略性资源。
4、“日本经验”在中国复制
中国除了看重日本技术和资金，更看重“日本经验”。
日本人对于比自己优秀的国家（美国），会很爽快地认可，并彻底调查研究对方的强项，谦卑地进行学习。日本制造业，就是从“给美国当学徒”出发的。可是，美国也会面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局面。
打个比方：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木匠就够了，一个木工的劳动效率就足以保证村里人所需的全部桌椅家具，现在又有一个徒弟跟着学。做木工活需要知识积累，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现在他跟你学，成本肯定比你自己摸索要低很多。学成之后，他的家具制造成本肯定比你低。他来做木匠，你就不要做了，就失业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必须去掌握新的知识，转行做别的，不然你就没活干了。
日本以前在知识积累方面远不如美国，制造业也比不上美国，电子、汽车等产品都是向美国进口。1985年之前的30年里，日本不断从美国那里低成本地获取知识。日本的成本低，学会以后开始做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美国就不要造了；而后日本学会制造电子产品了，电子产品美国也不要造了，只负责产品设计；后来，日本制造的汽车质量越来越好，美国是不是连汽车也不要造了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