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倩，知名财经作家，私募人士。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被誉为“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
已出版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操盘》《操纵》《颠覆：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等多部财经著作。
周倩
中国的工业化投入其实从未中断过，即使在1895年至1937年间，国内经历了那么多次动乱和分裂，铁路仍越修越长，工厂仍越建越多，但是，与日本的技术差距反而越拉越大。
晚清和民国官员已经不再盲目排外，但他们接受的“洋才”都是技术层面的，认识不到西方强盛的精神本源。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是军事人才，要么是翻译人才，要么是工程技术人才，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文史等社会学科的心境。
台湾学者柏杨对此时的中国好有一比：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
工业帝国的光和影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师夷长技”，但是，日本真正学到了西方强盛的精神本源。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派出一个级别很高的外交使团赴欧洲考察。
在大英帝国，日本使团看到的是“工业帝国的光和影”，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而“世界工厂”的含义就是进口廉价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赚取差价。即使如此，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普通工人生活很差，社会治安恶化，日本使团还被金融诈骗犯骗了25000英镑。
到了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向日本人传授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小国要维护主权，一定要依靠军事力量，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主权才是神圣的。”
令日本使团感慨最深的是小国比利时，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国民上下一心搞生产，生产什么呢？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两种主打出口产品，为比利时赚取硬通货，用于赎买国家主权，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就是自主精神。”
明治天皇是铁腕治国，在强势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政治学德国，精神学比利时，工业学英国。
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复杂的积累过程，最主要的是，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日本最早开始炼铁、造船、开矿的藩侯，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日本政府力求“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但长期苦于财力不济。明治元年，日本财政收入360万，支出3000万，之后财政就没有好过。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主要从两方面下手：
一、坚决禁止外国资本介入日本的经济改革，鼎力扶持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财阀”拥有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产业链，既是产业巨头又是金融寡头，掌控着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自命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日本极端的民族主义即武士道精神，在工业和金融领域也很令人敬畏。
1863年至1868年间，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资银行共有资本金两亿两（白银），这个实力，日本银行业在未来几十年里都是望尘莫及的。可是到20世纪初，六大外资银行除了英国汇丰，已全部倒闭或退出日本。在日本的外资银行、外资企业根本没法开展业务，本地人完全不予配合。三菱家族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有政府和金融界支持，三菱实现了誓言。
二、建工厂、修铁路、开发矿山都要筹钱，钱从哪来？只能在国内刮骨熬油。
日本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由三大财阀主导，日本当时没有海外殖民地，资本和资源极度稀缺，工业化的成本压力只能由社会中下层民众承载。
农民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又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向财阀企业出售农作物。被扫地出门的武士们更是一贫如洗，从零起步。为此，日本国内爆发过无数次农民暴动，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
战前蔓延的经济危机，已使日本民众的生活窘迫不已。日本即使赢得了甲午战争，向中国攫取战争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底层民众也未能获益。巨额的战争赔款被日本政府投向了哪里？海军和教育。
日本海军（军工）实力的迅速膨胀，“教育立国”国策的全面实行，皆因1895年的那笔战争红利，而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此后，日本大力发展理工专业，系统地加强数理化、工程学，加大投资，以建立支撑国家工业崛起的庞大人才储备。
3、没有重工业，注定要挨打
民国前期，国人的危机意识，庞大的本土市场，推动了民族工业的逐步崛起。
工业化是大国崛起的唯一路径。大道无形，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有钱能引进技术和产业，但资本、技术未必能催生工业精神和工业文明。
没有苦力，中国对世界影响就变零
在民国的“民间自主企业时代”，中国货的竞争力突然迸发出来，主要靠什么？廉价劳动力。
那个时代的中国劳力，廉价程度甚至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年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政论家德富苏峰，提出过如下论断：
“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真实原因。”
“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命。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进行交换，廉价对待人命使中国能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可怕的势力。”
“没有苦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变成零。”
中国劳工的超强“竞争力”很受企业主青睐，连日本政府也对中国劳工“情有独钟”。
一战时，北洋政府在日本的怂恿下加入交战一方协约国，等于中国也是参战国。作为参战国，中国军人并没有出现在一战战场上，出现在战场上的主要是中国劳工。这是为何？
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办？
好在日本也没看上中国军队，并不需要中国出兵支援日军，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的人群：劳工。
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十几万劳工。而日本在一战的作为，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对德作战，参战人数23000人，整场战争中日本阵亡人数最少，仅300人，但攫取的利益与英法不相上下，可谓远东最大赢家。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中国在一战中阵亡了5000人，但未能分享任何胜利果实。
商人没有祖国
直到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90%以上源于轻工业。斯大林在世时，曾一针见血指出：
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我们就会变成外敌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中国商人很会做生意，很多大商人与外资洋行合作赚快钱，其中财力雄厚的江浙财阀甚至做政治生意即为蒋介石筹集军费。但中国商人再有钱，也几乎不会考虑投资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航空、造船、化学、钢铁等重工业，需要持续投入巨资，而且长期看不到经济回报，中国商人根本不会感兴趣。国民党时代的海军投资还比不上晚清，30年代国民党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
以末置财，以本守之
在某著名话剧中，一位高大商人在决定如何处置收来的地租时，首先排除的选项，就是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他认为土地最保险，地价肯定是不断上涨的，不可能有跌的时候。工厂万一经营不下去了，只有折价卖掉厂房和设备，可能本钱都收不回来。最好买地收租，收了租再买地，长此下去，就能平稳地做大家业。
以末置财，以本守之。国人浓重的土地情结，限制了资本向工业领域的流动。至今，国人仍热衷于收租经济。
一旦爆发战争和饥荒，工厂机械设备还可装船运走，到大后方，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但是土地没法背着跑。
4、工业文明失落的“黄金十年”
1928年至1937年间，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从统计数据上看，这期间民国政府的工业成就十分耀眼，兴建了很多农田水利设施，开发了很多矿业资源，修建铁路2万多公里，公路增开8万多公里……
宏观数据往往会造成一些繁荣假象。判断国家实力的强弱，要看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钢铁工业，民国政府一直倾向于从国外 进口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吃回扣，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严重倒退。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民国黄金十年”反而全不能造了。
1928年之前的16年里，中国正在缩短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皆出自民间企业。到蒋记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反而没什么科技成就了。为何会这样？
1928年，蒋介石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江山一统，当然是以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名义。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
1928年至1940年间，民国进入“统制经济时代”，党国体制的一大核心内容就是“经济管控”。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即国家资源委员会，当时广受热捧。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从德国和苏联学来“用行政力量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坚信“苏德模式”能避免市场的竞争消耗，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
统制经济不限于单纯的经济范畴，更是政治角力，党国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角力。
1931年11月，蒋介石与上海各界名流的一张合影，上面有很多银行家，如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还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这些名流多属于“江浙财阀”，他们支配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上海钱庄、织布厂和纺纱厂，以及主要的船运公司和大多数开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史量才。这绝非偶然，在掌权者那里，从无偶然。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与政权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非依附关系。史量才正因为不依附于国民党政府，才被军统暗杀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那条路恰恰是史量才出钱修的。
这是党国时代非常阴暗和残酷的一面，工业界、金融界弥漫着不寻常的压抑感。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强硬的中央集权，就不能扫平“内乱”，应对外部（日本）的战争威胁。
苏联和德国搞经济集权，是要集中力量提升本国的“极端制造”能力，超级战列舰、重型轰炸机、大型航空母舰等“极端装备”需要何等的国力才能造出来。
国民党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而民营企业往往是基础技术的创新主体（至今如此）。
1937年前后，日本的技术实力仍落后西方10年以上，但相比中国，则要领先一个时代。
国民党政府在军重工业技术的研发上，根本没多少投入。国民党海军连一艘战列舰都没有，实力甚至远不如当年的北洋水师；国民党陆军几乎没什么远程火力，与日军交火，经常是日本兵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整团整师的部队就拼光了；国民党空军一开战就面临全军覆没。
苏联黄金十年几乎与民国“黄金十年”同期，与蒋介石相比，斯大林所接手的摊子并不算优越。
苏联的工业崛起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石油巨头阿曼德·哈默开始了在苏联的石棉矿承包冒险。哈默完全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何种程度，他说：“我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工人们用笨拙的手，钻开凿矿石，通常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用小锤将石头敲碎。矿石经过清洗后，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10里外的火车站。”原始的手工开矿，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工业水平。
哈默不得不为这个石棉矿项目做一些计划外的投资。他首先是引进设备，从美国带来发电机、气动钻，用捣碎机取代小榔头，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几分钟就完成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伐树碎石”工作。哈默还引进了50台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同时，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锯木和耕地。
工业基础如此薄弱，是很难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立足的。
斯大林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深知大国崛起的途径一定是工业崛起。当年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错综复杂，敌友难辨，外部的战争威胁始终难以消除。斯大林急切地追求国家工业化，提出“苏联必须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有大量德国专家的技术支持，苏联的工业崛起进展得很顺利。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苏联当时正被西方冷落，德国也遭到英法等国的敌视，两国算是惺惺相惜。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军重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苏联，躲过英法等国的监视。德国专家得以在苏联工厂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维持德国工业技术（尤其是军工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
1922年至1927年间，大批德国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随着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苏联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扩散的机遇，培养了一大批军重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
中国仍未能完成备战
1933年至1938年间，蒋介石积极与纳粹德国展开交往，希特勒因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在中德关系的蜜月期，中德之间的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发展迅猛。1934年至1938年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那么，中国能从德国获得什么？
1936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德国对华军火出口金额达640.5万马克，占德国军火出口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当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但是国民党政府未来得及借助德国技术，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1935年，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确定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机床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日军侵华彻底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中国未能积蓄足够的迎战实力。
1931年，日军轻易攻占东北三省，憋到1937年，抗日战争才全面爆发。八年抗战，打得好艰苦！日本是同时进犯东南亚，加上打美国、防苏联，硬是战了八年，最后因为挨了两颗原子弹才罢手。可见，当时中日两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有多大差距。
可是，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天敌日本已经给了中国足够的“备战”时间。这42年间，日本在发展，中国也没有停滞不前。“中华民国”并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只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脱胎换骨，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们，只有他们欺负别人。而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1937年，哪怕其间经历了“黄金十年”，还是没出现质的腾飞，终于招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一手举起“同文同种”，一手举起“大东亚共荣圈”，这两块政治招牌其实在显示日本对本国工业文明的优越感。
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工业精神受到压抑，加剧“中华民国”的国力衰颓。而同期的日本，财阀企业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
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互为敌国，但对于战争结果，双方的观点高度一致：日本能源不安全甚至战败，主要原因是“技术失败”。
1945年临近二战结束，美国本土已经具备每小时生产一架轰炸机的工业能力。此时，象征日本海军荣耀的65000吨“大和”号战列舰只能用酒精充作动力燃料。
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被炸成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军重工业在巨额军费的刺激下得到迅速发展，日本军舰、军机的技术水平迅速追上甚至超过欧美。比如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续航距离、最高速度，还是上升性能、盘旋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但是，为何日本最终在技术上败给了美国？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展了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民间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重视质量管理，通过发展强大的民生工业体系夺得全面的科技优势。
太平洋战争带给日本的最大教训是：一国的军事实力不只源于军重工业，民用工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美日交战之初，日本海军的技术水准甚至领先于美军，但美国以其全面的技术优势为后盾，通过实施科技资源从民用向军用的战略转移，武器规模、性能优势迅速在实战中显现。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技术追赶，尤其是20世纪前20年，日本采取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为技术引进创造氛围。在此背景下，英美等国企业纷纷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比如美国通用电气与东芝、西屋与三菱电机、标准电气与住友电工等双双成立合资企业。大量高价值技术逐渐在日本工业领域扩散，日本国力得以快速提升。但是，军部独裁改变了这一势头。
日本军部势力“不顾自己国内原料的贫乏，竟在世界跋扈”，导致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结束，技术引进随之中断，本已缩小的日美技术差距又开始拉大。
财阀企业曾是推动日本技术革新的主力，此时受政治氛围影响，更倾向通过“公关手段”讨好军部，争到利润可观的武器订单，“只要是军事需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不像德国军方急切地追求“革命性军事技术”，日本军人更强调“武士道精神”，也使财阀企业完全没有技术创新的冲动，只知道一味追求数量指标。
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无视科技进步带来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上的变化，他们仍坚持精神制胜的“非凡想法”——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
第三章：中国工业，
如何在世界格局中绝地反击
1、鏖战中的工业化雄心
技不如人、国力衰竭导致中国上百年遭受外强欺辱的历史，由此产生的那种不寻常的历史冤屈感，成为中国迅速崛起的一大精神动力。
中国的工业崛起是被逼出来的
1949年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就面临一场从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国内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农村有4000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失业的工人、知识分子约有150万人，半失业人口更多；内战还没有彻底结束，政府必须多印2倍以上的钞票来支付450万军队和150万国家机关（及企业职工）的费用；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国库的黄金储备全被国民党带往台湾，要稳定国内的财政金融更是难上加难。
党政高层本想尽量争取和平时间，专注于缓解国内的危局。不料，朝鲜战争爆发，旷日持久的高强度战争，迫使中国快速充实工业实力。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