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这个概念，如果说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谈这个“新常态”的。中文的“新常态”是从“New Normal”直接翻译过来的，字面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经济上有一些特点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这些特点又会延续形成一种新的常态。
我分六个小节来讲述。第一是美国经济“新常态”。第二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第三是讲当前中美经济周期可能有些错配的可能性。第四是我们看看周期错配的原因。第五，简单谈一下周期错配的后果。第六，看看有什么对策缓解周期错配的不利影响。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传导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新常态”这个概念，如果说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谈这个“新常态”的。中文的“新常态”是从“New Normal”直接翻译过来的，字面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经济上有一些特点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这些特点又会延续形成一种新的常态。我查了一下网上对“新常态”的回顾，大概从2002年“新常态”这个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每个月出现50次，2011年的时候“新常态”这个词每个月出现700次。但是，2002年那个时候的“新常态”和2011年的“新常态”的概念是不一样的。2002年的时候美国人讲“新常态”，主要是这么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第二个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因为当时正好是美国受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经济衰退，所以他们2002年那个时候的“新常态”主要是讲这两条。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最严重经济衰退，2010年在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一个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总裁叫做Erian重新提出了“新常态”。实际上看起来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他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概括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状态的一些特点。他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了；他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可能会进入多年的“新常态”。
我们看看Erian对美国经济“新常态”是怎么概括的：第一，就是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体不会出现类似以前普通的经济周期底部快速复苏，而是长期保持疲弱和高失业率。这个确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是出现这么一个态势。
第二，他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一个是超高的杠杆比例和过度负债，然后还有一些管理方面和制度方面的漏洞，比如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从事的一些不负责任和高风险业务，经过信贷扩张之后，需要花费许多年，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这个恢复期间，有可能政府的政策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经济条件的变化，在调整过程当中，需求不足，供应激励缺少，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增长和就业长期恶化的结果。
第三，他认为在调整过程中，政策上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误。比如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救市措施，救市措施主要是美联储，因为美联储出面为美国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救市政策买单了。但是中央银行采用的有可能有些政策工具也不是那么完美，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怎么瘦身，这也是今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四，他概括新常态使长期事业者和年轻失业人员增加，收入、财富和机会三个方面不平等加剧，将使当前以及未来几代普通百姓的就业能力和财务负担恶化。新常态也将加剧美国内部政治对立，削弱全球经济协调能力和干预地缘政治能力。
第五，华尔街依然风生水起。中央银行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坚挺的金融资产价格与疲弱的实体经济之间筑起了一个防护盾。可以理解，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有限的，但中央银行总是想方设法，希望通过价格渠道影响财富、支出和企业家的投资，最终实现中央银行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他概括了这个五条。
提出这五条之后，他对美国“新常态”做了一个展望，他认为短期预测基本是一致的。各大投行、民间和官方的研究机构，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在做宏观经济预测。总体来看，这些机构在短期内的预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大的政策失误的话，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话，没有极端的市场崩溃事件，2014年西方经济体将逐步好转，逐步恢复增长，但是经济复苏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在中期来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西方经济体内部可能超越愈合伤势的临界点，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超越潜在增长率。二是经济限于结构性问题的泥潭，导致长期低增长，金融波动性加剧的可能性加大。基本上就是两种前景。
对照前面Erian对美国“新常态”的归纳总结，对中国的“新常态”经济也可以做一些对应的总结。“新常态”在中国也有很多人研究，我在这里也只是简单地概括一下，有可能与其他人有类似的地方。
第一个方面，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官方文件对此的表述是“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至8%之间，2014年一季度增长7.4%。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作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以。
第二个方面，“保增长”和“控风险”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宏观政策常用“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来表述，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因宏观经济矛盾焦点和政策侧重点不同，往往会调整五个方面的顺序。宏观政策需要告别过去刺激依赖症。保增长是保增长底线，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控风险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之一。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主要来自债务扩张和随后的政策紧缩效应。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强力刺激措施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经济的超常反弹，杠杆率上升之后，产能过剩和局部的房地产价格泡沫难以延续，只能通过痛苦的债务紧缩过程实现去产能、去杠杆目标。去产能的典型表现是PPI连续26个月负增长。为控制局部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采纳了缓慢缩减货币供应增速、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等结构性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反腐力度，财政支出增幅也时有放缓。很显然，真正的去杠杆目标未实现之前，时断时续的结构性金融紧缩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将是常态。
第三，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以第三产业衡量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另外，中国区域结构将趋向均衡发展的新常态。如京津冀经济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第四，要素供给的新常态约束。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要素供给的新常态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下移趋势。
第五，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存在两个不平衡：一是内部不平衡，具体表现为：1）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3）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凭借低成本优势扩张贸易和经济增长上升红利吸引海外投资，形成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余额上升到让人眼红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受技术和能源结构限制碳排放量大以及环境污染影响世界气候环境；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位于中低端制造业，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严重依赖国际进口等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不断以这些外部不平衡问题对中国发难，比如汇率操纵指控、贸易争端、气候谈判、高技术转让限制等等。这两个内外不平衡是中国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源。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全面规划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和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因此，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促进内部和外部结构优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将是中国式“新常态”的重要内容。
基本上中国经济我感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如果对照前面我介绍的Erian提出的美国“新常态”的前景，我认为中国“新常态”也可以大致有三种前景：
第一，定力不够，就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保持现在微刺激这种态势，重新出台强力刺激政策，有可能使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恶化，对局部区域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经济出现断崖式堕落的可能性加大。
第二，政策误判失误，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底线，货币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
第三，比较理想的情况，能够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政策，坚守保增长这个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能够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的双倍增计划。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这三种前景也是一种猜想。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当前中美经济周期是不是出现一个错配的情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力度极大的救市策略，但效果不同。2009年到2010年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强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增速首先从底部复苏，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2010)曾用双速复苏（Two-Speed Global Recovery）来概括当时的世界经济。两年后，情况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当前，美国经济大体保持2%以上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两大经济体已经出现周期性错配。
第一，我们可以从一些短期的经济指标来看，确实是出现一些偏离。
第二，OECD先行指数显示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长背离的状况仍会延续。
第三，根据中国实体经济活动指数和美国一致指数比对。
第四，采用动态因子模型计算出四大经济体的公共因子来判断中美经济的情况。
我从这四个方面来相互印证一下中国和美国当前经济周期是不是出现了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走势。
第一，我们看两大经济体短期一致指数出现偏离。我用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一致指数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致指数。大约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红线就下降，从2012年一直到2014年都是在比较低的水平，可以说从短周期指标来看，美国经济是好于中国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历史，中国比美国差的时期，应该是从上世纪1994年一直到2001年，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1994年开始所谓的经济软着陆这么一个过程，加上98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走过一段“七上八下”的国企改革和战略性重组阶段，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经济周期方面判断的话，中国经济是弱于美国经济。而且美国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赶上新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所以美国好于中国，确实是可以理解。然后，从2001一直到2007年，美国和中国经济从周期角度来看又比较合拍一点，因为2001年、2002年，那个时候中国加入WTO以后，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这种程度更加密切了。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了一个强烈的刺激政策，强拉起来，比美国要快一点，从当年曲线图中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底部比美国那个底部要提前了差不多半年多。但是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一致指数就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OECD先行指数，可以判断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几个月经济增速背离的状况有可能会延续。我们主要看2014年的情况，红线也是中国的，蓝线还是美国的。美国也是在中国的指数上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4月份的先行指数判断，主要世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但经合组织成员国整体经济增长动力保持稳定。2013年5月以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只有南非的先行指数一直保持在100点以上，其他四国都低于100点，而且近五个月来逐月递减，显示经济增长趋于缓慢。经合组织地区经修正后的整体先行指数自2013年年底以来一直保持在100.6点，显示了该地区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美国先行指数近５个月均保持在100.5点，证明该国经济增长动力稳定，保持较高增速；从2013年4月开始，中国先行指数低于100，而且近12个月以来逐月递减，中美两国先行指数之间的缺口日趋扩大。
大家看了前面那两个综合性的指标，可能还不太理解，或者说不知道这两个指数里面包括一些什么东西。下面我就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计算，或者我以前的一些研究的结果，我向大家展示一下中国实体经济活动指数。从我算的中国实体经济活动指数也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经济活动是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
我选择了20个实体经济的指标，采用美国有一个大企业联合会的合成方法，完全一样的合成方法，来合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活动指数。这20个实体经济指标，包括工业生产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存货、房地产销售面积、房地产在建面积、房地产投资、电力生产、原油加工量、铁路货运周转量、铁路客运周转量、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玻璃产量、轮胎、乙烯、汽车产量、从业人员、实际工资总额。我选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选择多一点，我觉得可以更全面的观察一点实体经济的情况。
我采用这种方法合成，就可以得到那条曲线，我把所有指标，比如说原来是名义值的，我都换算成实际值，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我可以通过一个价格把它换算成一个实际值。出口可以通过出口价格指数换算成实际出口。名义的财政收入也可以通过价格值换算为实际的财政收入。我把所有名义值都换算成实际值了，然后合成，合成之后就可以得到中国的经济活动指数。从1992年一直到2014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也是经过了几个明显的周期。这个图上还标出了GDP增长率的月度插值，主要把这个指标和中国经济活动指数对应起来，基本上趋势是一致的，就是波动性不太一样。我们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活动指数达到新的高点之后就一直下来，一直到现在起不来了。这是中国经济活动指数的情况。
然后，我们把前面的活动指数，就是20个指标算一个实体经济活动的扩散指数，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比较低迷。这个扩散指数，我把每一个指标，比如说其中有20个指标，我把每一个指标都算出一个环比来。然后我算6个月之内的环比，我按照增长3%作为一个分界线，如果说是增长了3%的话，我就取成1，低于3%，就取成0，这样全部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扩散指数。如果低于50%，那就是有低于50%的指标都是低于3%，就是6个月环比。现在2014年7月份，我算的大约是23%左右。7月份我们看这个扩散指数比6月份略有反弹，等于23，我记得是22.7，是低于50的。这个含义就是7月份这20个指标当中6个月的环比大约有五分之一上涨幅度是超过3%的有五个指标，就是财政支出、铁路客运量、真实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其余的指标从年初2月份一直到7月份，这连续6个月累计的环比都是低于3%。对照历史的情况来看，确实不太妙，这个位置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差不多。如果说跟上世纪90年代比的话，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特别低，1993年是房地产泡沫、整个金融秩序的泡沫，我记得1993年的事情是整顿金融秩序的时候，那个扩散指数也是非常低，现在的情况也是比较低。
前面我们用的是中国经济景气中心的指数，他比我们公布的时间要慢一点。我上周查那个数还没有查到，不知道这两天出来没有。前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景气中心一致指数，只到6月份，现在我们可以算到7月份。我们把中国经济景气活动指数减去8个点，中国经济活动指数滤波之后也减八个点，然后和美国费城联储编制的美国经济一致指数也是一样的，中国的经济景气指标比美国差一点。
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美经济周期指标的系统。我用的是动态公共因子模型。具体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就不用再细说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其他文献。我把主要做法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把美国、日本、欧洲、中国这四大经济体的GDP、投资、消费等各个变量放在一起，有一个GDP、还有投资、还有消费，每个国家都三个变量，放在一起就是12个变量，一共四大经济体。然后通过动态公共因子模型，通过一个模拟的算法算了以后，就可以得出一个世界经济变化的公共因子，然后又可以算出我们每一个经济体与世界公共因子的关联，然后就可以比较。
这个图就是原始的数值，美国、日本、中国、欧盟的GDP增长率，我们把每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减掉他的均值之后放在一起。因为如果不把这个均值减掉，中国平均起来9.8%，美国是3%或者2%点几，这个比较起来就比较麻烦。我们把这个均值全部去掉以后，就可以把他放在一起。四大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可以算出来相关系数，从相关系数上来看，应该说日本和欧盟与美国的相关系数都比高一点，因为他们确实是属于发达经济体那一类，中国比日本、欧盟都要低，这是从相关系数来看。
我们算出1996年一季度到2001年一季度，中国GDP和公共因子的曲线，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图，然后可以算出2002-2008年的曲线，然后算出2009—2014年一季度的曲线。然后，我们再重点看一下这两个图就行了，一个是2009年一季度到2014年一季度美国GDP与公共因子的关系，是非常吻合的曲线，中国正好是交叉了。
再看各个变量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主要是分阶段的来看，一个是从1996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然后是2002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到2014年一季度这个阶段。重点看中国情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负的，然后第二个阶段是0.78，到后来又降低了，这三个数在前面那个图上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因为刚才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中国经济一致指数和美国经济一致指数的一个曲线的对比图，大致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然后是2001-2008年左右，那个正好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比较迅猛的时期，然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是一个阶段，所以这三个相关系数正哈是对应这三个阶段。然后从投资来看可以发现也是三个阶段。
从前面几个指标，那四个方面来看，显然就可以比较有根据的认为中国现在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是出现错配，应该说美国经济是弱复苏，但是是在复苏，中国是正在处于下降调整阶段。经济周期错配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资产负债表角度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次中美经济周期错配主要是中美两国债务出现问题，一个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之后实施强烈刺激政策之后债务杠杆率上升，目前仍处于去杠杆阶段。比如说这个去杠杆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两个指标反映。一个是PPI长期负增长，基本反映了产能过剩的现实。还有一个与房地产限贷、限购这些政策有关，都反映了去杠杆过程中，控制杠杆率继续上升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房价泡沫破裂之后，经过多次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清理和修复，经济缓慢恢复，宏观变量改善，经济复苏基础日趋好转。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好转，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失业率继续降低，原来失业率高的时候，比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最高超过10%，现在6.2-6.3%左右。当然，美联储新任主席认为现在失业还是疲弱的。第二是股市创新高，现在美国股市新高看着有点吓人。第三是美国房价平稳上升。第四是违约率下降。第五是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缩小。第六是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逆差缩小。第七是量化宽松购债规模继续缩减。我在这里只是想大家简单展示几个方面。
我们看比如说美国股市，2014年7月，从道指来看都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了，超过20%以上。纳斯达克指数也是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高峰。然后标普500也是超过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可能都快接近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前了。这是美国股市情况。房屋价格的数据我还没有更新，应该说基本上已经从底部开始回升，正在缓慢上升。其他的有一些比如说违约率下降，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其他的一些指标，然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缩小。这个也可以查到指标，经常账户逆差缩小也可以查到。量化宽松购债规模缩小，一直是在缩小，从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缩小，还有不少人认为，在2014年下半年年底之前是不是要结束量化宽松。基本上从这七个方面来看，应该说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是比较稳固的。
然后我们看一看周期错配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如果我们确认美国经济看好，中美周期错配这个大环境当中，美国经济预期好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是正反两个方面。有利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经济复苏可以带动全球经济好转，通过贸易渠道，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优化配置等等，使中国经济增速也有所恢复。第二，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因为受美国经济预期向好，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滑这种预期影响，有可能美元进入强势周期，中国资金会外流，然后通过资产重估过程，中国资产价格会出现一个被迫的挤泡沫过程，也有可能挑战中国资本项目顺差，中国资本收益率低于美国资本收益率，如果这种预期自我实现的话，中国经济会出现更大的周期性问题。至少这两个方面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都存在。
很显然，第一种影响正是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化过度繁荣机制的翻版。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调整国际政治和经济战略布局，通过重返亚太、主导TPP和TTIP贸易谈判、成功实施能源战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机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存在，加上中国内部房租和工资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也有所下降。内外两方面因素相结合，决定了本世纪初中国凭借全球化机遇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因此，当前必须高度警惕美国经济预期向好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我们看看有什么对策可以避免就是中美经济周期错配对中国不利的影响。
第一，中国当前迫切需要保持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当前宏观经济稳定的有利时机，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第二就是要尽量避免与美国经济脱钩，怎么避免？要推动中美战略合作，推动中美投资协定、中美贸易谈判，通过投资贸易谈判方式来加强中国与美国经济的联系。同时加强中国与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抑制房地产投机，在稳增长当中逐步去杠杆。因为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也下降了，而且房价同比、环比特别是环比最近也出现一些下降。在比较平稳的过程中去杠杆可能才是比较好的结果。
第四个方面就是要通过改革加快经济转型。通过创新驱动战略，保持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2014年4月以来，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比如增加水利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建设、加快保障房建设、定点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人民币汇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利用中国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加快自贸区建设、试点TPP类似条款等等，都是符合中国式“新常态”经济的底线思维的。
固然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也受短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只要没有大的政策失误和地缘政治冲突，只要中国始终坚持推进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释放改革红利，中国十二五期间还不至于收敛趋同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水平，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第三种前景值得期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