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倩，知名财经作家，私募人士。对产业经济学有独特研究，陆续发表产经评论近百万字。曾为多家职业机构做过投资和企业分析，为大户资金的运作做过操盘策划，有独特的资本经营能力。被誉为“难得的视野极为宽广的财经观察家”。
已出版有《财务总监》《投资总监》《操盘》《操纵》《颠覆：商业模式的危机与新生》等多部财经著作。
周倩
第一章：日本振兴，
为何屡屡以中国为对手
1、绕不开的千年对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已普遍思索着一些共同关心的宏观问题：
为什么一些传统的工业大国（比如西欧国家）抑制不住衰落趋势，而一些后起国家却能跻身世界工业列强？为什么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比如海湾国家）未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却能捷足先登？为什么同为振兴民族工业努力的国家，有些成为工业发展的后起之秀，有些（比如拉美国家）却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或尖锐的城乡对立、贫富分化局面？
“捷足先登”“跻身世界工业列强”“后起之秀”所指的，都是当时的日本。那时，中国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尴尬、最大的觉醒、最大的意外、最大的反思，都来自我们绕不开的千年对手——日本。
“中国崛起”背后的难言之隐
1982年，宝钢一期工程耗资178亿美元从日本引进设备，几乎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
1985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达到60亿美元。当年中国进口汽车33.5万辆，其中进口日本车25万辆，用汇25亿美元，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告罄。
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包括35%的电气化铁路、36%的污水处理设施、12%的港口，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工业设施遍布全中国。
1995年，中日家电“价格战”不断升级，日本东芝声称不惜花费30亿美元挤垮长虹彩电，彻底击败海尔冰箱、格兰仕微波炉。
2000年，中国向日本出口额最大的前五种商品是：妇女衣料（非针织品）、针织筒形布和套头衬衣、男西服和夹克、T恤衫、原油；日本向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五种商品是：半导体、产业用机械、半导体制造装置、办公设备零部件、电视机与雷达等设备用的零部件。
2004年5月，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中指出：没有日本的机床和特殊钢，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没有比中国国内价格高20%的日本建筑用H型钢和耐用机械，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离开“日本制造”，中国就会一筹莫展。
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统计，中国数字设备进口依赖程度是：光纤设备100%，高端医疗设备95%，集成电路设备95%，石油化工设备85%，纺织设备80%，数控机床、胶印设备70%……
以上事实，似乎是在警醒国人：如果“中国制造”的技术竞争力不够强大，将会面临被工业强国“经济占领”的风险。
战后迅速复兴的日本，将产业竞争视作一场全面持久的“经济战”。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都是“武士”，要使日本产品攻占过去战机、军舰都未曾到达的地方。
不用枪炮胁迫，“经济战”往往是师出有名，言之凿凿，代价极小，获利极大，还受到所在国的法律保护。
难以抗拒的日货攻势
韩国政客总喊“抵制日货”，不知喊了多少次，但是韩国进口的日货年年增长，2012年韩国人均消费日货1500多美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韩国更“爱”日货。
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出现严重恶化，国内也在喊“抵制日货”，但是当年的中日贸易，日本仍赢得260亿美元以上的顺差。
日货冲击，已成为中国、韩国这两个制造业大国“无法抗拒的爱”。为何会这样呢？
日本企业军团对华、对韩形成这样一个布局：藏在中韩两国产业的核心地带，但两国民众并没有感受到，民众只知道那么几个品牌。其实，索尼、东芝、松下、本田这些所谓大牌，在日本只是“小玩闹”。真正那种日本的“央企”，不会做具体产品，只做装备制造、技术专利、金融、商社。
中国制造了全球至少一半的洗衣机、袜子、摩托车、彩电、青霉素、钟表、玩具、纽扣等产品，但是中国的制造车间里，高精度机床及其他关键仪器设备，2/3要依靠进口。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仅占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都要交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中国当然是很吃亏了，而日本是主要获利者。世界上最主要的技术专利和工业设备出口国，就是日本。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都认为“日本人居住在小兔笼子一样的房子里，从早到晚拼命劳动，疯狂地向全世界销售汽车和彩色电视”。可是，从1994年开始，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那么，日本究竟“失去”了什么？
欧洲、美国超市中的生活用品，商场中的玩具、衣服、家电，以前的“日本制造”迅速被“中国制造”取代。日本制造业企业出于成本和市场考虑，大量迁往中国大陆。由于制造业持续外迁，日本GDP有20年时间几乎没有增长。
2010年，日本GDP已经被中国超越，但并不表示“日本制造”在衰弱。相反，日本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结构正变得更专注、更精细。
如果日本还像三十几年前那样，疯狂地向全球倾销消费产品，那将成为中国、韩国制造业的敌对一方。如果销售的是“资本财富”，生产设备、零部件、原材料，那就会是对方的“同盟”。
日本现在已不再是最终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而是出口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日本制造”一直处在世界产业链上游。
世界产业链第一级是美国，全球70%的知识产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产业链第二级是德国，工业体系很完善、很强大，拥有相当数量的知识产权，应用技术十分发达；产业链第三级是日本，在多数工业领域拥有世界最尖端技术，但是工业体系存在不少短板；至于中国，仍处在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第四级，日本正好在我们的上游。
2、赢在“资本财富”
几十年来，“日本制造”强大的竞争优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可是，国内媒体总喜欢讲日本正在经历“失去的20年”。这根本不是事实。
在日本企业最辉煌的1994年，“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前四。之后的20年里，日本企业似乎在走下坡路，而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家数年年上升，但大多是国有企业，很难全面真实地体现中国真正的产业竞争力。
20多年里，被挤出“世界500强”的日本企业越来越多。这期间，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什么是“资本财富”
前些年，在日本出口产品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技术高积累、知识高积累的高附加值产品。汽车等消费品的占比约为20%，70%以上是不易被替代的零配件、原材料与机器设备等资本财富。
那么，资本财富具体是哪些东西？
关键零配件：比如，华为手机在2013年的全球销量超过6000万部，但华为70%的手机零部件从松下、日本显示器和村田制作所采购。这些关键零部件，如果国内企业能有效供应，华为何必舍近求远？
关键原材料 比如，日本“京瓷”制造的陶瓷切削工具“削铁如泥”。日本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陶瓷发动机，独有高压输电线的绝缘瓷瓶技术还为俄美战斗机提供陶瓷材料。美国Intel垄断了相当于电脑心脏的微处理器（CPU）的生产，但非常关键的陶瓷封装工序完全依赖于日本“京瓷”。
关键生产设备半导体被称为“信息化的粮食”，制造半导体芯片要使用高级光刻机，而全球70%的半导体光刻机由日本制造。光刻机，号称人类迄今所能制造的一切机械中最精密、最关键、最昂贵的机械，对晶片进行光刻操作时，定位精度达到0.1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日本制造”的高明之处，在于总能在细节处影响全世界。
轴承，这是战略物资，旋转的机器都要用到它。二战时，英美盟军的战略空军专门轰炸过德国的轴承工厂。中国已是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但是国内制造的远洋船舶很少用国产轴承，多是进口日本、德国制造的轴承。
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小小的螺母却不得不进口自日本一家只有45名员工的小微企业即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和谐号”列车上使用了2万多个螺丝，在时速250公里的行进中，若固定螺丝的螺母发生松动，导致重要装置脱落，就会酿成重大事故。世界上做螺丝螺母的企业多如牛毛，能生产使用在高铁列车上“永不松动的螺母”的企业只有一家，就是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三矢株式会社拥有全球最尖端的镀金技术，能满足制造业的各种要求。世界市场上销售的汽车，50%以上都装有三矢镀金加工的引擎感应器。
东京三鹰光器株式会社这么一家仅有50名职工的小微企业，却能制造出装载于美国航天飞机上的特殊照相机，后来，三鹰光器又将宇宙技术应用于神经外科显微镜，并占据全球市场70%的份额。
LED（发光二极管）产业前景一直被看好，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神奇的“画卷”彩屏、国庆60周年阅兵式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幅彩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1万平方米的LED大屏幕都应用到LED技术。中国有超过1000家LED企业，但其收入不敌日本日亚化学一家的50%。日亚化学自2003年以后连续十几年排名全球第一。
树研工业株式会社，这家只有70多个员工的小公司开发的粉末齿轮，占全球超小齿轮市场70%以上的份额。树研工业是从1982年着手制造1000分之2克的手表的零部件起家的，花费20年时间，于2002年全球首次制作出重量为100万分之1克的齿轮。即使已经精细得这么惊人了，这家企业仍在琢磨如何实现“纳米级的加工精度”。
当我们片面且固执地认为日本“失去了20年”时，却很少思考另外一个现实：为何“日本制造”的中高端地位仍不可动摇？
将次要战场留给中国
以专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名噪一时的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认为：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无视乃至否定日本经济的强大实力，日本制造业仍处于相当健康的状态，而且规模超过金融业。日本金融制度与中国相比，仍有先进完善之处。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日本将会显示强大竞争力。
日本在“失去的20年”里，产业结构越来越精细化了，很多日本公司几十年只研究一种零件，只做一个产品，做得世界闻名，效益非常好。
日本人制造的产品，是基于自己看准的市场而磨炼出的独有技术，日本企业不追求做大，而是力求成为具有某种世界第一的“唯一企业”。
在企业经营中，经常讲“核心竞争力”或者是“选择和集中”。日本人理解自己的强项并到强项领域中去竞争。他们懂得“干哪行吃哪行”，蓄意去干自己不擅长的事（比如打价格战），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日本很多利益都藏在其他国家品牌的背后。日本在中国有一万多家企业，在全球更多。“日货”和“中国制造”的定义需要更新，中国品牌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如果不是自己的，可以被称为“MadeinChina”(在中国制造)，却是“MadebyJapan”(由日本创造)。人们应当醒悟，并不是日本依赖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甚至欧美都在依赖日本的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
家电、手机、电脑等消费品早已不是“日本制造”的主战场了，日本企业已经没有依靠价格来进行竞争的必要了。
对于日本不愿再去制造的产品，今后由谁去制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些最终产品，不论由中国还是韩国制造，其主要零配件和生产设备几乎都是日本制造的。而且在那些零配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在世界上独占整个份额的。
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越是向前发展，日本企业就越有钱赚。日本可以向世界各地的制造基地，销售只有日本才能制造的上游产品。所以，中韩两国制造业的迅速腾飞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
3、中国制造PK日本制造
中国制造PK日本制造，往往呈现出这样的状况：
中国制造商因为技术积累不如日本对手，总想通过并购＋价格战的办法赢过对方。
日本制造商因为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只能通过不断强化的技术力量赢过中国。
彩电行业在这方面最明显。彩电产品经历过三个时代：模拟电视时代、等离子时代、液晶电视时代。
日本彩电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统江湖，10多年后，中国企业靠打价格战奋起直追，长虹、TCL、康佳等巨头完成了超越。可是，进入等离子时代，中国因为不掌握技术，感觉很被动。怎么办呢？
2004年，TCL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并购了法国汤姆逊。我们原以为只要拿下核心技术，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彩电制造王国，为此TCL集团搭上了整个集团6年的利润。引进消化、吸收并购是需要花大钱的，而并购，国际上的失败率是70%。TCL能拿下汤姆逊，显然彩电王国是中国，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日本制造商用一年的时间，通过技术突破和领先，使我们这场胜利瞬间化为泡影，液晶时代来临了。日本夏普正是液晶之王。我们又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攻克了液晶面板的技术难关。在此期间，国内家电企业要制造电视，非得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进口液晶面板。
TCL集团在等离子时代的重大挫败，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存逻辑的重大挫败。
生存压力下的技术突破
“日本制造”的生存逻辑是：
将1吨价格1万日元的铁矿石，用高炉融化并做成钢板，1吨重的产品就变成5万日元。再将钢板加工成汽车，1吨重的产品就变成100万日元。也就是说，加工1万日元的东西，制作成5万日元的东西，再加工成100万日元的产品，价值上升了100倍。这样的附加价值，就是制造业的价值，也可以说，是日本经济的根本点。
日本制造业作为出口产业的冠军，一直支撑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资源匮乏的日本，若没有进口就无法生存，而要进口，就必须先通过出口赚取外汇。
在日本人眼里，产品的附加价值关系日本的生存。要提升产品附加值，就必须要有与之相当的技术。构成日本经济的主轴是技术力量，而制造技术却因为要不断地变化下去，所以，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开发。
近10年来，日本GDP一直徘徊在500万亿日元上下。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有多少？近几年，这个数字为25%左右。
日本制造业产出，仅为GDP总额的1/4，剩下的3/4产生于制造业之外的领域。制造业是很重要，但是日本不会因为制造业强大就认为没有后顾之忧。
而且制造业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还叫制造业，但现在的日本，已经见不到过去那种工人片刻不离传送带拼命工作的场景了。现在的制造业是所谓的设备(装置、零件)制造。比如，嵌在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中的CCD芯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必用的微型多层陶瓷电容，汽车上的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零部件，都只有在日本才能制造出来，全球几乎被日本垄断。
技术和成本不代表一切
造船业曾经是日本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早在1956年就站到世界顶峰，并一直将这个地位保持到了1998年。1999年至2000年之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造船业霸主，不过，韩国的造船业霸主地位只维持了10年。
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只有5000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外贸总值冲高到25000亿美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船舶工业进入近10年的高速增长期。2010年，英国造船和海运动态分析机构克拉克松认为：在显示造船业竞争力的三大指标即完工量、手持订单量、新接订单量方面，韩国把所有的世界第一都让给了中国。
中国造船业除了国际市场份额已冲到世界第一，也获得很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比如，代表船舶制造业最高技术的LNG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世界上只有中国、日本、韩国能造；中国自主制造的30万吨远洋油轮，从8000公里外的中东装载石油运回中国，每吨运费仅相当于用小货轮自广州至福州的价格。
可是，制造业不是只拼技术，也要拼工艺和效率。
中国和韩国建造的船只，船体钢板结合部总存在一些瑕疵。新船可能还看不出来，海上漂几年之后，船体钢结构在咸湿海风的侵蚀下，难免会出现斑斑锈迹。但日本建造的船只，即使是10多年前建造的旧船，也不会看到生锈的痕迹。为什么呢？日本的船只船体钢板结合得非常完美。实现这个技术，大大削减了建造时间，降低了造船成本。
哪怕现在中国、韩国每年建造的船只数量多于日本，但是，在生产效率和作为基础部分的技术水平方面，还远远不能和日本抗衡。
船舶制造中要用到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尽管国内也造得出来，但工艺和效率却不尽如人意。比如大型船用发动机的机身，是发动机的关键部位之一，是用“龙门镗铣床”将毛坯件加工而成。这项工艺，国内报价相当高。而欧洲、日本的制造加工企业，即使算上往返运输的费用，总报价也比在国内加工便宜。
国内并非没有好的加工设备，人工费也比国外便宜，可就是没发挥出效率。为什么呢？
因为“数控龙门镗铣床”价格昂贵，最贵的能达到1亿元，开动起来大部分成本是折旧费。假如1亿元1台的数控镗铣床，机器寿命内可使用1000次，那么使用一次的成本就是10万元，开动一次就得计提10万元的折旧费。
只有加工效率越高，分摊的折旧费才能越低。但是，国内每加工一件发动机机身，需要130小时以上，欧洲或日本企业只需13小时左右，效率相差10倍。
在德国、瑞士、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很多企业可以对一件产品、一个零部件保持上百年的专注，以求深度掌握技术诀窍和制造工艺，将产品做得极端精细。品质更好，成本也能更低。
有人问日本“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日本产品要在今后也持续好卖，需要什么条件？”
稻盛和夫回答：“需要制造一级品。”
对方又接着问：“什么是一级品？”
稻盛和夫答道：“就是不会坏掉的产品。”
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二级品、三级品，也有人会觉得只要便宜就行。可是，在稻盛和夫看来，日本只有靠一级品才能生存下去。
世界是弯的
只是出口组装成品（尤其是消费品）的国家，不能算是“制造强国”。日本制造业的体系结构，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会犯严重错误。
至今，中国仍是世界上主要的技术引进国，日本则大量出口技术。这一差距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引进技术当然比自主研发便宜多了，而且能迅速转化为商业利益。而日本人不会这么迫切地想赚快钱，而是执着追求技术上的独一无二。若维持独一无二的技术，市场占有率就会作为结果而提高。你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你就有定价权，也能制定交易规则。
多年以来，为什么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总是到中国“拿萝卜当人参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城市电话系统的核心设备）完全受制于人，当时每线的成本是300多美元，但有了华为、中兴之后，每线价格一路下降到30美元。2002年山东丛林集团自主研发成功世界首台万吨油压机，之前国际市场的高级铝材价格12万元/吨，之后迅速下降到8万元，后又降到6万元。浙江吉利自主研发出中国第一款商业化的四挡自动变速箱，每只成本仅为3000元，而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1.3万元/只。联想集团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率不到5%，如果能有自己的芯片和核心软件，就可以把利润率提高到40%。
哪怕在中国的优势产业，比如光伏产业，中日技术角力也在悄然进行。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指出：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落后于别的国家，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新能源领域中国是领先于美国的，他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弗里德曼看到光伏产业的一个残酷现实：2012年，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面板生产国，占领欧盟市场的80%，全球市场的65%。曾经的太阳能行业领导者——德国Q-Cells公司，也在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下，被迫宣布破产。
（待续）
